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发投入结构对省域专利质量的影响——基于长江经济带的实证分析

实证分析2007-2018年长江经济带11个省市研发投入结构对省域专利质量的影响效应。研究结果表明,从长江经济带整体来看,研发投入结构显著正向影响省域专利质量,但以研发投入结构作为门槛变量发现,研发投入结构对省域专利质量的影响存在明显的双重门槛效应,研发投入结构的最优区间为(0.044 5,0.078 8];分地区探讨发现,研发投入结构对省域专利质量的影响存在地区异质性,对长江下游地区的省域专利质量具有显著促进作用,并存在单一门槛效应,超过临界值0.070 6,促进效应减弱;对长江中上游地区的省域专利质量的促进作用不显著且不存在门槛效应。为提升长江经济带各省市的省域专利质量水平,需合理协调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投入占比,重视两者之间的协同发展。     

环境规制对长江经济带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研究——基于外商直接投资的中介效应检验

运用考虑非期望产出的SBM模型,测度长江经济带沿线102个城市2004-2018年绿色创新效率,构建中介模型分析外商直接投资在环境规制对沿线城市绿色创新效率影响下的中介效应,并基于门槛回归模型考察环境规制在不同FDI发展水平下对城市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机制.研究表明,长江经济带沿线城市的绿色创新效率存在空间非均衡性;加强环境规制对沿线城市绿色创新效率具有显著促进作用,FDI在其中具有部分中介作用;环境规制对长江经济带沿线城市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基于FDI存在双门槛效应,呈现"N形"非线性关系.     

税制改革对制造业技术进步的影响

基于2008—2016年制造业分行业数据,采用两步回归法考察税制改革对制造业技术进步的影响。结果显示,在税制结构中,提高直接税占比显著促进制造业技术进步。此外,增值税转型改革对技术进步具有促进作用,且这一效应在固定资产投资占比较高的行业中更为显著。中间机制分析表明,间接税占比较高的不合理税制结构及间接税"非中性"特征阻碍制造业的技术进步;增值税转型改革降低企业税负,提高企业当期的现金流量,使企业投资于更高技术水平的固定资产,从而促进技术进步;信息化建设能够增强企业的创新研发和投资,并在直接税改革及增值税改革的背景下进一步提升制造业企业的技术进步。基于研究结论,提出推进税制改革的具体政策建议。     

长江经济带创新速度的空间集聚及其门槛效应研究

基于长江经济带109个城市2004—2015年的专利授权量,利用泰尔指数、变异系数、探索性空间分析及面板数据门槛模型等方法,研究其创新速度的空间集聚及其门槛效应,得出结论:长江经济带创新速度的区域差异呈现"四升四降"的双M型波动下降形态;城市间有显著的正空间作用且有增强趋势;冷热点空间分布随时间变化,热点区向长江中上游地区转移,冷点区向下游地区集聚;趋势面平缓,区域间的空间差异不明显,南方向上的城市实现了对北方向上城市的赶超;资本投入和信息化水平对创新速度的影响均具有显著的三门槛效应。最后,根据研究结论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基于外商直接投资的中介效应检验

运用考虑非期望产出的SBM模型,在测度长江经济带沿线102个城市2004-2018年绿色创新效率的基础上,构建中介效应模型实证分析外商直接投资在环境规制对绿色创新效率影响的中介效应,并基于门槛回归模型,综合考察环境规制在不同FDI发展水平下对长江经济带沿线城市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机制。研究结果表明：(1)研究期内,长江经济带102个城市的绿色创新效率存在较大的空间非均衡性,长江上游和长江中游的绿色创新效率基本保持稳定,长江下游的平均绿色创新效率呈现出不断上升的趋势。(2)加强环境规制,对于绿色创新效率具有显著促进作用,外商直接投资在环境规制对城市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中具有部分中介作用,政府加强环境规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有效限制污染型行业外商直接投资的流入,从而促进长江经济带沿线城市进一步提升城市绿色创新效率。(3)在不同FDI发展区间内,环境规制对长江经济带沿线城市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方向并不相同,存在双门槛效应,跨过第一门槛值8.293后,环境规制对城市绿色创新效率由促进作用变为抑制作用,跨过第二门槛值11.695后,环境规制对城市绿色创新效率又再次变为促进作用。     

中国省域创新产出的空间格局与空间溢出效应研究

以1999~2013年中国31个省市为基本时空单元,应用探索性和确认性空间数据分析方法,对中国省域创新产出的空间格局与空间溢出效应进行分析。研究发现:省域创新产出的高值区形成以沿海经济带与长江经济带为轴的"T型"结构;地理邻近是省域创新产出集聚的主要空间关联模式,形成京津的虹吸、上海的扩散和粤辽的弱辐射三类区域效应;省域创新产出增长率存在正向空间溢出,但若不平衡创新资源配置,省域创新产出仍将陷入持续空间分异;创新产出、人力资本和资金资本均存在正向空间溢出,经济发展水平存在负向空间溢出,创新基础设施的空间溢出不显著,各创新投入变量空间溢出的传导机制不同。     

政府补贴、税收优惠对专利质量的影响及其门槛效应——基于新能源汽车产业上市公司的实证分析

政府补贴和税收优惠既是推动创新的重要政策工具,也是世界各国扶持幼稚产业的重要手段。本文选取2010—2018年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上市公司数据,在考察两种财税政策对专利质量影响的基础上,构建面板门槛模型,从政策工具组合使用绩效分析的视角,检验政府补贴和税收优惠组合使用时对专利质量的门槛效应。研究发现：第一,两种政策均对专利质量产生了正向的激励作用,且政府补贴的激励效果更胜一筹;第二,补贴并非越多越好,而是存在一定阈值,在该阈值范围内时,税收优惠作用最佳;第三,同样,税收优惠也存在相应的阈值,当优惠超过该值时,更有利于显现政府补贴的作用,识别并充分利用该阈值,才能实现两种政策工具的最优组合。     

新发展理念下北京市创新主体投入结构产出效率动态分析

本文运用BCC模型对2005-2016年间北京市企业、高校、科研机构的专利产出效率进行测算和评价,并构建出同时包含企业、高校与科研机构在内的虚拟变量模型对三者的专利产出效率差异性进行了稳健性分析,然后通过DEA-malquist指数方法将三者的效率分别进行分解,探究其效率的动态变化情况及原因,最后利用灰色关联分析模型探究这三大创新主体各自的内部投入结构对专利产出效率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综合专利产出效率从高至低依次为企业、高校、科研机构。企业、高校与科研机构的效率总体上均在逐年提高,但企业R&D效率的提高主要来自于技术进步,高校与科研机构的效率提高是技术进步效应和规模效率降低的复合作用效果。三者各自的内部投入结构的专利产出效应存在较大的差异。对此,对三大主体创新效率的提高,从动态优化的角度提出了政策建议。     

长江经济带创新产出的空间计量经济分析

以长江经济带124个地级市、自治州和2个直辖市为研究单元,用专利授权量表征创新产出,运用标准差、变异系数、ESDA和空间计量经济模型等方法对1986—2014年长江经济带创新产出的时空演变特征及形成机制进行探讨。研究表明:(1)长江经济带创新产出的绝对差异在2001年以前增加缓慢,其后迅速拉大,2012年后明显下降;相对差异在1994年以前大致呈下降趋势,其后缓慢增加,2002年后增加显著,在2003年达到最高点,2009年后出现明显的下降。(2)长江经济带创新产出高的地市数量变化不大,分布较为集中,但有向中部地区蔓延的趋势,主要位于长三角地区及中西部的省会城市。(3)长江经济带创新产出的空间关联特征以正相关为主,空间集聚特征明显且空间格局大致稳定,长三角地区一直都是创新产出密集聚集的地区,而中西部地区大多是低低集聚地区,高低集聚的地市主要是中西部一些省会城市区。(4)空间交互作用是长江经济带创新产出产生空间差异的重要原因,科技投入和科技政策对长江经济带创新产出具有显著影响,经济发展、人才资源、FDI及通讯基础设施对创新产出也具有较大影响,传统基础设施对创新产出作用最小,而外资在区域经济中的渗透程度对创新产出具有抑制作用。     

环境异质性对长江经济带创新绩效的门槛效应研究

绿色发展与创新驱动的深度融合对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采用改进的DEA模型测度2004—2017年长江经济带沿线108个城市的创新绩效,并采用面板门槛模型,揭示长江经济带沿线城市污染排放(EP)、环境治理(GE)、人居环境(RE)等环境异质性因素对创新绩效的影响机制。结果表明:(1)研究期内,长江经济带上、中、下游地区城市的创新绩效整体上在波动中稳步提升,且存在较大的空间非均衡性;(2)污染排放对沿线城市创新绩效的影响呈现显著的双门槛特征,跨越第二门槛之后,污染排放对沿线城市的创新绩效产生一定的抑制作用;(3)环境治理对创新绩效的正向双门槛影响随着城市人均GDP的提高不断增强,而人居环境的正向单门槛影响随着城市人均GDP的提高不断下降。     

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保护中政府与企业的演化博弈分析

针对环境保护"费改税"背景下,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保护中政府与企业的策略选择问题,构建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保护政府监管的演化博弈模型,揭示了政府与企业间的策略变化。研究结果表明,政府监管成本、企业合法排污所增加的成本、企业合法排污所增加的收益和企业违法排污遭受的处罚等因素对政府与企业的策略选择有重要影响。在此基础上,提出建立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协同保护机制,充分发挥环境保护税的经济杠杆调节作用,实行最严格的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保护制度等对策建议。     

政策效应是否等同?——基于所有制的比较分析

政府资助是企业创新活动的重要资金来源，不同所有制的企业在政府资助下的绩效是否表现出差异性？本文建立回归函数与向量自回归（VAR）模型，研究政府直接资助和税收优惠两种资助方式对不同所有制企业创新产出的影响。结果发现，政府直接资助对我国内陆企业的创新产出未表现出明显促进作用；国有企业的创新产出与政府直接资助和税收优惠的关系不显著；私营企业等的创新产出对税收优惠表现出更大的响应。     

长江经济带经济集聚对工业废水排放影响的空间溢出效应与门槛特征

经济集聚促进长江经济带区域经济发展的同时也会影响环境质量,为探讨经济集聚对工业废水排放的影响效应,本文基于2003—2017年长江经济带110个地级及以上城市面板数据,采用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空间计量模型和门槛回归模型等方法,考察经济集聚与工业废水排放的空间分布与聚类状况,解析经济集聚对工业废水排放影响的空间溢出效应并验证其门槛特征。结果表明：①经济集聚、工业废水排放总量和排放强度均存在显著的正向空间自相关性,长三角地区经济集聚与工业废水排放总量多呈现“高-高”型聚类,长江上游地区多为“低-低”型聚类,且保持较为稳定的态势;而工业废水排放强度的聚类状况则呈现出较大差异;②经济集聚存在明显的空间溢出效应且抑制工业废水排放的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均较为显著,集聚过程中经济发展水平、人口密度、二产占比和交通便利度提升会对工业废水排放总量产生正向影响。技术水平和对外开放对工业废水排放总量的影响不显著,但对排放强度却有抑制作用;③经济集聚对工业废水排放总量和排放强度的影响存在单一门槛,当经济集聚度跨越门槛值后对工业废水排放总量和排放强度的抑制作用均有所减弱。最后,建议在促进经济集聚过程中应充分关注空间因素及其独特特征,针对工业废水减排可同步实施区域内针对性治理和跨区域协同治理的策略举措,切实推进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     

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碳排放效率的影响——基于长江经济带108个城市企业数据的分析

【目的】本文旨在测度生产性服务业微观企业集聚水平的基础上,分析其对于碳排放效率的影响方向与具体作用程度,为激发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环境正外部性提供科学依据。【方法】首先,在集聚理论与熊彼特创新理论的基础上,从规模效应与技术效应两方面阐述了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碳排放效率影响的作用机制。其次,从企业进入的角度出发,构建既反映宏观层面生产性服务业的“存量”集聚,又能体现微观企业进入动态性“增量”的生产性服务业复合加权集聚指数,并基于超效率SBM模型测算长江经济带碳排放效率。最后,建立动态空间杜宾模型与面板门槛模型对二者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检验。【结果】①长江经济带碳排放效率具有明显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在时间维度上具有路径依赖特征,前一期碳排放效率对于本期碳排放效率影响较大,呈现“雪球效应”。②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与碳排放效率之间存在正“U”型关系。无论是直接效应还是溢出效应,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碳排放效率的作用均会由负转正。相对于短期效应,长期效应更为显著。③产业结构、技术创新与市场化三大约束机制均表现出显著的单门槛特征。产业结构高级化、技术创新显著提升了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碳排放效率的促进作用,而市场化水平的提升则有利于缓解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碳排放效率的不利影响。【结论】基于正“U”型曲线的分析结果,提出了基于影响机制与约束机制作用下,促进长江经济带低碳发展的建议。     

长江经济带环境规制与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

文章探讨了长江经济带环境规制对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并创新性地引入旅游收入作为工具变量处理环境规制的内生性问题,进而考察了强化环境规制对制造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及作用路径。结果表明：环境规制强化会诱发制造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产生波动,但其通过提高技术创新和管理水平对全要素生产率起到间接补偿效应;环境规制对传统产业的影响力度明显高于非传统产业;环境规制的影响效力存在地域异质性,对长江中、上游的影响显著高于下游。据此提出相关对策建议。     

创新型城市试点建设促进长江经济带经济绿色发展吗？

为探讨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的绿色经济效应,基于2003-2019年长江经济带108个城市数据,以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为准自然实验,运用多期DID方法研究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发现：长江经济带试点城市实施创新型城市政策促进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绿色技术进步是主要原因;创新能力提升、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和政府干预增强是潜在影响渠道,政策效果在长江不同区位和不同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水平上存在异质性;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在长江经济带存在正向空间溢出效应,城市间对这一政策的学习借鉴能促进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     

长江经济带城市协同发展格局及其优化策略初探

城市协同发展是实现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目标的重要途径之一。文章基于复合生态系统、区域创新系统、关系经济地理理论,构建了长江经济带城市协同发展能力评价指标体系,并借助空间相关、齐普夫(Zipf)规模位序分析等定量方法,对2019年长江经济带城市协同发展能力进行计算分析。文章指出,长江经济带城市协同发展格局呈现上海"龙头"地位显著、城市之间差异明显、核心-边缘结构特征鲜明、不同领域关系复杂等特征。为提升城市协同发展能力,应重点构建协同创新网络、发展双向"创新飞地"、重视多领域协同互动,推动实现长江经济带发展的国家战略目标。     

长江经济带财政科技投入绩效及影响因素分析

运用超效率SBM模型和ML指数对长江经济带9省2市2007—2017年的财政科技投入绩效从静态和动态两个角度进行测评,并在此基础上采用Tobit面板回归模型进一步对影响长江经济带财政科技投入绩效的外部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1)长江经济带财政科技投入绩效地区差异显著;(2)长江经济带财政科技投入绩效并不稳定;(3)从长江经济带整体来看,市场化程度、高等教育水平和产业现代化水平对财政科技投入绩效的提升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而对外开放水平对财政科技投入绩效的提升则有显著的抑制作用,经济发展水平和政府规模对财政科技投入绩效的提升并没有显著的作用,但这些外部因素对不同区域的影响存在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