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逝去的歌”：B站纪念账号的数字哀悼和媒介记忆建构

互联网平台的纪念账号不仅作为逝者个人数字遗产的重要载体,生者在纪念账号下的哀悼行为也已成为一种独特的媒介记忆实践,延续着生者与逝者之间的情感。本文通过爬虫获取B站平台的纪念账号数据,对文本进行语义网络分析、主题分析和情感分析。B站纪念账号的媒介记忆建构基础来源于逝者生前的媒介记忆内容,建构过程始于个体书写哀思、与逝者建立数字对话和表达情感,由此形成集体哀悼空间,用户在其中的社交互动最终将情感从负面悲伤情绪延展至正面鼓励祝福。纪念账号在实现媒介记忆功能的同时,通过延展性情感空间书写了多向度的记忆图式与情感框架,使生者在多维的媒介场景中共话死亡议题,本研究揭示了数字时代普通公众在死亡、哀悼和记忆等实践中具有复杂性和多样性。     

双层舆论空间博弈中的“舆论倒逼”——以“延安城管打人事件”为例

本文采用框架理论分析和内容分析法对延安城管打人事件中的官方舆论空间和民间舆论空间进行框架使用对比分析。同时对以网民言论为主的民间舆论空间进一步进行主题内容剖析,旨在揭示民间舆论空间对官方舆论空间的“舆论倒逼”。     

我国舆论引导的新视域——关于官方话语和民间话语互动、博弈的理论思考

当下中国舆论生态发生了新的极为重大的变化,公共话语空间中的话语权在全媒体的背景下实现了再分配,话语秩序已全然改变.新的舆论环境需要新的舆论引导思路,本文对官方话语和民间话语的互动和博弈问题进行了研究,提出不妨改变以往单一考虑官方话语传播的思路,转向在官方话语与民间话语的互动、博弈的动态关系中去考虑如何提高舆论引导的效果...     

锡伯族海尔堪大神的文化记忆建构

文化记忆是一个被建构的意义系统,关于祖先和英雄的文化记忆对于族群来说具有重要的价值,在传承过程中被赋予了新的意义。锡伯族海尔堪的民间传说、家族记忆以及集体记忆,共同塑造和建构着海尔堪大神的文化记忆。在其建构的过程中,传承人个人化的叙事策略凸显出对传统的强烈认同感以及进行传统阐释和"再现"的努力,并力求使文本适应当下的阅读语境,以实现其承续,由此,传承人以及他的讲述也成为了"历史的一部分"。文化记忆的建构也通过外在的纪念物、博物馆、书写等媒介形式发挥凝聚与认同的功能,从而实现文化记忆的连续性。神圣性的"精神文本"是文化记忆中的深层文本,关乎信仰、仪式和"高级秩序的真理",是文化记忆得以传续的内在动力。     

多重力量下信仰文本的生成与重构——以辽宁本溪王大仙姑信仰为例

在具体的社会空间中,民间信仰文本在不同的力量与话语下被生产出来,而不同层面的群体或个人也都在运用各自的叙事策略来塑造着自认为"合理"与"有效"的文本。本溪地区王大仙姑信仰文本即可分为民间、寺庙与官方三个维度,其中民间文本关注合理性与情感向度,寺庙文本寻求宗教化与谱系化,而官方文本则着重打造遗产化与商品化。随着民间信仰的复兴以及"非遗"保护与民俗旅游的兴起,在多重力量的交织下官方文本与寺庙文本不断进行重构,同时民间文本也并没有失去讲述的土壤。     

于流动与行动之间：作为情动的“小作文”书写——一个理解粉丝主体性的另类视角

本文从德勒兹的情动理论与生命哲学出发,将“小作文”视为一个透视粉丝生命体验的透镜,通过考察粉丝在日常生活中所书写的小作文文本及其书写实践,照见粉丝在研究视角不可见处的情感流变和情动记忆,并在此基础上尝试提出一个理解粉丝主体性的另类视角。研究发现,小作文不仅是粉丝在能动的书写中修补自我的情感载体,亦作为“树洞”使得主体在书写情感的过程中获得生成自我的力量。粉丝个体不仅在小作文所记叙的“观看情动”中通过对偶像身体的欲望观看满足着自身作为“人”的原始爱欲能量,亦在小作文生成前的书写间隔区间中通过在“粉丝身份”与“社会身份”之间的顺滑切换显现出自身作为“人”的生命冲动。本研究将粉丝主体性定位在粉丝身份与其他身份的交界处,定位在多重身份的消解、重叠、冲突与切换的张力之中,从中我们得见一个多元的、流动的、真实的“人”。     

社交媒体中PX项目的风险记忆演化

PX争议肇始于2007年的“厦门散步事件”,尽管官方、媒体和专家不断科普并引导、调和民意,但时至今日社交媒体中仍然对该议题争论不休,并且记忆的提取与调用成为各方博弈的焦点。在运用大数据挖掘和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对2011年至2021年间的微博PX项目样本进行内容分析和文本分析后发现,关于PX项目的风险记忆几乎始终处于主导地位;并且微博PX记忆书写存在着当下记忆与过往记忆、理性表述与情绪记忆、利益主张与风险记忆三组矛盾的拉锯与纠缠,导致社交媒体空间中对PX项目的争议难以平息,而化解PX记忆的隐忧,则成为面向未来的关键。     

元宇宙中的数字记忆：“虚拟数字人”的数字记忆价值

元宇宙的诞生标志着虚拟世界从想象走向现实,人类迎来了一个全新的空间。作为现实世界的延伸和映射,“虚拟数字人”也意味着一种新的生命形态的诞生。文章在虚拟数字人的数字记忆概念模型——“记忆数字人”的基础上,讨论元宇宙中“真人数字人”（也即真人“虚拟化身”）的数字记忆建构与数字身份认同和价值体系的建构问题。真人数字人是未来元宇宙世界中的行为主体,既具有现实世界真人的身份信息,也具有作为数字的虚拟化身可以不断更新和迭代的特征。当真人数字人相关的资源集和数据集在元宇宙中不断生长且作为其“数字记忆”被独立看待,并成为可保存、可追溯、可计算、可评价、可循证的对象时,真人数字人的数字身份也就完成了从“媒介”到“对象”的超越和转变,成为记忆数字人。尽管理想中元宇宙的世界里所记录的一切都可追溯,不可篡改,但实际上从源头诞生的那一刻开始,数字记忆的主体——人本身和社会就会对其进行有意识和无意识的建构。无论如何,在元宇宙全新的记忆图景中,真人数字人的数字记忆将成为人类在数字世界中获取新的数字身份认同的起点。     

书写展览文化的能动者：博物馆人类学视域中的观众

观众通过展览凝视展品,从而在博物馆空间所建构的物与人的秩序中彰显自我凝视器物的身份与地位。博物馆空间作用中的展览建构,既是对观众身份建构的过程,亦是对器物表征的建构过程,更是对展览文化的书写过程。观众通过凝视展品与建构展览彰显着自我在博物馆空间中的能动性。在博物馆人类学视域中,观众不再是被动参观博物馆的参观者,而是主动参与书写展览文化的能动者。从博物馆民族志的书写到书写博物馆的展览文化,博物馆人类学的视域也从展品扩展至观众,进而反思由博物馆空间所建构的展品与观众的关系。     

空间转向与符号流动：数字化公共外交与国家形象建构

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各民族国家对“他者”身份的区分、想象与建构通常会带有偏见，甚至产生异化，这一现象构成了各国对外传播国家形象的基础。随着数字信息技术的发展，公共外交活动空间发生了变化，数字化公共外交成为国家形象建构的新路径，表现出脱域性、主体多元性与可沟通性等特征。面对新的技术图景，国家在推动数字化公共外交的过程中也要积极吸收软传播理念，合理使用大数据及人工智能技术，把握官方与民间相结合的复调传播策略，优化国家对外形象建构。     

探析数字媒介视阈下的集体记忆书写与情感公众

数字媒介改变了人们生活的各个方面,不仅是人类记忆传承中必需的空间载体与海量容器,还在重大历史事件记忆的拼接和传承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人们可以在互联网媒介空间中上传个人“自传式记忆”,与其他网民交流互动,建立线上展馆和纪念馆来构建集体记忆,并随时存储或查看自己和他人的记忆。数字媒体技术塑造了人们关于各类大型事件多模态式、拼图式的记忆内容。然而,技术作为一把双刃剑也使人们的记忆变得坚韧而又脆弱。本文对数字时代下人们关于重大事件的集体记忆行为进行了分析,旨在探索媒介技术的转变带来的全新集体记忆书写方式以及集体记忆内容的重塑。     

逝者纪念账号与数字哀悼的互构研究：平台可供性的视角

对于死亡、哀悼与社交媒体平台之间关系的探讨近年来逐渐增加。国内主要的社交媒体平台陆续推出“纪念账号”,将逝者社交账号的可供性重新分配于数字哀悼实践,以此回应已故用户的不断增长以及随之而来的纪念和情感需要。以“实践中的互构”为导向,探索数字平台与哀悼用户的动态协商过程,包括平台设计“纪念账号”的动机;不同平台的技术支持和参与式文化催生出的可供性差异和平台方言;用户对消极可供性的反身性思考。纪念账号的物质稳定性将逝者社交账号从临时档案转化为“永生不朽”,使其重新成为社交关系网络中的活跃节点,由此激发了多元的记忆策展和情感分享体验,推动哀悼活动融入数字日常生活。这虽然削弱了死亡和哀悼的禁忌哀伤色彩,但也带来了必须应对的新问题。为了让数字化生存(死亡)更有品质和尊严,平台应不断将用户对新增功能及其局限性的回应纳入技术架构中,充分尊重个人信息自决权和哀悼社区的多元需求。     

社交媒体记忆实践路径研究——基于“汶川大地震”微博文本的社会网络分析

采用社会网络分析的研究视角,通过对“汶川大地震”相关文本和用户节点进行网络建构,发现灾难事件的媒介记忆主要呈现出以主流媒体为中心,各领域意见领袖为桥梁,个体用户为边缘的实践网络;以国家话语为中心,多元化观点共现的内容网络。其中,主流媒体通过双重路径主导灾难叙事,网络圈层起到“官方”与“民间”话语之间的中介作用,个体用户则进行着个体的数字化记忆实践,最终影响着集体记忆的形成、激活和刻写效果。     

非遗保护标准与文化多样性的矛盾与调谐

非遗保护标准是一种经过多方协商、在达成共识的基础上形成的、经官方机构认证的约束性文本。它以制度化的形式对保护工作予以管理,对生产性保护秩序予以规范,对核心技艺加以记录和保存,从根本上符合保护文化多样性的理念。从民间文化的特征来看,标准化与在地化之间始终存在着一种张力,并不会因标准化的引入而导致文化的单一化、固态化,抑制文化创新的活力。作为一项公共文化事务,非遗保护工作标准化的"最佳秩序"理念能为促进文化多样性发展提供制度性保障,在确定了项目传承精髓的同时,也为多样性的文化表现与传承形态留下发展空间。标准制定过程中多元主体的协同参与,可以保证相关项目的文化内涵在标准文本中得到充分呈现。     

空间秩序与身体控制:博物馆人类学视域中的观众

展品表征既是博物馆赋予物品的新的意涵,又是博物馆空间秩序建构的前提条件。观众的参观行为受到博物馆空间秩序的影响,博物馆展览过程影响着对其身体控制的方式和途径,进而将观众作为一种表征呈现于博物馆空间秩序中。身体控制作用下的展览影响了展品表征的真实性,这种影响与博物馆空间秩序中的权力场域相关,更与现代性社会进程中博物馆功能转变有关。观众在这种转变过程中获得了多重身份与权力认同,博物馆也作为现代性社会的一种表征影响着观众的身体控制与博物馆空间秩序。     

俗字也误人

<正>文字的实用性使然，自古以来，汉字在漫长的书写过程中，无论形、音、义，都往往会产生一些变化。除了正字，即今天所说的繁体字之外，通假字、异体字也被大量使用。特别是汉字在民间，出于书写方便，还产生了大量的俗字。这些俗字的多数，都成为了今天通行的简化字，对于我们来说，并不陌生。然而，在简化字推广以前，繁体字是正规书写，印刷的书籍都是采用繁体正字。不过，由于生活中大量使用俗字，这些俗字也在书写过程中侵入本当正规书写的繁体字文本之中。这种俗字入侵，也不限于抄录文本，还进入印刷文本内。在古籍中，除了字书以外，一般书籍俗字也时而寓目。如清人陆心源所纂《宋史翼》卷一〇《冯时行传》记载黎州“其应於互市物货，仍不许见任官收买”，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八七绍兴三十年十一月乙未条则记作“其应干互市物货，仍不许见任官收买”。据此可知，当作“应干”。应干为一切相关之意。清人对宋人所用此语不大熟悉。     

秩序修辞与协同:社交媒体语境下政府公共传播的逻辑重构与多元实践

政府公共传播是组织传播和媒介规范的交叉概念。作为推动民主社会进程的机制构成,政府公共传播是基于公共决策、信息接近和社会责任的最佳社会决策框架而建立的“公共话语系统”。社交媒体重构了政府公共传播的要素指涉语境,“秩序协同”成为我国政府公共传播话语实践的主导模式。通过运用语境重构方法对微信平台的政府公共传播多元话语主体生成的关键文本进行文本间语境重构分析,以检验政府公共传播各行动者在社交媒体的策略实践能力。研究发现,在重大公共事件传播中,官方机构以“权威发布”的强话语文本建构公共传播“主调”,并通过机构间文本互文和修辞维持话语秩序。媒体文本对政府文本,尤其是关键文本高度依赖并将“协作修辞”作为其主要话语策略,此外,公众参与政府公共传播的话语空间仍然有限。据此,本文提出了我国政府公共传播的“协同责任”媒介规范理论,主张社会责任论与公民参与相结合的责任协同范式。     

个体、关系与空间：“三农”短视频中的身体叙事研究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不断下沉以及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度实施,农村网民试图穿透流量陷阱,冲破污名化的身体审美扭曲状态,尽力摒除文化工业对其身体所施加的“暴力”,凸显身体的自然之美。从个体故事、家庭关系和乡村空间这三重面向展开了新的身体叙事,日常生活中劳作的身体慢慢觉醒,并与乡村内生发展之间产生奇妙的转化关系,从而使乡村形象得到前所未有的提升,达到乡村记忆传承和文化价值共通的双重旨归。因此,探索乡村网民新的身体叙事和展演经验,可为乡村振兴带来新的契机,有力驳斥乡村身体叙事正在消解乡村社会文化秩序这一刻板认知。     

网络民意与公共政策的“民间智库”

网络时代的公共政策智库结构可能会发生根本性的变化:由专家学者独揽向官方咨询机构与分散的网民并重.网民来源的广泛性、丰富性支持网络民意的理性与民智的科学性,网络表达的便捷性、匿名性保障网络民意的真实性与民智的专业性,网络民意足以充当公共政策的“民间智库”.本文通过分析“个税起征点”调整政策的出台过程发现,网络民意的活跃程度取决于决策者对于民意与民智的态度.本文认为,从政策问题建构到政策评估及反馈,网络“民间智库”全程充当咨询师和信息员;从常设民意平台到科学分析网络民意,决策者须主动利用和发挥“民间智库”的功能.     

融合与博弈:社交媒体中“长津湖战役”的记忆演化研究

媒介记忆是人类一切记忆的桥梁与纽带。"长津湖战役"作为抗美援朝战争中的关键性战役,值得被媒介和历史所铭记。作为社交媒体空间的微博,汇聚着大量网民的交流与讨论,无疑是媒介记忆研究考察的重要渠道。研究通过大数据挖掘和分析,描绘出微博空间中"长津湖战役"记忆的历时变化、结构形貌及其演化特征。研究发现,社交媒体空间中的集体记忆受到其他媒介记忆内容生产的直接影响,而网民的交流、讨论则会逐渐聚焦、建构出媒介记忆的主体结构和原点,并且形成后的记忆结构和原点很难被改变,即便声势浩大的商业宣发、明星打榜也自然而然地卷入并融入媒介记忆的过程之中。同时,在社交媒体中媒介记忆的短暂"沸腾"和长久"保温"的过程中,仍然存在一些困境和问题,需要更稳定的力量推动媒介记忆的建构与纠偏;同时,非正式结构管道的记忆也需要以正式结构管道的记忆为记忆叙事的原点和坐标,而不可过度虚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