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大学校长遴选制度研究

坚持校长遴选制度是哈佛大学长盛不衰的重要原因。哈佛大学校长遴选制度源起于学术自由和大学自治。遴选制度由遴选主体、遴选标准、遴选程序等构成,有助于大学制度的民主化和大学校长的职业化。适时适势借鉴哈佛遴选校长制度,将有助于我国民办高校走上良性发展的道路。     

美英中三国大学校长遴选制度的比较研究

影响美英两国大学校长遴选的因素主要有“教授治校”传统、高等教育价值观以及高等教育中权力的配置。从任职条件和选拔程序来看,美英两国大学校长在选拔制度上既有共同点也有不同点。中国高校校长的遴选多采用任命制,其标准和程序套用选拔党政干部方式。依据国家的政治经济制度、文化传统及大学的发展规律,我国大学校长的遴选需要完善遴选程序的可操作层面技术,并优化大学校长遴选的社会环境。     

研究生导师遴选体系构建与实践 ——天津大学基于学术自治的改革

我国研究生导师制确立后,遴选导师的权力逐渐从中央下放至高校,形成了行政逻辑主导的研究生导师遴选制度,在遴选实践中逐步产生了系列问题。天津大学在高校研究生导师遴选的学术自治理念和基本框架基础上,切实开展研究生导师遴选制度改革：导师遴选回归学术自治,学院自主设置导师岗位;导师资格向导师岗位转变,导师选拔竞争上岗;打破导师资格僵化标准,设置独立导师、正副导师、导师团队三种上岗形式。改革取得了良好的成效,为深化我国研究生教育综合改革提供了可借鉴的实践 经验。     

法官逐级遴选制度研究

法官遴选制度是提升法官素质的重要措施,法官遴选分为统一司法考试、法官助理、从下级人民法院遴选法官以及法官交流轮岗这四项制度措施,本文将研究法官逐级遴选制度,这一制度自1999年的《人民法院五年改革纲要》以来,一直受到最高人民法院的重视,全国许多上级法院也在逐步试点,因此本文主要研究法官逐级遴选的利弊分析、主要方式及标准。     

大学校长的遴选:实践与思考——基于美国与中国比较研究的视角

美国在长期的高等教育发展历程中积累了较为成熟的大学校长遴选机制,遴选标准客观务实,随着时代的变化和不同大学的发展特色提出不同的标准。遴选程序完全由学校董事会负责运作和管理,体现了较强的公开性与竞争性。中国大学要走向世界一流大学,必须借鉴世界各国,特别是美国大学校长的遴选机制,在角色定位理念的重构、遴选指标体系的构成以及遴选程序的设置等方面进行必要的改革,才能构建起有中国特色的大学校长遴选机制,以进一步推动我国高等教育又好又快地发展。     

我国大学校长公开遴选程序的完善

教育部于2011 年12 月启动了公开选拔直属学校校长试点工作,这次勇敢的尝试改变了之前我国单一的任命制校长选拔模式。如何进一步完善大学校长的遴选办法,已经成为我国建设现代大学制度不可或缺的部分。遴选程序是遴选方式的直接表达和现实依托,其完善程度直接关系到遴选结果。本文将以合理化为原则探讨公开遴选程序的完善,以期能够为我国大学校长遴选制度的完善提供理论储备和实践依据。     

从台湾经验论大学校长遴选的几个关键问题

本文从最近10年来台湾地区的经验论述了大学校长遴选制度，主要考察了大学校长遴选制度的法源及实施程序，分析了其正面贡献及存在的制度和非制度性问题，并提出了解决问题的可能方向。     

基于胜任特征的校长遴选与培训体系

校长胜任特征模型是指担任校长角色、完成校长岗位职责所需要具备的胜任特征的总和。基于胜任特征的校长遴选体系包括遴选标准、遴选标准的提炼、遴选流程、遴选技术等要素,基于胜任特征的校长培训体系包括培训需求分析、培训课程规划、培训行为设计和培训效果评估等要素。从解决我国中小学校长遴选、培训制度中存在的问题来说,这一模型具有重要的人力资源管理价值。     

试析教育评估的专家遴选机制

科学有效的专家遴选机制是评估项目有效实施的重要保障。文章主要从专家遴选原则、遴选标准、遴选组织与实施,遴选元评估四个维度,构建了适用于教育评估项目的专家遴选机制。基于合目的性、专业性和规范性原则,重点围绕学术素养、评估素养、道德素养和心理素养四个维度开展遴选。讨论了专家队伍的规模与结构、遴选信息选取与判断、轮换与回避、遴选元评估等专家遴选实施中需要重点考虑的问题。结合高校教师学术能力评议评估实践,开展案例分析,在理论研究和案例分析的基础上,进一步指出:应着重形成贯穿评估全过程的专家遴选闭环系统、统一和灵活兼顾的专家遴选标准、多元融合的专家遴选的技术与方法,并重点把握精准遴选、专家库建设等关键问题。     

谁在遴选大学校长?——以美国州立大学为例

美国州立大学校长遴选是高度政治化的过程,受到立法机构、法院、媒体、州长、州高等教育治理机构和师生等多方利益群体的影响。基于共同治理理念下的校长遴选制度保证了各利益群体的参与权,但是也使得遴选过程变得复杂和困难,并导致诸多遴选失败案例出现。而不管是基于共同治理模式下的利益相关者参与的开放遴选,还是基于威权治理模式下的封闭遴选,都必须致力于解决参与者的合法性、权威和责任之间的平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