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渔业资源养护与管理的法律制度评析

我国渔业资源养护与管理的基本法律制度初步形成于20世纪80年代后半期,90年代中期以来有所调整和加强,在基本立法上已经形成了较为完整的制度体系,并在渔船削减和禁渔措施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仍存在法制不完善、现有制度未能全面执行的问题:①《渔业法》配套行政立法滞后;②部分已经实行的养护和管理措施尚未有立法予以规范;③现有的渔具限制、幼鱼保护等措施未能得到有效执行;④捕捞产出控制和渔业资源分配制度缺失,仍主要依靠捕捞投入控制和技术管理措施;⑤捕捞准入制度、捕捞统计管理制度等重要的基本制度缺乏。我国渔业资源养护与管理的法制建设,既需要加强现有制度的实施性立法,也要注重基础管理制度的完善,更为重要的是加强执行。建议:①严格执行现有较为完整的管理制度,特别是渔具数量、规格限制管理和幼鱼保护技术措施,并加强《渔业法》配套立法,提高《渔业法》的可执行性;②加强基础制度建设,特别是捕捞统计数据监督与核实制度、适合我国国情的渔业资源分配制度。     

中国大鲵生物科技馆——娃娃鱼的温馨家园

大鲵——世界上现存最大的也是最珍贵的两栖动物,由于其声音酷似婴儿啼哭,所以民间俗称“娃娃鱼”,是国家二级保护水生野生动物,是农业产业化和特色农业重点开发品种,野生动物基金保护品种。     

基于生态系统的东海渔业管理研究

基于生态系统的渔业管理是目前全球渔业管理的新理念,其要求从海洋生态系统整体出发制定渔业管理决策,并运用多学科知识,加强各部门合作,实现资源开发与生态保护相协调.目前东海渔业管理面临着内外双重压力.对内,渔业资源因过度捕捞和海洋污染不断衰退;对外,中日、中韩渔业协定生效后,近海捕捞作业压力因大量渔船回归而进一步加大.因而,探索基于生态系统的管理对于解决东海渔业问题应该是一种有益尝试.实现基于生态系统的东海渔业管理首先在立法上应修订现有渔业法规,增加有关生态系统管理的规定.其次在实践中应采取多部门协作、促进利益相关者参与管理、建立海洋保护区和生态监控区、加强与日韩合作等措施,切实推进基于生态系统的渔业管理在东海实施.     

野生动物资源刑法保护的价值重塑与体系优化

野生动物资源刑法保护存在“一核心两重心”的体系结构,即以珍贵、濒危野生动物资源为刑法保护的核心,对一般野生动物资源的刑法保护依保护方式不同形成“两重心”。本文通过对野生动物资源刑法保护的价值重塑、明确生态价值和安全价值的二元化保护要求与利用价值的补充性评判机能,对野生动物资源保护体系进行优化。研究发现：①野生动物资源刑法保护体系中存在珍贵、濒危野生动物资源利用价值刑法保护拘囿的缺憾,应收缩保护范围,明确涉人工繁育的珍贵、濒危野生动物资源行为有限出罪化的具体规则。②一般野生动物资源系统性生态价值刑法保护不足,要依据一般陆生、水生野生动物资源趋同化保护趋势,明确并调适刑法保护对象。③陆生野生动物资源安全价值与利用价值刑法保护失调,要科学划定陆生野生动物物种范围并优化“野外环境自然生长繁殖”的认定标准。野生动物资源刑法保护的价值重塑与体系优化,有助于提升中国野生动物资源刑法保护的实效。     

青藏高原自然保护区特征与保护成效简析

建立自然保护区是保护典型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及珍稀濒危物种资源的基本途径。具有敏感生态系统和丰富生物多样性的青藏高原,其自然保护区建设及其成效一直以来是各界关注的重点问题。本文以最新的《全国自然保护区名录》和已发表NPP与保护成效数据为基础,分析了青藏高原保护区的组成、分布格局与保护成效。结果表明:11963年至今,青藏高原地区建成了各类保护区155个,面积达82.24万km2,占全高原面积的32.35%;2保护区类型主要以野生动物与荒漠生态系统、野生动物及其生态系统、野生动物3个类型为主,各占高原内保护区总面积的36.84%、33.35%和6.80%;3形成了以超大型保护区为主、中部和东南部分布为主、保护类型多样为特点的青藏高原自然保护区体系;4经过50余年的生态建设,保护区保护成效显著,主要表现为:珍稀濒危物种数量显著增加、濒危物种西藏马鹿被重新发现、野生动物的栖息地得到了恢复和改善及典型保护区内草地植被的生态功能增强。本研究结果可为青藏高原生物多样性保护研究和区域可持续发展提供科学参考。     

关于渔业权理论的基础研究

过去20a我国渔业的迅速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以及依法治国方略的实施,迫切要求在新的渔业法中重新构造现行的渔业权制度。本文阐述了渔业权的概念和渔业权在法律上的特点和涵义以及应该遵循的原则,分析了现行渔业权制度的缺欠,并提出了一些改革建议。作者认为,必须对渔业生物资源和渔业水体实施资产化管理,依据物权法定的原则,依法明确公民和法人取得渔业权的条件,并且顺应市场经济的要求,容许渔业权依法自由、有序地流转,才能人口出生率渔业的可持续发展。     

论中国生物资源知识产权法律制度的构建

生物资源是人类生存依赖和社会发展的基础之一。尽管我国是生物资源大国,但面临物种消减、生物被盗、物种入侵、生物技术战略挑战、惠享不公等问题。从理论和实践来看,健全的生物资源的法律结构应以公法为基础,私法和自律规范为补充的规范体系。显然,我国目前私法严重缺失的生物资源法律体系无法应对生物资源面临的威胁。因此我国应该在现有公法的基础上,及时制定全面而完整、可以调整生物资源的收集、保存、交换、开发和利用产生的社会关系的知识产权法律制度,加强创新之源的保护。作为一种民事权利,生物资源知识产权具有占有性、集体性、非智力性、地域性和无期限性等法律特征。建立我国生物资源知识产权法律制度在理论上和实践中有充分的合理性,也有坚实的国际法基础。我国生物资源知识产权法律制度的框架结构应该包括生物资源知识产权的取得、权利和义务、权利行使和限制、事先知情同意、惠益分享、法律保护及其侵权责任等内容。     

中国十大自然保护区

上世纪20年代以来,由于自然资源破坏和环境污染日益严重,自然保护区作为保存自然生态和使野生动植物免遭灭绝的主要手段,得到迅速发展。自然保护区是生物物种的"贮存库",它拯救了一大批濒危动植物,也为人类发展所需要的能源、食物、原料、药品提供了丰富的来源。自然保护区还是进行自然保护研究的"天然实验室",为研究生态和环境变化的规律以及珍稀物种的繁殖驯化提供了特别有利的条件。     

北太平洋鲑鱼渔业管理及我国的对策研究

鲑鱼渔业管理及其渔业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已成为国际上十分关注的问题。本文对北太平洋鲑鱼的种类、鱼源国、洄游分布等资源状况进行分析,并对北太平洋鲑鱼渔业管理国际公约及我国政府采取一系列保护鲑鱼的措施进行讨论,指出了我国鲑鱼渔业管理中存在的主要问题：①黑龙江中上游是中俄界河,下游经俄罗斯境内注入鄂霍次克海,每年溯河洄游的鲑鱼在到达黑龙江中游与乌苏里江我国境内之前就被大量捕捞;②我国作为溯河性鱼类的鱼源国之一,至今尚未获得参与管理北太平洋鲑鱼资源的权利;③我国存在过度捕捞及渔业水域污染等问题。建议：①提高中俄渔业合作水平;②加入《北太平洋溯河性鱼类性鱼类资源养护公约》;③提高鲑鱼增殖放流的能力;④加强关于鲑鱼资源状况的调查工作;⑤保护水域环境。     

论缔约方科学机构在履行《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中的作用

《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CITES）旨在确保濒危野生动植物的生存免受国际贸易的威胁，是保护野生动植物资源最有力的国际公约之一。作为缔约方履约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科学机构肩负着确保国际野生动植物贸易满足公约可持续性、合法性及可追溯性要求的责任。科学机构的工作范围广、涉及领域多，包括：组织开展动植物种科学研究，掌握物种基础科学信息，了解公约贸易政策，为野生动植物进出口贸易提供科学咨询，熟悉公约谈判规则，参与国家履约谈判，开展履约科普宣传，提高全社会的野生动植物保护意识等。中华人民共和国濒危物种科学委员会（简称“国家濒科委”）作为我国的CITES科学机构，自成立以来，依托中国科学院，依靠广大科学家，与相关部门密切合作，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绩，得到国内外的高度评价。目前，面对履约新形势，国家濒科委也面临着一系列挑战，需要在物种科学研究、促进领域协作、深化履约合作、专家智库建设、信息平台建设等方面得到进一步提升，以期为全球濒危野生动植物保护作出更大贡献。     

试论预警原则与中国海洋渔业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预警原则作为一种新颖的环境资源管理手段,其对海洋渔业资源养护的有效性已为一些国际协定和国外立法所确认。适用预警原则应满足以下条件:存在不确定危险;遵循成本收益分析原则、比例原则和非歧视原则;并定期检查、适时调整。目前我国海洋渔业资源管理工作也面临着内外双重压力,有必要在未来制定一部《海洋生物资源养护和管理法》。而当务之急是尽快修订现行《渔业法》,将预警原则确定为我国海洋渔业资源管理的基本原则;同时,还应通过建立综合性海洋管理部门、大量搜集科学信息、拓展群众参与途径、以及根据各海域的具体情况,有针对性地实施预警原则,促进我国海洋渔业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基于ISM模型的中国大洋性渔业发展影响因素分析

中国大洋性渔业发展的影响因素复杂多样。本文在查阅文献和组织专家讨论的基础上,从资源环境、市场、技术、政策和外部保障5个层面,详细识别出影响中国大洋性渔业发展的17个具体因素。在此基础上,建立ISM模型分析影响中国大洋性渔业发展的因素及其层次关系。结果表明：17个影响因素之间相互关联,构成一个4层级的影响因素递阶结构,其中渔获物市场分布及需求、渔获物市场价格和渔获物市场流通体系完善水平是表层直接影响因素;渔船及配套设施技术水平、捕捞人员专业技术能力、渔获物加工及产品开发能力、渔场作业环境、新鱼种开发潜力等构成中层间接影响因素;公海渔业资源量、大洋性渔业资源调查与评估能力、国际公海渔业资源管理制度、国家及地方远洋渔业扶持政策和公海渔业资源管理国家参与水平是深层根源影响因素。     

中国远洋鱿钓渔业发展现状与技术展望

远洋鱿钓渔业已发展成为中国远洋渔业单个种类捕捞产量最高的产业,结合全球资源量来看,鱿钓渔业还具有一定的发展空间。目前中国远洋鱿钓渔业在北太平洋渔场渔船数量呈下降趋势,以中小型企业生产为主;西南大西洋渔场渔船数量也呈现下降趋势,以大中型企业生产为主;东南太平洋渔场渔船数量不断增加,产量大幅攀升。中国远洋鱿钓渔业加工贸易方面主要通过在国内加工后再出口的模式运营。现阶段技术装备与人才支撑不足、产能发展无序与市场价格低迷、生产经营缺乏规范和引导、金融与后勤保障支持不足等方面仍是鱿鱼产业发展主要制约因素。考虑到科技在鱿钓渔业中的重要作用,应进一步通过集成鱿鱼资源变动规律、鱿鱼渔场环境特征、鱿鱼生产动态信息等资源完善远洋鱿钓渔业综合管理数字化服务平台,开展声诱捕捞技术、光场分布与鱿鱼行为、自动钓机等研究及通过鱿鱼加工与加工废弃物综合利用技术研发、技术标准修订与应用等,整体提升远洋鱿钓渔业科技水平。     

现代渔业创新发展亟待链条设计与原创驱动

现代渔业是对传统渔业在国民经济发展中作用的重新定位,与农、林、牧业共同构成陆海统筹的国家粮食安全保障体系,发展现代渔业对实现新空间和新资源拓展,确保国家粮食安全的实施具有重大意义。文章从近海环境、渔业资源以及捕捞、养殖、加工等方面分析了我国渔业发展现状,阐述了通过贯穿产业链、问题链、创新链、任务链和价值链的全链条设计,实现现代渔业转型升级、创新兴业的发展理念;从重大科学问题、重大技术瓶颈和四大创新工程等方面,阐释了通过原创驱动实现现代渔业跨越发展的途径;提出了现代渔业的发展思路和发展建议,以期为我国现代渔业科技创新与产业发展提供参考。     

基于美国经验的我国海洋渔业管理制度创新研究

生态整体主义视角下的海洋渔业管理制度,本质上是对整体用海行为的约束与限制,目的是为了保障整体利益涵盖下个体利益的持续兑现。美国在渔场重建计划基础之上所采取的有限准入与产出控制相结合的实施机制,正是契合海洋生态系统特性的制度模式,其在许可准入、配额捕捞、过程监管以及社会配套等领域的制度实施相对完善。借鉴美国经验,我国应在科学评估鱼种资源最大可持续生产量基础之上,创新海洋渔业管理模式,探索实施符合我国国情的准入许可及配额捕捞模式,从而实现海洋渔业资源可持续利用的目标诉求。     

基于贴现率的东黄海鲐鱼动态生物经济模型分析

渔业资源是一种可再生资源,其资源的可持续利用不仅与其种群大小有关,而且还与作业规模、单位作业的经济成本和贴现率等有关。传统生物经济模型通常忽视了贴现率对渔业资源配置的影响。本文根据1999年-2009年中、日、韩三国在东黄海捕捞的鲐鱼渔获量以及生产成本数据,结合贴现率和渔获价格等数据,构建基于贴现率的东黄海鲐鱼动态生物经济模型。结果表明,贴现率为10%～30%时,短期利益占长期利益的10%～20%,渔获价格在(2327～4654)元/t时,可保证鲐鱼渔获量低于最大可持续产量,从而有效地控制捕捞强度,确保鲐鱼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我国沿海地区水产技术推广效率时空演变研究——基于面板三阶段DEA模型的分析

本文基于2006-2016年我国沿海地区水产技术推广的面板数据,运用三阶段DEA模型对沿海11省市剔除环境因素和随机误差项前后的水产技术推广效率进行测度与分析。分析结果表明,沿海地区水产技术推广效率受环境因素影响较大,水产技术推广网站数量、渔民手机数量、渔民人均纯收入和养殖受灾面积对水产技术推广机构、推广人员、推广经费和推广资料影响显著;在剔除环境因素和随机误差项后,大部分地区水产技术推广综合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呈现下降,各地普遍处于规模报酬递增状态,规模扩张是技术推广效率提升的关键;2006-2016年,沿海各地区水产技术推广效率变化显著,沿海“渔业大省”水产技术推广效率水平明显优于其他省市。各地区应结合渔业发展现实,挖掘资源优势,加大技术推广投入力度,提高各地区水产技术推广效率。     

渔业资源环境变化对水产品出口的影响——基于沿海11个省市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利用沿海11个省市2002—2010的面板数据实证渔业资源环境变化对水产品出口的影响,结果显示:工业废水污染强度增加对水产品出口下降有着显著的影响,工业废水污染强度增加1%,则会使得水产品出口水平相应减少0.64%。最后就保护渔业资源环境,促进水产品出口提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