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太炎與中國現代方言學 《新方言》的方言調查方法探源

章太炎是現代中國最早倡導全國方言調查、最先對全國方言予以分區的方言學家。他利用各省留學生集聚東京之際,采用直接法與間接法調查全國方言,著成中國現代方言學開山之作《新方言》,并對全國各省漢語方言的語音特徵進行歸納。章氏上承古典方言學的優秀傳統,下啓中國現代方言學的嶄新領域,以方言調查、記録和研究爲基礎,注重方言詞彙、方言分區、方言歷史演變與比較,旁及方言語法、方言文化等内容,尤其重視發揮方言的社會與文化功能,爲中國現代方言學奠立了新典範。然而,《新方言》長期被誤解,導致晚清民國時期摹仿與踵武《新方言》的系列著作在學術史上長期失語,遂使清末民初洶涌澎湃的中國方言研究浪潮與“五四”以來的方言運動斷爲兩橛,成爲中國方言學史上缺失的一環。文章通過梳理章太炎生平調查與研究方言的歷程,以《新方言》初刻本、重訂本爲中心,輔以《章太炎<説文解字>授課筆記》及其它資料,探求章太炎方言調查方法與過程,釐清其語料來源、調查範圍、研究目的等基本問題,重建中國古典方言學向現代方言學轉型歷程中的關鍵環節,進而將中國現代方言學的草創時間從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提前至二十世紀初。     

常與變:以五大變局重建中國歷史宏大叙事

人們習慣於以"中國"的一頭一尾、即周秦之變與清民之變來建構中國歷史的宏大叙事。似乎中間兩千餘年都處於一種恒常或停滯狀態。這是對中國歷史的一種誤解。從中國歷史的自身綫索來看,起碼應當從五大變局,即周秦之變、秦漢之變、唐宋之變、明清之變與清民之變上,才能有一個比較準確的理解。這需要人們突破歷史停滯論,同時突破歷史進步論的束縛。前者是以後者爲歷史哲學支撑的,後者是以前者爲歷史經驗參照的。但兩者作爲現代歷史理念,都遮蔽了中國歷史的自身特點。中國古代歷史自有變化綫索與動力機制,而中國的現代轉變絶對不是一場突變。爲此,需要在五大變局中展示中國歷史的結構變化與功能調整,從而爲展示中國歷史的真實面貌奠定堅實基礎,爲中國的現代内驅機制進一步蓄積動力。這是當代中國需要確立的一種新歷史哲學,關乎中國的自身發展與人類前景。     

費孝通之問:文化轉型爲何如此費精神

費孝通先生1930年代"棄醫從文",自我責成"爲文化找出路",且知行合一,政學兩栖,躬身實踐。他由鄉土中國耳濡目染,形成人文思想底色。由新學課堂汲取西方知識,確立科學意識。在本、碩、博階段持續接受學術訓練,借鑒研究方法,在此後綿延斷續七十餘年的中外實地調查中廣攝博取,力求融中西人文思想成果於一爐。一生秉持"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務"的燕京大學校訓精神,將一介書生的學術研究和政治參與全程融入中國現代化進程,以對"人民真實情况的系統反映"爲其社會服務主要方式,在不同歷史階段梯次提出切合實際、尊重國情、關注民瘼、緩和矛盾、减少代價的發展理念和方略、策略,一以貫之履行知識分子的歷史責任,并隨社會發展產生的階段性課題不斷深化思考,經年累月反復涵咏,於晚年提出"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與共,天下大同"主張,濃縮表達人類文明的理想前景和實現途徑,是20世紀中國知識界與國際社會學術思想交流的重大成果,具有現實普世意義和長遠實踐前景。     

女性語言與女性書寫——早期詞作中的歌伎之詞

西方女性主義,從20世紀40年代末期女性自我意識之覺醒,繼之以女性主義文學批評之興起,開始了對於"文學中的女性"與"女性的文學"之種種反思和研討.到以後女性主義性别之論述,則結合了舆政治學、社會學、心理學等各學派的對話,而且與時俱進地滲入了後結構主義舆後現代主義的種種新說.     

普遍性:同與通

本文承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2006年度重點項目<20世紀中國倫理學:問題與思考>及中國現代思想文化研究所資助.特表感謝.     

朱熹《中庸章句》與歐陽竟無《中庸傳》的比較研究 以經典詮釋中的儒佛之辨爲主題

就儒佛之辨而言,朱子與歐陽竟無可以作爲理學家闢佛與佛學家會通孔佛的兩個典範,代表完全不同的兩種立論旨趣。朱子視《中庸》爲孔門傳授心法或道統聖學一脉相傳的經典依據,以衛道者的姿態判别異端與正統,以闢佛的方式吸收化解佛學義理;歐陽竟無視《中庸》爲系統性的孔學概論,特别選擇《中庸》而非《大學》作爲會通儒佛兩大思想傳統的橋梁,《中庸傳》的寫作反映出歐陽竟無晚年以佛解儒或援佛入儒的學術抱負。朱子通過對理氣概念的精微複雜的辨析最終完成了道學體系,使儒家的善惡之辨從個體之心性推擴到整個宇宙。《中庸傳》則是在認寂本體的原則下把已經廣泛流傳的程朱道學式解讀扭轉到佛學本體論思維中來。對朱子《中庸章句》與歐陽竟無《中庸傳》的互讀有助於理解近現代儒佛之辯的深層意藴。     

编後

如果闡釋學的循環闡釋(bermeneuitic circle)理論我們可以接受的話,那末對研究主體和研究對象之間的關係以及相應的研究方法不斷回思、省察,應成为學術與文化研究的不可或缺的一環。为此本期特闢“中國文化研究的檢討與展望”專欄,刊出三篇專論:一为李學勤先生的《走出“疑古時代”》,結合現代考古學的發掘成果,提出在本世紀產生巨大影響的古史辨學派,一方面對傳統學術向現代學術轉變起了解放思想的作用,另一方面也製造了不少“冤假錯案”,今天我們應該從“疑古”     

海德格爾與中國思想的歷史轉機 與韓潮著《海德格爾與倫理學問題》一同思考

自1980年代以來,海德格爾研究在我國外國哲學研究領域一直獨占魁首,似乎我們從海德格爾哲學中看到了中國思想自我更新的契機。韓潮教授的專著《海德格爾與倫理學問题》曾得出這樣的結論:海德格爾與其說更接近尼采不如說"更爲接近"中國的"鄙薄仁義的老子"。然而,這部專著也揭示了海德格爾哲學的激追政治品質,以至於讓我們陷入如下困境:現代式的激進哲學何以可能與持守"中道"的中國傳統哲學相融。施特勞斯對海德格爾哲學的深刻批判告訴我們:古典哲學與現代哲學在品質上扦格難通。我們必須面對的真實抉擇是:跟隨施特勞斯回歸古典,還是跟隨海德格爾走向激進的實踐哲學。     

佛教戒律和唐代的律宗

佛教的“中国化”,不僅包括佛教教义理論發生適應中國社會環境的重大演變,而且在維護教團組織存在的戒规、禮儀方面也形成鮮明的民族特色。如果說隋唐教教宗派的形成標誌着佛教中國化的基本完成,那麼,其中由道宣創立的律宗和提出的以《四分律》為中心的會通大小乘戒律的律學理論,則標誌民族化佛教組織理論和戒规、禮儀的基本確立。本文在概要介绍了大小乘戒律的傳譯和基本内容之後,着重論述了道宣的律學體系,對其最具特色的以心識為戒體的戒體論作了较詳介紹,認為由此而建立了用大乘理論為基磺的律學體系。最後對唐代律宗的另兩支——法礪的相部宗、懷素的東塔宗也略作介紹。     

中国佛教的因果报应论

本文着重从中印佛教思想文化交涉的視角,揭示因果報應論所包含的人本論、因果論、生死觀和來世觀等哲學内涵,强調因果報應、三世輪回說是一種以自我道德行為來改變未來生命的理論。由於這種理論把道德律和自然律結合起來,作為一種社會行為準則,而為廣大佛教信徒所接受,成為中國古代儒、道以外别樹一幟的人生理論,而發揮了補充儒、道思想的作用。文章通过與中國固有的報應觀念和印度佛教因果報應說兩方面的比较,指出中國佛教因果報應論所受中國本土的分命說、天命論、神話、傳說、泰山崇拜、儒家倫理道德思想和心性論的影響,同時又構成為對中國固有報應觀念乃至宗教觀念的重大衝擊,指出中國佛教因果報應論是既繼承又區别於印度佛教因果報應說的帶有自身民族思想色彩的獨特學說。     

過載之“家”:歸家之難、現代性之困與人的救贖

現代性確實陷入了困局,似乎讓人無家可歸,中式“歸家”,由此立論。現代性困局,被確定爲個人主義引發的冷漠無情、虚無主義、專制主義。因此,作别西方的個人主義、理性主義的現代性設計,引入中國古代的家哲學理念,是將人類引向個體與親親、理性與情感皆具的健康之路的必然選擇。這一對家所做的過載之想,讓家完全無法承受超重的負擔:其對家所寄望的抗擊冷漠無情、虚無主義與專制主義,是一種毫無經驗支撑的純粹虚構;其在古今之維伸張的以中濟西,是一種將傳統裝扮成現代之後的“以夏變夷”;其在中西之維闡釋的矯正西方弊端,是一種中西絶對相異辨析之餘的堂吉訶德式舉措;其所依傍的西方比較對象,因爲僅及德法和基督教改革運動一端,而成爲錯傍的他者;其所主張的在西方之外、中國之内尋求現代性解困的思路,是一種錯置因果的表現。     

一身是非誰與辨 中國現代醫學的重要奠基人劉瑞恒

正在二十世紀中國醫學史上,劉瑞恆~1的名字是無論如何不應被忽略的。他是北京協和醫院的第一任華人院長,協和醫學院的第一位華人校長,國民政府衛生部第一位擔任實職的部長,軍醫署第一任署長,此外還有多個"第一"。可以說,中國醫療衛生事業實現現代化轉型,其間的一系列舉動他都曾參與籌劃乃至實施。他對中國現代醫療衛生體系的建立,特別公共衛生事業的開創,有着篳路藍縷,     

《<思復堂遺詩>箋注本》序

正唐君毅先生是現代新儒學思潮第二代的著名代表人物,是仁者型的大哲學家,"文化意識宇宙中的巨人"。關於唐先生的學術思想,我寫過幾篇論文,在去年出版的拙著《現當代新儒學思潮硏究》中又有專章討論他的道德自我、生命存在、三向九境,以及其文化哲學的價值與意義。唐先生具有悲憫意識,是一位開放型的儒家巨擘,充分尊重世界各文化、宗敎傳統,會通中外,融貫古今,尤爲重視中華人文精神的詮釋與弘揚。唐先生有崇高的人格,博大的胸襟,常常講"徳量"與"心量"。     

“求是”与“致用”——章太炎學術思想覈论

“實事求是”與“經世致用”,是兩種截然不同的學術思路。雖說为人为己、成德成學、有用無用之類學術分途的辨析,先秦以下代不乏人,但真正標榜並實踐儒家經世之學的,當推明清之際諸大儒;而把求是之學推到極致的,則是隨之而來的乾嘉學派。清代學者談求是與致用,態度都比較決絕;到了晚清,求是與致用之爭更演變成了既含學派又含政術的大論戰。這場論戰對整個二十世紀中國思想文化界的影響,至今仍未消除。這並非一般意義上的學術是非之爭,更多的是體現適應傳統變革要求以及面對西方思想文化衝擊時中國知識分子     

中國社會封建論駁議

把秦至清的中國定性為"封建社會",是近大半個世紀以來中國的流行說,此說被認定為唯物史觀的論斷,似乎不容置疑.然而,我們通覽馬克思、恩格斯的全部論著却會發現:唯物史觀創始人反對濫用"封建"概念,不僅從未將前近代中國、印度稱作"封建社會",而且對某些論者抹殺西歐與非西歐(東歐及亞非諸國)歷史的差異,將西歐從封建制到資本主義的路徑普世化的作法給予嚴厲批評.唯物史觀創始人的持論,不僅關涉到對"封建社會"的確切把握,而且關涉到一個更宏大的議题:世界諸民族、諸國度的歷史路徑究竟是網狀的還是單綫直進的?     

群聚與群分 荀子群學思想探源

數千年的古老文明造就了中國社會完密的階層,精細的分工,嚴整的制度,繁縟的禮儀,深邃的思想,其社會關係之完善,於先秦時期即已頗具系統。顯然,中國之有社會學是毫無疑問的。昔嚴復、梁啓超皆以中國傳統之社會學肇端於荀子之群學,然而荀子之思想並非其所自創,必有更古老的來源本文通過考辨商周甲骨文、金文"羣"字,從羣字造字本義及字義的發展、中國古人主張人獸之分及相關概念的借用等角度,構建了前荀子時代的群聚與群分思想,最後通過梳理荀子群學思想的特點,分析其群學理論的思想來源及理論基礎,指出其源出周人思想的事實,從而建立了中國社會學思想的完整文脉。     

文化学术动态

近代東西方文化關係國際學術討論會在北京召開 由中國現代文化學會主辦的近代東西方文化關係國際學術討論會,於1991年12月16日至18日在北京舉行。與會學者來自中國、日本、美國、德國、澳大利亞、印度、南朝鮮等國家和香港地區共70餘人。     

《學術與傳統》自序

正余所治學,早年為古典文學和文學思想史,特別對《紅樓夢》與明清文學思潮用力較多。現當代文學和文學理論也曾涉獵,出版過幾種論著。但上世紀八十年代中期以後,開始轉入學術史和思想史研究。引領我"出文入史"的是王國維、陳寅恪、錢鍾書三位學術大師。讀他們的書,如醉如痴,足以忘我,結果自己不想寫文章了。於是編纂了一套《中國現代學術經典》,收晚清民國以還現代學者的著作四十四家、三十五卷、兩千多萬字,1997年出版,歷時七年時光。好處是使我有機會系統接觸現代學術的譜系,王、陳、錢之外的其他學者,也成了我熟悉的前輩老師。此處"老師"一詞,我     

梁啓超與《節本明儒學案》

一 引言 梁啓超(1873-1929)在光緒三十一年(1905)選編的《節本明儒學案》一書,可能因爲是"節本"之故,一向少被研究梁啓超生平和思想者所注意,也未受到研究《明儒學案》者所研究.但從書本的內容以及著作目的等處看,此書與梁氏同年所著的《德育鑒》一書,其實與他在逃亡國外時期的政治志業有着莫大關係,而《明儒學案》原書正是他致力於維新運動時的主要思想源泉.本文從《節本明儒學案》的著述背景及內容特色的研究,探論梁氏對清末中國政治前途的感想和主張,對同志的期待以及對中國文化的體會等事.     

“滋陰”,還是“扶陽”:易代之際的醫風嬗變

王朝易代之際,社會文化往往同時發生劇烈轉折,醫學同樣如此。本文不同程度涉及宋元、金元、元明、明清之際的醫風嬗變問題,經由"扶陽"與"滋陰"兩個脉絡的交叠出現,展開針對"醫道—治道"如何彼此"應象氣化"的考察。二者之間的共振互攝不僅是理解中國醫學發展史的别致管道,也爲我們理解中國思想史的變遷提供某種有趣而不乏深刻的借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