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任水平、合作关系与创新行为:社会交换理论视角下公立科研机构创新行为的影响因素研究

通过建立各种形式的组织间关系来促进主体创新长期以来都是创新研究的热点和政策重点。然而,当前公立科研机构与企业等外部组织之间建立的合作关系大多流于形式,难以从合作中获取真正有价值的知识和信息,对双方创新的贡献十分有限,组织之间信任的缺失可能是阻碍双方创新能力进一步提升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文章尝试从社会逻辑出发,基于社会交换理论,将信任水平、合作关系及公立科研机构创新行为纳入统一的分析框架,建构理论模型,探讨信任在不同类型合作关系与公立科研机构创新行为之间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组织之间建立密切的人际关系能够促进公立科研机构的创新行为;契约关系对公立科研机构创新行为的影响不显著,但能力信任对二者关系具有显著的调节作用,人际关系对公立科研机构创新行为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但能力信任对二者关系的调节作用却不显著,并且呈负向关系。最后,文章提出了促进公立科研机构创新的两点建议。     

领导创新支持与员工突破性创新行为 ——基于角色认同理论和行为可塑性视角

基于角色认同理论和行为可塑性理论,以某科研机构的325名员工及其直接领导为调查对象,对领导者的创新支持如何以及何时影响员工的突破性创新行为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领导创新支持通过激发创新角色认同促进员工的突破性创新行为,即员工的创新角色认同在领导创新支持影响员工突破性创新行为的过程中发挥中介作用;进一步地,员工的主动...     

新型科研机构创新绩效的影响机理研究

以长三角地区的新型科研机构为样本对象,运用结构方程模型对新型科研机构创新绩效的影响因素及作用机理进行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新型科研机构的网络关系强度、资源整合以及市场机制均对其创新绩效产生正向影响;市场机制在网络关系强度与创新绩效之间、资源整合与创新绩效之间发挥部分中介作用;创新环境在新型科研机构的网络关系强度与创新绩效之间、市场机制与创新绩效之间起正向调节作用。     

网络互惠程度与企业管理创新关系研究—基于学习能力和成员集聚度的视角

企业(或组织)之间的关系以及其在地理上的集聚程度如何影响企业的管理创新日益受到学者的关注,本文研究了企业网络成员的互惠程度对其管理创新的影响,同时分析学习能力的中介作用以及网络成员集聚程度、研发投入和企业规模的控制作用,并基于458份申报广东省高新技术企业或民营科技型企业的样本数据,运用结构方程模型方法对网络互惠程度、学习能力和企业管理创新三者之间关系的理论模型进行了实证研究。实证分析表明:学习能力以完全中介作用影响网络互惠程度与企业管理创新的关系;并在低集聚企业网络中起到更强的中介作用;同时,网络互惠程度、学习能力和企业管理创新三者之间的关系也受制于企业规模大小和研发投入高低的影响。研究结论进一步拓展和深化了产业集群和网络理论中关于外部组织是否及如何影响企业管理创新的机制的理解和认识。     

德国科技创新能力评价的做法与借鉴

德国是世界创新大国之一,已在各项高科技战略的创新政策引导下形成了由联邦政府部门、学术协会、高等教育机构、产业组织及中介部门等共同参与合作的多元化国家创新系统。德国科学委员会对科研机构绩效评价制定了总体框架,四大研究机构则在各自职责范围内对其下研究所进行有针对性的同行评价。而对国家创新系统的评价则有不同机构发布的创新能力报告,每个指标体系都对德国总体、各地方以及世界主要国家的创新能力做出分析,已达到为创新政策的制定提供参考的目的。本文认为,应根据评价对象设定评价方法,提升评价结果的国际性与综合性;兼顾评价成本与评价质量,促进评价的标准化与信息化建设;将科技创新能力评价的组织部门纳入国家创新系统中,形成联动的创新体系,使科技评价成为国家创新体系建设中的辅助性与常规性事项。     

企业创新网络结构嵌入性对协同创新能力影响的实证研究——共生行为的中介作用

以335个高新技术企业为样本,采用结构方程模型及相关技术,分析了企业创新网络结构嵌入性对协同创新能力的影响,并基于共生理论,检验共生行为在企业创新网络结构嵌入性与协同创新能力间的中介作用。实证结果表明:创新网络结构嵌入性的网络规模、网络异质性、网络开放度三个维度与协同创新能力、共生行为之间均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共生行为与协同创新能力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并且,共生行为在网络开放度与协同创新能力间起到完全中介作用,在网络规模、网络异质性与协同创新能力间起到部分中介作用。     

知识流入、企业创意与创新绩效关系研究

企业创意一直是企业创新实践中容易被忽视的因素之一,本研究基于企业创意的视角分析了知识流入对于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作用.实证结果表明:企业创意在知识流入与企业创新绩效之间产生部分中介作用.此外,在不同企业规模与研发投入的情况下,企业创意对于知识流入与企业创新绩效之间的中介作用差异也较大,尤其是在规模较小和研发投入较少的企业中,企业创意将不会对知识流入与企业创新绩效产生中介作用.     

知识型企业人力资本对创新绩效的影响研究——基于知识管理能力视角

人力资本在知识型企业创新绩效中起关键性作用。本文基于知识要素构成角度将人力资本分为显性人力资本和隐性人力资本,从知识管理能力的视角,研究了人力资本与创新绩效之间的关系,首次提出知识管理能力的中介作用和调节效应,建立了中介调节假设模型。通过实证分析结果表明: 显、隐性人力资本及其交互对创新绩效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且后者作用大于前者;知识管理能力在人力资本与创新绩效之间具有部分中介作用,在显隐人力资本交互与创新绩效之间具有完全中介作用;知识共享对隐性人力资本与创新绩效关系具有显著的调节作用,知识创造对显性人力资本与创新绩效关系的调节作用不显著。本研究为知识型企业在创新发展过程中的人力资本管理与知识管理提供一定的借鉴与指导。     

网络强度和企业管理创新:社会资本的影响

前人的研究尚未将网络强度和社会资本结合起来分析其对企业管理创新的影响,也未考虑企业规模和研发投入对这些变量间的关系的作用。因此,本文纳入企业规模和研发投入作为控制变量,研究了社会资本、网络强度和企业管理创新的关系,构建了理论模型,并以申报广东省高新技术企业和民营科技型企业的企业为调查对象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发现:(1)社会资本在网络强度和企业管理创新间起到完全中介作用。(2)在小规模企业中,网络强度与社会资本对企业管理创新不再产生显著的影响作用。研究结论弥补了相关研究的不足,对我国企业管理创新的提升具有指导意义。     

美英德法日五国的国立科研机构体制

本文重点介绍了美英德法日五国国立科研机构的科研体制和管理制度,阐述了国立科研机构在国家科技和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事实表明,以知识创新、知识传播和知识转移为主要功能的国立科研机构,在各国的国家创新系统中,都扮演着相当重要的角色。学习和借鉴发达国家先进的管理经验,为我们建设和完善我国国立科研机构的新体制、新机制和新文化,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国立科研机构如何牵引核心技术攻坚体系：国际经验与启示

国立科研机构作为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在解决事关国家全局和长远发展的重大问题上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当前,我国在关键核心技术攻坚过程中面临严峻挑战,为了更高效地发挥中国科学院等国立科研机构在核心技术攻坚体系中的关键牵引作用,文章选取著名的欧洲国立科研机构——比利时微电子研究中心(IMEC),分析、归纳和总结其在战略定位、顶层设计以及攻关体制机制等方面成功的经验并凝练启示。基于此,文章进一步思考在新形势下,我国国立科研机构应如何在核心技术攻坚体系中,探索服务重大技术突破的制度设计与组织机制创新,明确核心平台的战略定位和突破关键共性技术的战略任务,完善对相关知识产权成果的现代化、科学化管理机制,形成强大的吸引力和凝聚力,推动各类创新主体形成基于深度信任的协同合作研发,为全面提升我国核心技术攻坚体系的效能,作出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应有的贡献。     

中国科学院以院地合作推进创新型国家建设

建设创新型国家需要以国家科技资源的合理配置和高效利用为基础,中科院开展的院地合作,为国立研究机构科技资源与区域发展的结合开辟了一条新的路径。本文归纳了中科院院地合作的四种基本模式,并以院地共建研究机构为例总结了中科院在院地合作的空间布局、功能布局和学科布局等方面的经验。     

农业科研院所科技创新评价体系的构建

构建农业科研院所科技创新评价体系的目的在于准确评估院所科技创新能力,促进科技资源的优化配置,推进院所的科技事业持续健康发展,本研究选取与公益类科研院所科技创新密切相关的典型指标,建立量化比较的考评指标体系,并以广东省农业科学院院属各单位科技创新考评为案例验证了其科学合理性,期望能够给科技创新评价体系构建提供参考。     

我国战略生物资源大数据及应用

生物资源是国家重要的战略性资源。组学时代的到来催生数据量级的增长将推动生命科学研究向"数据密集型科学"的新范式转变。因此,生物资源的大数据与生物资源本身一样,也已成为国家战略资源,成为国际科技与产业竞争热点和战略制高点。目前,我国亟待加快建设国家级战略生物资源大数据共享平台,建立全面支撑生物资源保存、利用、开发、挖掘和可持续利用的技术体系,形成包括数据质控流程、数据存储中心、数据共享中心和数据转化中心的可对海量数据进行有效管理、高效分析和可用、易用的综合数据系统,支撑我国生物资源前沿领域科学发现和产业创新发展。中国科学院战略生物资源信息平台配合中国科学院战略生物资源服务网络的建设,形成了包括数据管理规范、数据汇集平台、数据门户和数据可视化系统在内的一套完整的数据生态,从而有效地促进了中国科学院战略生物资源数据的集成、共享、挖掘和利用。目前,该平台已经覆盖中国科学院植物园、标本馆、生物遗传资源、实验动物、生物多样性监测网络5类资源的42家单位,集成6 981 465条数据,且全部数据资源都可以通过数据门户进行共享。     

基于专利数据的我国华东地区医产学研合作网络特征分析

为推动华东地区医产学研协同创新体系专业化建设,基于该区域内2004－2021年授权发明专利数据分析其医产学研合作发展状况,并以6年为时间窗格,利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分析其医产学研专利合作网络演化特征。结果表明：2004－2021年华东地区医产学研合作逐渐发展为规模较大、合作密度较高的网络,并在不同时期内呈现出较为明显的演化趋势,网络规模与合作频次不断增加,子网络数量和规模也呈现增长趋势;上海、江苏和浙江发挥排头兵作用,其中以浙江大学为首的高校和以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研究所为首的研究院的作用尤为突出,高校和研究所占据网络的核心地位并逐渐形成多中心合作子网络,而医药大企业并未起到重要的作用。根据研究发现,从加快技术成果转化、激发核心节点带动作用、加强企业主导地位和提高医疗机构参与度等方面提出进一步推动华东地区医产学研协同创新发展的对策建议。     

科研机构和家评价方法研究

专家评价是管理学范畴的一个重要概念,已受到政府、企业的广泛关注。它表明在基础指标定量测评的时候可以引入“群体决策”进行专家评价。本文对科研机构的专家评价进行研究,以定性和多指标综合评价的方法对科研机构的专家评价进行分析,并在这些分析的基础上对科研机构的评价提出一些建设性政策建议。     

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发展潜力大应予高度重视

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是生态学、地学、农学、环境科学、材料科学等领域开展长期定位观测和科研工作的创新基地,是国家科技创新体系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专家在多年跟踪调研基础上,结合当前国家科技创新和生态文明建设需求,建议在国家层面加强对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的重视和统筹,加大野外站的稳定支持力度,夯实我国基础研究领域的这一重要阵地。     

Technology transfer systems and modes of national research institutes: evidence from the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Technology transfer systems (TTSs) and modes of national research institutes (NRIs) have become increasingly significant in shaping national innovation systems. However, few studies have addressed this issue in the context of emerging economies. To fill this research gap,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TTSs and modes of Chinese NRIs based on a case study of the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CAS). We clarify the institutional factors that influence the adoption of an academy-branch-institute-level TTS, reveal the policy-driven evolvement of this multi-level TTS, and elucidate the operational mechanisms of the TTS. We find that the effective collaboration between the actors within or across the three levels of the TTS could enhance the functions of integration management,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 resource allocation, and public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Through a thematic synthesis approach, we identify three technology transfer modes of the CAS. These three modes exhibit an evolutionary sequence from the CAS-region cooperation mode to the incubation ecosystem mode and then to the platform-driven mode, following the progress of the Chinese S&T system reform and the repositioning of the CAS mission. These modes have diverse demands for technological cognition and resource allocation capability that can be satisfied by the co-specialised interaction among the three levels of the TTS. Apart from the theoretical implications for technology transfer studies, our findings provide managerial implications for guiding technology transfer from NRIs.     

保存国家战略生物资源的科学思考与举措

文章从保护国家生物资源的战略高度综述了国内外对生物资源保存利用的现状和对生物资源持续利用的重要性,分析了我国战略生物资源保存和利用面临的形势,提出了强化生物资源保护立法,建立国家植物园创新体系和生物遗传资源中心,加强生物资源基础研究,提高人与自然和谐共存关系的认识等保存战略生物资源应采取的措施。强调了构建国家战略生物资源保护及可持续利用创新体系的重要性,指出了中国科学院应肩负的历史和国家使命。     

苏联专家在中国科学院：对1950年代中苏两国科学院交流与合作的历史考察

在举国上下全面学习苏联的氛围中,自1954年起,数百位苏联科学技术专家陆续来到中国科学院,以院长顾问、学科专家等不同身份,指导、规划中国科学院的制度设计和科研组织工作,并开展了大量科研合作与交流项目。论文依据中国科学院档案等原始文献,着重对这一时期苏联专家在中国科学院早期发展中的角色与作用做出历史的叙述。并以此为切入点,对中苏两国科学院在上世纪50年代这一独特阶段中的交流与合作关系作出基本评估,指出在中国科学院的苏联专家,其工作性质和职责范围以及在华地位,是一个逐渐弱化的过程;而这一变化,除受到两国不同阶段意识形态变化、中共高层对苏政策调整的影响之外,还与合作与交流中双方利益的冲突与调适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