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三毛上网(10)

三毛导语:那天,小二跑家来看我,说<山西档案>不见了老三毛,挺急!(这是撒谎,他什么时候看过<山西档案>?)我告他没病,稿子太多,不好排版,下期还见.他没话了.我琢磨他准有事儿.     

无为

无为被撤了职,心情很不好。无为把无住拖住直唠叨。“我唯上司之命是从,又从不为难下属,为何上下都说我不称职?”无住淡然问:“你办事的原则是什么?”“无为。”“错!无为一颤,道:“难道圣人说的话错了吗?”无住道“错的不是圣人的话,而是你!无为怒道“我按照真理去做,难道也会有错误?”无住道“憨山禅师曾见山是山、见水是水。居十年,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无为顺口接道“又过了十年,他见山还是山、见水还是水。”“那么他第一个十年和第三个十年里见到的山水,哪个才是真实的呢?”无住问。无为默然。无住说“执著于真理,就会落入教…     

记者的“身后”是什么？

从高校退休的邻居张教授是个特别认真仔细的人。一次他突然问我:“你们记者的‘身后’是什么?”我一时被问得糊里糊涂。他见我搞不明白又笑着说道:“你们在搞新闻报道,常常有个记者对着镜头作一段开场白。”“那叫现场报道,”我插嘴解释。他说:“对!就在这个现场报道中,十有八九的记者都说,‘我的身后’怎么怎么着。”张老怕我不信,边说边拿出他的记录给我看:某日中央电视台《焦点访淡》播出的《悉尼——另一个赛场》,报道北京在悉尼申奥情况。记者张洁面对镜头介绍说:“观众朋友,我‘身后’就是     

利用清静时间保护写作灵感

掘传,清代画家傅山一次给友人作画,动笔之前,他叫友人走开。友人觉得奇怪,躲在屋外偷看,但见傅山手舞足蹈,又比又划,又哭又笑,如疯了一般。友人大惊,破门而入,抱住傅山。傅山感叹:“你这是败了我的画兴!”于是掷笔不画了。这个故事说明,保护灵感是很重要的。写文章亦如作画,需要一个安静的环境。许多作者似乎都有这种感觉:若在人多口杂的办公室里写作,是很难写出佳作的。为使写作不受干扰,我多在     

稿子是记者的心血——五年记者生涯的一点体会

五年前,我跨进了新华日报的大门,担任驻扬州市的记者。回首过去的五年,在领导和老同志的具体帮助、耐心指导下,年年有稿件得奖,特别是近三年来,几乎每年有十篇左右的好稿,每年有十个左右的头版头条。名记者郭梅尼说:“稿子是记者的血啊!”如果说我那些稿子是血的话.那么是我吸收了社会生活     

谁影响? 影响谁?

提笔开写这篇文字的时候,恰逢"9·11"事件5周年.于是,许多感慨便因"9·11"弥漫开来. 五年前的那个夜晚,一个朋友在电话里急促而激动的声音使我睡意全无:"美国遭到全面攻击!五角大楼!纽约世贸中心!飞机撞的!快看凤凰卫视!"然而,我和朋友有一个根本的不同:他是居住在"高尚社区"的"精英",而我是住在大杂院里的"平民",我的家里看不到凤凰卫视.于是,我立刻打开电视,调到中央电视台,没有相关报道!又调到其他卫视,也全都是"主流媒体",一个个下来,全都没有!     

程鹤麟和他的《新闻半小时》

程鹤麟和他的《新闻半小时》终于成功了!当我从电视屏幕上听到宣读共青团中央表彰的十名“社会监督哨兵”,第一个就是程鹤麟时,当我看到他从中央领导同志手中接过奖状时,我为他的成功而兴奋不已。每一个成功者都有艰辛,每一条成功之路都有坎坷,程鹤麟和他主持的《新闻半小时》也有说不尽的甜酸苦辣!还是在1985年,我在全国电视新闻理论研讨会上见到了程鹤麟,这是他毕业后到福建电视台新闻工作     

责任感:记者的第一只眼睛——近访冯健同志

在电话中两次预约采访冯健先生,正碰上他在赶写一篇东西.他说:过几天再谈吧!曾经约过一些文艺界人士采访,听到的回答不少是“今天有会”、“明天有活动”之类的回答.而冯健则在“闭门盘货”这使我感到新鲜.离休快九年了,冯老依然笔耕不辍,退而不休,这应该是一个“新闻兵”的本色吧.     

采访就是生活——与通讯员朋友谈采访之五

新华社总编辑南振中说过这样一句话:“采访是记者的生活.”这话很有道理,既道出了记者生活的特点,又反映出采访的本质特征. 我采写过一篇《上海老乡》的通讯.这篇通讯就是在兰州附近一个小站月台上候车时发现的线索,在火车上完成采访的.当时,我准备乘火车向西到酒泉去,在月台上遇到了也在候车的某部王政委。“听口音,是江浙一带人吧?”我问.“怎么说呢?算半个祁连半个上海吧!”他把半个说得挺重.“这怎讲?”我很好奇地问.“我喝了十多年黄浦江的水,又喝了十来年祁连山的水.所以,我既是上海人,又是祁连山人.”他一字一板说得很认真.“照你这么说,我也可以称是半个上海人了.”我接上说.“噢!!”他脸上显出很感兴趣的     

血洒沂蒙的国际友人——希伯

1941年秋,汉斯·希伯出现在沂蒙山区。他高高的身材,蓝蓝的大眼睛,深褐色卷曲的头发,穿一身八路军灰棉布军装,腰佩短枪。乡亲们见了,惊喜地说:“俺队伍里有了洋八路啦!”希伯是第一个来到山东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外国记者。当时,根据地处于日军、伪军、国民党顽军三面夹击之中,生活异常艰苦。一个外国人不顾个人安危来到了这里,对抗日军民是很大的鼓舞。何况,支持中国人民抗战的外国友人,为数不少,而真正远离祖国、抛开家庭到敌后和我们一起拿起武器、并肩作战的欧洲人,象希伯一样的并不多。他热情,开朗,幽默,那些手提红缨枪站岗放哨的儿童团员对他格外亲热,争着唱抗日歌曲给他听,跟前跟后地喊叫“希大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