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视野下的辞赋创作——以清代乾嘉时期为中心

清代是古代赋学的集大成期,无论是辞赋创作还是赋论都有十分重要的历史地位。赋学的繁荣除了统治者的辞赋创作与提倡外,科举试赋也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特别是乾嘉时期,针对律赋创作的疲苶倾向,赋论家提出＂以古文为时文＂的创作要求,既是辞赋文体自身的救赎,也是应合科举试赋的统治阶级意向的表现,对后期辞赋创作及古代赋学理论产生了积极的影响,而赋论强调＂丽则＂的观念也可以说是统治政策在文体风格方面的必然反映。     

祝尧的古赋流变论

祝尧把辞赋的演进分为五段:楚辞体、两汉体、三国六朝体、唐体和宋体,认为自西汉开始,辞赋一代工于一代,至唐、宋进士赋体,丽辞藻句已达极至,宋人纠枉过正,衍出说理一体.他论辞赋有四体:古赋、俳赋、律赋和文赋.古赋祖骚宗汉、以情为本,俳赋务于对偶、协韵,律赋严于声律,文赋的特征在于议论.祝尧讨论了后骚、辞、文、歌、操与古赋之间的关系,继晁补之、朱熹之后,兴文体横向比较之风.     

论苏门四学士辞赋创作及比较

黄庭坚、秦观、晁补之、和张耒并称＂苏门四学士＂,游于苏轼门下,与苏轼经常进行诗文唱和,会饭雅集。不仅文学上的交往频繁,他们在政治上也同命运、共沉浮,形成了亦师亦友的关系。作为苏门文人,四学士在辞赋创作上都有对苏轼赋风的传承,同时也有新变和个人特色的体现。又苏轼鼓励门下文人大胆创新,鼓励他们发展自己的创作个性和独特的艺术风格。正是在他的这种启发下,四学士及其门下文士们的文学风格丰富多彩,各有风骚,走上了迥然不同的发展道路,在北宋文坛上百花齐放。     

古代赋的兴起、繁荣、发展及现代辞赋的创作

我国＂赋＂源远流长,汉赋是我国赋体文学的源头,更是我国文学自觉时代的起点。期间经历了汉大赋、魏晋抒情赋、唐代律赋和晚唐小品赋、宋代的文赋等成就卓著。元科举不兴,明八股取士,但文人赋作仍有很多。尤其明末清初一批抨击阉党乱政、反对异族入侵和清末富有爱国情怀的赋家和赋作,更加拓展了赋的题材和内容。明清已还,赋论和赋集渐多,为研究辞赋奠定了基础。汉赋繁盛乃盛世必然。21世纪初,正逢盛世,新赋创作蔚为壮观,但是作家的国学修养、作品的思想深度、创作技巧还需进一步加强,尤其要向以欧阳修和苏轼为代表的宋代文赋作家和文赋作品学习。     

情深文明的诗人之赋——论薛季宣的辞赋创作

薛季宣的辞赋创作显示了当时理学对文学的宽容和对文学精神进行改造的努力。他的赋,具有浓郁情思和壮大气势,具有饱满的济世热情和追求文道统一的愿望;他的赋涉笔成趣,有极强的娱乐性,充分发挥了辞赋滑稽诙谐的传统;他的赋纵横捭阖,充分展示了其渊雅的学识和驾驭辞章的能力。他的赋虽然也多是道德之文,但是由于文学性比较强,从而淡化了、遮蔽了其中的宣道的成分,他因此也表现出一个赋家应有的特质,这是他和其他理学辞赋家所不同的地方。他的赋情深而文明,其内容的端方严正和辞藻的华丽切合＂丽以则＂的＂诗人之赋＂。     

Criticism on Sima Xiangru＇s Ci Fu in Wen Xin Diao Long

《文心雕龙》计有22个篇目论述了司马相如。其中,多数是关于辞赋创作的。刘勰列司马相如为十大＂辞赋英杰＂之一,推其为＂辞宗＂,对司马相如在辞赋史上的地位给予了高度评价。刘勰以＂繁类以成艳＂、＂断而能悲＂、＂气号凌云＂、＂丽而不典＂等分评相如之《上林》、《哀秦二世》、《大人赋》及《封禅文》诸文,揆情度理,衡鉴精当。此外,《文心雕龙》还对司马相如赋偶对、夸饰、事典、练字等手法的运用,进行了征引和剖别。刘勰的论述,对于后人正确认识司马相如赋的成就和价值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成公绥辞赋略论

成公绥跨魏晋两代,是以辞赋闻名于世的作家。其赋开掘前人未曾涉及的题材领域,大大拓展了赋的表现空间,创作上表现出浓重的＂征实＂倾向,无论从内容、特点,还是从贡献来说,成公绥辞赋创作对魏晋及以后的辞赋都有极其深远的影响。     

成公绥辞赋略论

成公绥跨魏晋两代,是以辞赋闻名于世的作家。其赋开掘前人未曾涉及的题材领域,大大拓展了赋的表现空间,创作上表现出浓重的＂征实＂倾向,无论从内容、特点,还是从贡献来说,成公绥辞赋创作对魏晋及以后的辞赋都有极其深远的影响。     

典范的意义——朱熹的辞赋创作

朱熹作为程朱理学的集大成者,他所形成的理学派别,因把＂理＂或＂天理＂作为哲学的最高范畴（＂理＂是形而上学之＂道＂,是宇宙的本源）,在后世被人们称为＂道学派＂。朱熹理学思想体系的形成主要在南宋孝宗乾、淳年间,其在理学思想指导下进行的辞赋创作,无论是书院类辞赋还是世俗类辞赋,理学思想始终都是统摄其作品的主线,但其赋作并没因此陷入单纯说理的困境,相反在其辞赋中朱熹把文道关系结合得恰如其分,形成了醇厚典雅,雍容不迫,寓理于景的文风,他的辞赋作品也因此被同时代或后代人视为骚体赋作的楷模,具有了典范的意义。     

晁补之与苏轼交游考

在苏门四学士中，晁补之在创作上受苏轼影响最大。熙宁五年，晁补之２０岁，在杭州始拜于苏轼门下，《七述》作于谒见苏轼之后。熙宁十年，苏轼离密州赴京，晁补之前往汶上谒见，并结识李常等人。元六年八月，苏轼赴颍州时，晁补之已在颍州任所。元七年三月，苏轼移知扬州，晁补之以“门弟子佐守”，公余诗酒唱和，见于篇什     

戴表元辞赋创作论——以哲理世界的深化与拓展为中心

宋末元初的戴表元在辞赋创作上取得了很大成就。戴表元的辞赋继承了欧阳修、苏轼所开辟的文赋传统。在结构上大多采取主客问答的二元模式,从文章的构思上和境界的拓展上较为精致和精深。他的辞赋具有从人生的领悟而上升到哲理思辨层次的特点。他为辞赋所做的努力体现了宋末元初辞赋风向的转变,这标志着元人的赋学标准和审美风向发生了重大变化。     

诠辞衡赋，首发其声：司马迁赋论探赜

司马迁可视为汉代首位赋论家,其赋论散见于《史记·太史公自序》《屈原贾生列传》《司马相如列传》之中。司马迁赋论可归纳为三个方面：其一,以“辞”泛指楚辞,以“辞赋”泛指汉初赋作,以“赋”特指楚辞或汉赋之单篇作品,体现了乱中寓整的辞赋观;其二,受“《诗》之风谏”的影响,提出了赋以讽谏的赋用论;其三,兼顾赋之思想性、艺术性,倡导文质并重的赋艺论。     

明清辞赋述论

辞赋是中国古典学的独有体。明清辞赋是中国辞赋发展史上的最后阶段。本系统描述了明清时期近六百年间辞赋发展的历史流程,并通过对代表赋家与赋作的重点论析,藉以展示明清辞赋的思想价值、艺术特质和历史地位。     

论扬雄儒者身份认同下的辞赋书写与赋论成就

特定的时代背景、思想环境和个人经历造成了扬雄对儒家思想的接受,他推崇儒家代表人物孔孟,认同儒家观念和儒家经典,同时捍卫孔子儒学思想纯洁性,以一名儒者的身份自居。在儒者身份的自我认同下,赋家扬雄在辞赋书写与赋论成就方面表现出浓厚的儒家色彩。赋作方面,在儒家经世思想影响下,扬雄辞赋创作体现出以赋入仕、以赋纳谏的目的;同时继承儒家美刺传统,采用修饰文辞、婉转达意的创作方法;将儒家明哲保身、重视民生的观念纳入创作内容;晚年又因赋不能“用”而“悔赋”。赋论方面,在儒家重文观、中庸观、诗怨观的影响下,扬雄最早认识到了赋文体“丽”的审美本质,率先将“则”作为辞赋的分类标准,创新建构了赋文体“讽谏”的实际功能,在中国赋论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     

扬雄“诗人之赋”义证

西汉辞赋大家扬雄关于＂赋＂的评论＂诗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赋丽以淫＂,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影响深远。但是＂诗人之赋＂涵义隐晦,引发了后人的诸多揣测。通过分析《史记》、《汉书》和扬雄本人作品中的＂诗人＂一词及《左传》中＂赋＂的用法,可知扬雄所谓＂诗人＂指《诗经》作者,＂诗人之赋＂即为《诗经》中的作品。     

入门津梁 通幽路径——读张庆利《读赋通识》

张庆利教授的《读赋通识》是集作者30年辞赋研究而成的又一倾情之作,本书细致辨析了辞赋文体,清晰勾勒了辞赋文学发生发展的历史与流变,全面揭示了辞赋文学的一般特征与各类特点,概括介绍了历代产生的辞赋学重要著作,并对辞赋文学的名篇进行了艺术的分析与鉴赏。一、沿波讨源,纵横论说在本书中,张庆利教授对赋体文学的发展进行了贯通性的描述,第二章"赋体文学的源流"用两节的篇幅分别介绍了"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赋"的发展和"隋唐以后赋"的演变,论     

从《前赤壁赋》看道家思想对苏轼的影响

《前赤壁赋》是苏轼于宋神宗元丰五年（1082年）贬谪黄州（今湖北黄冈）期间所作，因其后来还写过一篇同题的赋，故称这篇为《前赤壁赋》。全赋文字优美，将写景与抒情结合，寓哲思于写景叙事中，是古代辞赋中的优秀之作。同时《前赤壁赋》中蕴含的关于人生和自然的哲理以及苏轼乐观豁达的态度对于当代人也有着特别的启示。     

东晋南朝望族辞赋创作研究——谈琅邪王氏之辞赋

东晋南朝望族琅邪王氏作家大多博学能文、多才多艺,善于运用辞赋的形式表现作家的艺术体验;受家族文化传统的影响,不少作家具有主动献赋、润色鸿业的赋颂意识;琅邪王氏辞赋创作具有渐趋整炼、益事妍华、丽而不淫的发展趋向。琅邪王氏的辞赋创作显示出东晋南朝时期望族心目中对辞赋文学正宗地位的重视及对辞赋文学唯美之风的追求。     

刘熙载古体赋论试议

同治、光绪年间是清代古体赋学的又一座高峰,它紧承乾嘉以来的古律之争,推尊骚辞和汉赋。而刘熙载是其中最为重要的赋论家。论赋起源于“情事杂沓,诗不能驭”;提出“赋当以真伪论,不当以正变论”,提倡祖骚尊汉,推崇屈原的《离骚》和汉代辞赋,表现出道光以来赋学的崇古趋向。     

辞赋学研究的新收获——第十一届国际辞赋学学术研讨会综述

"第十一届国际辞赋学学术研讨会"取得重大收获。与会的中外学者就辞赋学理论与实践中的诸多问题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交流讨论。研讨主要围绕辞赋与京都文化,地域文献中的辞赋研究,赋家及赋作的个案研究,历代赋的文献学、语言学、文体学及文化学研究,赋学理论等6个方面展开,涌现出许多富有创见性的观点。会议在辞赋创作与评论方面也取得一定成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