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奂《诗毛氏传疏》之刊行与其交游

陈奂(1786—1863),字倬云,号硕甫,晚号南园老人,苏州长洲人。清代著名经学家,后人推重为清代《毛诗》学三大家之首。所著《诗毛氏传疏》之刊行,自该帙完成之时起,陈奂即多方求援,俾其早日付刊,而陈奂诸友人亦纷纷赞助,代陈奂设法筹措。《诗毛氏传疏》最终得以行世,不仅有陈奂自身之努力,亦颇可见陈奂与诸友朋交游之一斑。《诗毛氏传疏》得名之义在于:"凡《诗》有四,今以‘诗’为建首,而以‘毛氏传’别之,曰《诗毛氏诂训传》。‘诗’是书之名,‘毛氏’为作传人姓,别     

《毛诗后笺》与《诗毛氏传疏》比较

胡承珙(1776—1832)与陈奂(1786—1863)是清嘉、道时期重要的《诗经》学家。胡氏撰《毛诗后笺》(以下简称《后笺》),陈氏撰《诗毛氏传疏》(以下简称《传疏》),各三十卷。两书同是清代具代表性的《诗经》新疏,在名物考校、语言文字训诂方面最见功力,至今仍是我们研读《诗经》的常备文献。然而对两书的研究至今罕见,笔者愿借此文以作引玉之砖。     

《毛诗传笺通释》勘误八则

马瑞臣所作的《毛诗传笺通释》是《诗经》学史上的一部力作,但书中存在的一些错讹影响着学者对《毛诗传笺通释》的理解与认识。本文以中华书局1998年出版的《清人注疏十三经》中的《毛诗传笺通释》为底本对《毛诗传笺通释》进行了校勘。     

《〈毛诗注疏〉引书引得》商榷与补遗

《毛诗正义》原貌是单疏本,南宋后,首先与经注合刊,再与陆德明的《毛诗音义》合刊。《〈毛诗注疏〉引书引得》共收录引书267种,其中误增17种,本文补遗42种,因此,按本文的收录标准,《毛诗正义》共引书292种。     

《＜毛诗注疏＞引书引得》商榷与补遗

《毛诗正义》原貌是单疏本,南宋后,首先与经注合刊,再与陆德明的《毛诗音义》合刊。《〈毛诗注疏＞引书引得》共收录引书267种,其中误增17种,本文补遗42种,因此,按本文的收录标准,《诗正义》共引书292种。     

论阮元研究《尚书》的成就与方法

清代经学家阮元研究《尚书》,取得多方面的成就。阮氏释读《尚书》经义的方法颇有特色,除了继承乾嘉学派倡导的因声求义的训诂方法,还关注《书》经古训的辑录,并结合金文材料探求词义,实开近代《尚书》研究之先风。     

扬雄《太玄》体例考辨

西汉扬雄模仿《周易》经传而创作《太玄》,但《太玄》在体例上的经传和《周易》并非一一对应.晋代范望以传附经后,将《首传》辞放在《太玄》正经前面,更给后来者在区分本经和传文上带来混乱,故本文对此梳理,以辨证《太玄》本经面目.     

《毛诗正义》校勘补遗

清代阮元与孙诒让相继对《毛诗正义》作了细致校勘,但《毛诗正义》中仍然存在不少问题,影响着学者对《毛诗正义》的理解与认识,本文即是在前人校勘成果基础上所作的补充。     

《唐钞文选集注》中《文选钞》作者及性质考

《文选钞》是保存在日藏《文选集注》中—种重要的《文选》注释.据《文选钞》注中地理知识背景、倾向,公孙罗的事迹,以及善珠《因明论疏明灯抄》所幸存的注释等能证明作者是公孙罗.《文选钞》在性质上近于“荟萃众说,钞为一帙”,这些有助于对《文选钞》的深入理解和研究.     

扬雄《太玄》体例考辨

西汉扬雄模仿《周易》经传而创作《太玄》,但《太玄》在体例上的经传和《周易》并非一一对应。晋代范望以传附经后,将《首传》辞放在《太玄》正经前面,更给后来者在区分本经和传文上带来混乱,故本文对此梳理,以辨证《太玄》本经面目。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日抄八行本《毛诗注疏》残本考略

《毛诗》注文与疏文合刻始于越刊八行本,但久已不传,唯台北故宫博物院尚存一日抄八行本残本,乃杨守敬于日本访书所得之旧藏,鲜为人知。世所通行的《毛诗注疏》皆属于十行本系统,较之前者,多有疏漏。本文对日抄八行本作简要介绍,并通过将之与单疏本、宋刊十行本以及传世诸本相比较,在考辨异文的基础上,探讨该本对于了解《毛诗注疏》原貌、纠正传世本讹误、考索版本源流与嬗变、保存《毛诗正义》异文等方面的文献学意义和价值。     

高邮王氏父子《广雅疏证补正》稿本

《广雅疏证》是高邮王氏父子系统整理《广雅》的著作,借以述其音韵、文字、训诂之学。疏证博采汉代人笺注《三苍》、《说文》、《方言》诸书,篇章次序一仍《广雅》之旧,以成《广雅疏证》10卷。前9卷为王念孙所作疏证,第10卷是其子王引之续述。     

日藏镰仓抄本《群书治要·诗》探论

作为现存较早的《诗经》写抄本之一,日本宫内厅书陵部所藏的镰仓时代抄本《群书治要·诗》以选本的方式对《诗》进行摘抄节录,以一定的选取标准囊括了《诗》特定篇章的经、传、笺部分,保存了《毛诗正义》刊成之前《诗》的部分面貌。同时,作为传入日本的《诗经》抄本,其多用俗字、虚字,与其他《诗》之版本相比多有文字异同且存在传文、笺文混乱现象。对这些现象进行深入探讨,有助于校订文字、明确传笺体例与内容,对研究特定时期内《诗》的流布情况也有一定意义。     

今传《春秋集解》作者非吕祖谦考辨

吕本中和吕祖谦二人皆撰有《春秋集解》。汪克宽《春秋胡传附录纂疏》引“东莱吕氏曰”凡七条,其中六条能够确定是引自吕祖谦的《春秋集解》,但这六条论说全不见于今传《春秋集解》,这充分证明宋元诸儒援以为据的吕祖谦《春秋集解》与今传《春秋集解》不是一书,吕祖谦《春秋集解》已经失传。今传《春秋集解》曾经后人的增补,加入了吕本中《春秋解》的论说,并析十二卷之书为三十卷,但这两种本子就其原作者而言都应该说是吕本中。又今传《春秋集解》所引数条“东莱吕氏日”来历有问题。     

四书

《四书》是《论语》、《孟子》、《大学》、《中庸》四部书的合称。南宋理学家朱熹将这四部分辑录在一起，加以注释，题称《四书章句集注》，始有《四书》之名。其中《论语》是孔子的学生和再传学生记载孔子及其部分学生言行的书。《大学》是《礼记》中的一篇，传说是曾参(Shēn)的学生记述曾参言论的。《中庸》也是《礼记》中的一篇，     

高邮王氏父子与《高邮王氏四种》

清代杰出的音韵学、训诂学、经学大师王念孙、王引之父子世称“高邮王氏父子”。王念孙的著作《广雅疏证》《读书杂志》和王引之的著作《经义述闻》《经传释词》学术界称为《高邮王氏四种》。论文简析了高邮王氏父子的学术成因,在此基础上论述了高邮王氏父子和《高邮王氏四种》仍备受当代和现代学者推崇的观点,王氏父子迄今仍为治学的榜样,而他们的著作堪为当世学术的根柢书。     

王安石释“剥枣”的启示

北宋玉安石曾奉命重新注释《周礼》、《毛诗》、《尚书》,即所谓“三经新义”.《毛诗·风·七月》中,有“六月食郁及薁,七月亨葵及菽.八月剥枣,十月获稻,为此春酒,以介眉寿”一首,其中“八月剥枣”一句虽有旧注,(剥,去也)但王安石看后,“一概不取”,而自己作出了一个“新义”,曰:剥,剥其皮而进之,所以养老也.”这恐怕是他只从“剥字的字面解释和“以介眉寿”一句联系起来作出的“新义”.《新经毛诗义》完成后颁行于学官.可是几年后王安石却向神宗上书曰:“尚有‘七月’诗‘剥枣者,剥其皮而进之,养老故也’十三字谓亦合删去.”(见《王文公文集》)王安石为什么要求删去以前对“剥枣” 的注释呢?原来王安石在     

韩国奎章阁本《书义》性质与作者再考

现存韩国奎章阁的朝鲜王朝《书》学文献《书义》抄本,其本旨虽然是为了应对朝鲜科举中的“经义”考试,但具有独特的学术价值：第一,体现出朝鲜《尚书》学的“性理化”特征;第二,较全面地展示出朝鲜王朝的政治伦理;第三,丰富与拓展了《书集传》的义理阐发。《书义》的作者题为朝鲜大儒丁若镛,但学界一般认为并非如此。根据《书义》一书的性质以及丁若镛本人的治《书》经历分析,目前学界判断《书义》是伪作的理据存在若干问题,《书义》的作者应该是与丁若镛一样曾经在成均馆读书以备“大科”考试的生员。     

《毛诗传笺》的版本流传

郑玄所作《毛诗传笺》是研究《诗经》的经典之作,其版本流传问题极为重要.《毛诗传笺》的版本可分为三大类一为唐及唐以前写本,一为唐宋石经本,一为宋及宋后刻本.现据相关资料考察《毛诗传笺》的版本流传情况.     

乾嘉学派对《四库全书总目》考据观的影响和实证

乾嘉学派,亦称汉学、朴学或考据学派。其兴盛时期正值乾隆大修《四库全书》之时。乾嘉学派以朴实考经证史为特征,讲究“考证精核、敦兹实学”,对《四库全书总目》的编修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尤其对《总目》中考据观的形成和稳定起到了决定性作用。乾嘉学派的治学风格贯穿于《总目》的各个角落,进一步说《总目》的思想体系的基点是建立在乾嘉学派考据观基础之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