电子商务对制造业与物流业协同集聚的影响——基于浙江省设区市面板数据的实证

本文通过构造产业协同集聚E-G指数，利用2011-2016年浙江省11个设区市数据，对制造业与物流业的协同集聚程度进行测算，并利用随机效应模型研究电子商务相关因素对制造业与物流业协同集聚的影响机理。研究结果表明：浙江省各市存在不同程度的制造业与物流业协同集聚状况，杭州、宁波、温州、金华地区协同集聚程度较高；电子商务水平、跨境电商交易、两化融合水平、快递物流行业水平、电子商务用户基础等因素对制造业与物流业协同集聚均具有显著正效应，根据实证分析结果，就电子商务驱动浙江制造业与物流业协同发展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中国装备制造业地理集聚:测度与绩效评价

集聚式发展是中国装备制造业的一个重要特征.本文利用空间集聚指数法和产业集聚结构效益指数、集聚影响指数和区位熵对2003-2008年中国装备制造业的地理集聚及其绩效进行了测度与评价.结果表明:中国装备制造业平均地理集聚度较高且上升明显,但不同行业的地理集聚度及其变化存在明显的差异;中国装备制造业地理集聚的结构效益在下降,各地区装备制造业产业集聚结构素质和产业集聚专门化率差异明显且变化趋势不同.装备制造业的地理集聚度与绩效变化及其区域差异可以为政府的产业集聚政策提供决策依据.     

电子商务发展、私营制造业集聚与区域创新效率

在对互联网技术和区域创新效率研究的基础上，基于电子商务商业模式视角，系统分析了电子商务发展、私营制造业集聚，以及二者的交互作用对区域创新效率的影响，并利用2014－2017年我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运用OLS回归分析开展实证研究。结果表明，电子商务发展对区域创新效率产生先升后降的倒“U”型影响，而私营制造业集聚在其中发挥了显著的调节作用。在政策建议方面，提升区域创新效率水平，应根据各省电子商务发展实际情况，推动区域电子商务发展；加强市场环境建设和网络知识产权保护力度，保障电子商务持续健康发展；构建良好的区域创新支持体系，促进私营制造业转型升级。     

产业互联网对浙江省制造业集聚程度影响的实证研究——基于浙江省2008-2017年面板数据

本文使用EG指数测算浙江省制造业分行业集聚程度,发现集聚产业集中在低端技术制造业和高端技术制造业。随后从信息基础设施建设、信息产业发展、信息技术创新科研三个维度,构建产业互联网测度指标体系,研究产业互联网对不同产业结构制造业集聚影响的差异。结果表明,产业互联网对低端技术制造业的集聚起到弱化作用,而对高端技术制造业的集聚起到促进作用。信息产业发展显著弱化低端技术制造业集聚,而促进高端技术制造业集聚;信息技术创新科研会促进高端制造业集聚。     

我国制造业集聚度测算差异的Meta分析——基于行业异质性视角

运用Meta回归分析方法,对CSSCI数据库近10年来34篇有关制造业集聚度测算的研究进行定量综述,寻找导致制造业集聚度测算不同研究结果的原因。研究发现:(1)在研究对象上,研究的行业越具体,显示的集聚水平越低,而研究区地理单元大小与集聚值测算结果呈反向关系,这可能意味着制造业集聚形成的规模效应可能并没有想象中的大;(2)在时间维度上,制造业集聚度呈现出先下降后上升的U型趋势;(3)在测算方法上,EG指数是一种较为中性的方法。建议未来研究对行业异质性给予更多关注,将研究对象由宽泛的"制造业"进一步细分测算集聚度,并结合具体的行业特征提出升级策略。     

我国信息产业制造业集聚效应与区域根植性——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研究

利用2002年以来我国电子信息产业制造业省际面板数据,通过研究电子信息制造业的区域集聚效应,探讨了我国省际水平电子信息产业制造业的区域根植性。结果发现,在省际水平上,我国电子信息产业制造业具有较强的内部规模经济效应与雅各布斯外部性,直觉上应当在高技术产业中表现较为显著的马歇尔外部性与相关产业集聚效应并不显著,表明从省际水平看我国电子信息产业还没有形成集群的协作优势,进一步的产业结构研究显示,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受国际产业布局影响大,产业价值链缺乏区域根植性是导致我国电子信息产业制造业当前集聚效应特征的重要原因。     

中部地区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发展的影响因素——基于81个地级市数据的实证研究

生产性服务业是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以中部六省共81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为研究样本,利用计量回归模型对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中部六省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与制造业不同,主要取决于产业关联程度、人力资本水平、政府投入水平、信息化水平、城市规模和对外开放水平的影响并倾向于在多样化的产业环境中集聚.     

FDI、产业集聚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基于制造业行业的实证分析

我国的FDI与产业集聚在空间上的耦合决定了将二者割裂开来研究其对制造业行业TFP增长的影响有失偏颇。本文运用DEA-Malmpuist指数法测算了2000-2009年我国制造业28个行业的全要素生产率(TFP),并将FDI、产业集聚与TFP放在一个统一的框架下分析FDI与产业集聚对制造业TFP及其分解指标的影响。研究发现,制造业TFP年均增长9.6%,其中80%以上是技术进步贡献的;行业间的技术进步差距较小,技术效率变化差异较大,而后者是TFP增长差异的主要其原因。回归结果显示,总体上,FDI存在技术溢出效应,产业集聚发挥了正的外部效应,二者的交互作用对按要素密集度分类的四类型行业TFP增长的影响具有显著差异。     

市场冲击、劳动共享与制造业集聚——基于中国城市面板数据的研究

文章基于劳动共享模型,采用城市面板数据计算了中国的劳动共享效应,并解释制造业集聚的变化.结果表明:劳动共享是产业集聚形成的重要因素,劳动共享效应会提高地区的集聚水平;城市规模对制造业集聚有正的显著影响,本地市场效应在我国发挥着重要作用;我国制造业集聚与工资溢价负相关,反映了现阶段制造业集聚与低劳动成本的糅合.最后,文章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     

产业集聚对我国能源消耗的影响——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研究

选取HHI指数测算全国29个省市产业集聚程度,将全国划分为四个区域。随机效应面板数据模型回归结论表明:产业集聚对我国能耗强度的影响应区分对待。制造业产业集聚整体上增加了中国能耗强度,服务业产业集聚整体上降低了中国能耗强度,各地区产业集聚对能耗强度影响差异性较小。稳健性检验证明回归结果基本可靠。长期来看,制造业产业集聚和服务业产业集聚对能耗强度的影响格局可能会发生逆转。     

新型城镇化提升了中国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吗？

基于2006-2017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采用基于SBM方向性距离函数的GML指数法和熵值法分别测算了中国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和新型城镇化水平。在此基础上,通过构建空间计量模型和面板门槛模型,探讨了新型城镇化对中国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影响的空间溢出效应和门槛特征。研究结果表明：新型城镇化对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空间溢出效应显著,而且存在单一门槛效应。在经济发展水平跨过门槛值时,新型城镇化对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影响的负向效应逐渐减弱,各省份之间经济发展水平呈现出不均衡性,使得新型城镇化对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差异性明显。     

我国制造业产品内国际分工与现代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研究

本文利用2002-2016年27个工业产业的面板数据探究全球生产网络下服务内容嵌入方向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中国制造业服务转型过程中在不同类型行业中嵌入结果不同,明确服务要素嵌入重点、形成新动能是推动产业升级的重要步骤。结果表明：整体产业利用生产性服务仍然更偏向以产品为中心而不是以客户为中心；当前服务化陷阱依然存在,相对于高端技术产业,中低端制造产业问题更为严重。生产性服务业技术水平无法满足当前高端制造业发展,服务素质偏低,降低了制造业经济增长率。     

渐进性抑或颠覆性：金融集聚的创新激励效应研究

基于2009-2019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采用SYS-GMM模型、中介效应模型、空间计量模型和面板门槛模型等方法,系统考察了金融集聚的创新激励效应。结果显示,金融集聚发展能够有效提升颠覆性创新和渐进性创新,且这种提升效应因地理区位和集聚程度的不同而存在异质特征。通过中介效应模型进行机制检验后发现,金融集聚可以通过缓解资本要素扭曲和劳动力要素扭曲两种途径间接促进技术创新,且在金融集聚对颠覆性创新的激励效应中发挥主要作用的是资本要素扭曲缓解,而在对渐进性创新的激励效应中劳动力要素扭曲缓解是主要路径。在空间特征方面,由于金融集聚存在明显的“虹吸效应”,对颠覆性和渐进性创新的提升作用只在本地区体现,并存在负向的空间溢出效应抑制临近地区技术创新。在非线性特征方面,金融集聚对颠覆性创新和渐进性创新的影响程度和方向都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在经济发展和产权结构门槛的约束下,金融集聚发展的驱动功效呈现边际递增态势；但只有在适度的政府引导和对外开放条件下,金融集聚才能更好的发挥创新激励效应,提升技术创新。     

环境规制、工业集聚与长江经济带工业绿色发展：基于调节效应和门槛效应的分析

为推动我国工业绿色可持续发展，以长江经济带为对象，将环境规制与工业集聚同时纳入研究框架，构建动态面板模型和面板门槛模型测算108个城市2003—2017年的工业绿色经济效率，探究环境规制、工业集聚与工业绿色发展之间的关系以及区域空间异质性影响。结果表明：工业集聚与长江经济带工业绿色经济效率之间存在“U”型关系；环境规制在工业集聚对工业绿色发展的负向作用中具有负向调节效应；工业集聚对工业绿色发展的影响存在以环境规制为门槛的双重门槛效应，影响趋势随环境规制强度的加大呈现出负向影响逐渐减弱甚至由负转正的效果，且这种逆转效果在下游地区更为显著。由此，提出长江经济带打造世界级产业集群要引导工业合理布局和有序聚集，继续采取更严格的环境规制手段并注意配套结合，推动下游地区各类创新要素向中上游地区流动，以及在引进外资时提高环保准入门槛等发展建议。     

长江经济带经济集聚对工业废水排放影响的空间溢出效应与门槛特征

经济集聚促进长江经济带区域经济发展的同时也会影响环境质量,为探讨经济集聚对工业废水排放的影响效应,本文基于2003—2017年长江经济带110个地级及以上城市面板数据,采用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空间计量模型和门槛回归模型等方法,考察经济集聚与工业废水排放的空间分布与聚类状况,解析经济集聚对工业废水排放影响的空间溢出效应并验证其门槛特征。结果表明：①经济集聚、工业废水排放总量和排放强度均存在显著的正向空间自相关性,长三角地区经济集聚与工业废水排放总量多呈现“高-高”型聚类,长江上游地区多为“低-低”型聚类,且保持较为稳定的态势;而工业废水排放强度的聚类状况则呈现出较大差异;②经济集聚存在明显的空间溢出效应且抑制工业废水排放的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均较为显著,集聚过程中经济发展水平、人口密度、二产占比和交通便利度提升会对工业废水排放总量产生正向影响。技术水平和对外开放对工业废水排放总量的影响不显著,但对排放强度却有抑制作用;③经济集聚对工业废水排放总量和排放强度的影响存在单一门槛,当经济集聚度跨越门槛值后对工业废水排放总量和排放强度的抑制作用均有所减弱。最后,建议在促进经济集聚过程中应充分关注空间因素及其独特特征,针对工业废水减排可同步实施区域内针对性治理和跨区域协同治理的策略举措,切实推进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     

高技术产业创新效率、企业规模质量与政府补贴-——基于门槛模型的实证分析

基于我国2010-2020年省级面板数据,应用面板门槛模型验证政府补贴对高技术产业创新效率的影响是否随企业规模质量水平而变化,并将全国划分为东部和中西部两大区域,以此来比较分析这种影响的地域异质性。研究结果表明,在以企业规模质量水平为门槛变量时政府补贴对高技术产业创新效率的作用效果具有显著的门槛效应,并且这种门槛效应具有一定的地域差异性,对于全国省份和中西部省份具有双门槛效应,对于东部省份具有单门槛效应。研究结论可以为我国在新时期更加合理地配置资源和指导高技术产业发展方面提供新的启示。     

产业集聚及协调发展对区域科技创新水平的影响——基于粤港澳大湾区制造业、金融业、教育的实证研究

搜集整理粤港澳大湾区11个城市2007—2016年的相关数据,采用多元回归分析方法,考察粤港澳大湾区制造业、金融业及教育行业的集聚度及其协调发展对区域科技创新水平的影响。实证结果发现:第一,金融业和教育行业的集聚度均与区域科技创新水平存在正向关系,但结果不显著;第二,制造业集聚度的提升能够对区域科技创新水平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第三,金融业为制造企业提供强大的资金保障,从而提升区域科技创新水平;第四,金融业、制造业及教育行业协调发展良好能够显著提升区域科技创新水平。研究结果表明,只有制造业、金融业及教育行业相互协调和渗透,才能有效提升区域科技创新水平。     

制造业聚集对能源绩效的影响及区域比较研究

基于2003-2015年中国省级制造业面板数据,本文运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实证分析了制造业聚集对静态和动态能源绩效的影响及其区域差异。结果显示,（1）从全国总体来看,无论在无环境约束还是在环境约束下,制造业聚集与静态和动态能源绩效及其分解指标之间均存在明显的“U型”曲线关系。（2）制造业经济发展水平与静态和动态能源绩效也呈现出显著的“U型”关系,即“环境库兹涅茨假说”在中国制造业中显著存在。其次,制造业企业规模和环境规制强度均有利于提升静态和动态能源绩效,验证了“熊彼特假说”和“波特假说”。此外,制造业外商直接投资和产权结构对静态和动态能源绩效均具有一定的负向影响作用,支持了“污染避难所”假说。（3）在无环境约束和环境约束两种情形下,制造业聚集对静态和动态能源绩效的影响作用均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其中,东部和中部地区制造业聚集主要通过能源技术效率跨期提高和能源技术跨期进步的共同作用来促进其动态能源绩效提高,而西部地区制造业聚集则主要仅通过能源技术效率跨期提高来推进其动态能源绩效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