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白话诗论的意义及盲点

“五四”白话文运动的重镇人物胡适使白话诗取得了合法化的地位 ,并将白话文体发展到一个新的境地。在新诗理论建设的问题上 ,胡适以“白话”为核心来建构新诗理论 ,鲜明的诗体意识使得白话诗从古典诗中解放出来 ;另一方面 ,其白话诗论的负面因素给日后新诗的发展埋下了危机。本文将胡适的白话诗论放置于“五四”历史语境中进行历史的还原和分析 ,重新定位其诗论的意义及盲点。     

新诗创世何劳胡适尝试

古人早有白话诗,唐宋词及元曲已不乏白话诗,明清歌谣已多白话诗、自由诗,学堂乐歌的歌词有的已是新诗,19世纪下半叶以来译诗已有白话诗,南社诗人已有白话诗、自由诗。胡适的历史功绩仅仅在于打出了“白话诗”的旗帜,他拿不出白话诗的典范之作。五四时期如果不是由胡适来作“鞋样上总还是带着缠脚时代的血腥气”的《尝试集》,而是直接从中国历代白话诗歌的创作及翻译中,精选一部《中国白话诗集》,集中展示一批成熟的、不乏经典意味的白话诗佳作,那对于现代新诗的启迪和示范作用一定会好得多,对于迅速奠定新诗的地位,昭示新诗的方向,一定会有效得多,中国新诗也会因此少走许多弯路。     

春天的火焰:胡适作为中国新诗先驱者的诗学意义

本从“我为什么要用白话来做诗”、“在白话诗的试验室里”、“眼力最高心最细，如今何处有斯人”三个方面来重新阐明胡适对创制中国新诗的第一意义；从泛化视角回到学本体视角来“向下看”胡适的白话新诗，试图纠正长期以来人们对于胡适白话诗论和《尝试集》所作出的诗歌外在姿态和诗歌本位意义不对称的误解；从而恢复、重现胡适白话新诗的本相。     

从旧垒中走出——略论胡适白话诗论的历史地位及其局限

胡适作为最早作白话新诗的诗人而在五四时期风云一时,他的新诗主张和见解,也“大体上似乎为《新青年》诗人所共信”,他的著名的《谈新诗》一文,则“差不多成为诗的创造和批评的金科玉律。”一时间,提倡白话诗,试作白话诗成为一股不小的浪潮。以胡适为代表的一代创建新诗的先驱者对旧诗发起了毁灭性的攻势。几年功夫(从《新青年》1917年2月发表白话诗到1921年左右),白话诗取代了旧诗在中国诗坛上的     

钱玄同与《尝试集》

1917年10月，胡适把他一年来写作的白话诗编成《尝试集》，给钱玄同看，并请他作序。钱玄同和胡适还没见面时，1917年7月，他就对胡适发表在《新青年》上的一些新诗提出过意见，说胡适的“白话诗”“犹未能脱尽言的窠臼”。胡适看了钱玄同的批评，给钱玄同复信里说：“此等诤言，最不易得……”所以胡适后来在北京所写的白话诗。就都不用言了。     

胡适新诗创作论的文学史意义

胡适是中国新诗运动的先驱者,其新诗创作论差不多成为新诗运动初期白话诗创作和批评的金科玉律。胡适新诗创作论的主要内容是反假求真的文学观念,明白清楚的审美尺度,自然音节的诗体创造,这些理论推进了新诗运动的进程,在新文学史上具有创新和奠基的意义。     

《一颗星儿》、“毛瑟架”与“新”的政治——胡适与早期《晶报》关系新探

新文学倡导者胡适的白话诗“一颗星儿》在上海“小报之王”《晶报》首发,引发该报一场有关新诗的论争,这是近年来现代文学研究的新发现。本文综合已有研究成果,佐以《小日报》上新发现的材料,考证《一颗星儿》确由胡适本人供稿且由《晶报》首发;同时以《晶报》“毛瑟架”栏新诗论争为线索,通过对论争双方话语的考掘,探讨“五四”至1920年代初“新”“旧”文学场域间的文化政治因素。     

略论初期白话诗的“直言”形式和“以文为诗”的创作方法

由于从西方传入的“直言”方法与“五四”新诗人以思想解放为特色的文化心理相吻合,因此“直言其理”、“直言其事”、“直言其情”被大量地运用于初期白话诗的创作之中;胡适的《尝试集》中的诗歌十分突出地采用了这种“直言”形式。另外,以“五四”时代思潮为精神底蕴的初期白话诗,也在自宋以来的“以文为诗”的线索中找到了新诗“直言”形式与传统的内在联系;“以文为诗”一方面为初期白话诗建立了一种更适合于表现新诗人精神世界的新形式,另一方面,初期白话诗试图通过“以文为诗”达到“借历史以正名”的目的,这一事实本身,也从一个特殊的角度体现了新诗对传统诗学“话语原型”的“重温”,反映了新诗与传统诗学必然的“血缘”联系。     

胡适译诗《关不住了》的版本考辨

胡适的《尝试集》是中国白话新诗的第一本个人诗集,其译诗《关不住了》被其目为"‘新诗’成立的纪元",成为自己的得意之作。但此诗在胡适亲自审定的由上海亚东图书馆1922年出版的《尝试集》,以及后来的两套大型文集中都出现了较大的疏漏,与其1919年最初发表于《新青年》的同名版本大异其趣,乃至以讹传讹,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对胡适白话诗学的研究。本文特此考辨正之,并旁证胡适白话诗学受到美国意象派的影响。     

中国现代新诗分期的探索

一、称呼的界定从1917,年《新青年》发表胡适、沈尹默、刘半农三人九首新诗后,中国出现了一种与旧体诗完全不同的诗体,人们称它是新诗、白话诗。近年来通俗地称为中国现代诗。由于称呼不一,对许多新诗中的问题,往往出现一些异议。中国现代新诗的分期问题,就是一例。所     

析华兹华斯对胡适白话诗理论之影响

胡适倡导白话诗,源于他对中西诗歌传统的继承和创造。就诗歌语言而言,胡适白话诗创作及理论主张与以华兹华斯为代表的英国湖畔派诗歌等西方资源有着明显的关联。华兹华斯主张摈弃"诗意辞藻",胡适强调"务去烂调套语",二者都明确提出用日常用语写诗。胡适提倡"做诗如说话",华兹华斯则要求诗歌语言要"接近人们的语言"。胡适与华兹华斯关于诗歌语言的诗学理论的相似性和关联性,一方面可以印证胡适白话诗创作及诗歌理论与华兹华斯的渊源关系,另一方面也能促使我们深化对新文学与西方文学之关系的认识。     

胡适早期白话诗的传承与变革

胡适是我国新文化运动的旗手,他所提倡并发扬的白话文学开创了我国文学的新纪要。从小习读古文的胡适,对中国的古典诗词并非一味的拒抗,在他的白话诗中,我们也可以得到一些传统文化的余韵。但另一方面,有着丰富西洋文化的胡适也同样受着海外文化的影响,对中国的诗词又作了巨大的创新尝试。文章主要从胡适早期白话诗所受的传统影响和他在西方诗歌的形式的感悟下对古典诗歌所作的创新展开研究,有助于我们更深入地了解胡适白话诗出现的意义。     

胡适的文学革命与进化论

进化论是胡适倡导文学革命最重要的理论支点之一。青年时代的胡适不仅通过严复的翻译、梁启超等的著述接受了西方进化论思想,还继承了中国古代特别是先秦哲学中朴素的进化论思想。胡适用进化的方法去思考、去研究中国文字和文学问题,并以中西文学史上的文学进化为根据,提出了文学革命的相关主张。同时,他还以创作实践—白话新诗《尝试集》证明了自己的主张。以白话取代文言,以白话文学为正宗,不仅颠覆了一个旧的世界,也开创了一个全新的世界,适应并促进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当然,胡适将进化论借用在文学上也存在一定的历史局限,有着庸俗化、机械化等弊端。     

英美意象派诗歌与胡适的《谈新诗》——兼论胡适对西方诗歌理论的偏取及成效

由于胡适在其著述中并没有确认新诗理论与意象派诗歌的渊源关系（只承认两者有相似之处）,其《谈新诗》中的诗学主张也并没有与意象派的＂六条＂完全对应,因此,关于胡适的新诗是否受到意象派诗歌的影响的问题,学界一直存有争议。争议的根源大概在于对胡适受西方诗歌资源影响的程度及胡适接受影响的方式存在着认识和理解上的差异。其实胡适对西方文学资源的接受是偏取的和局部的,而不是全面的和整体的。这种偏取的接受方式服务于其白话诗（新诗）创建的阶段性任务,符合胡适对中西诗歌发展历程的认识以及对中西文学传统进行会通的目的。对西方诗歌资源进行偏取的客观事实,可能正是胡适没有直接承认其新诗理论（甚至可以扩大到胡适文学思想的全部）受到某个具体文学流派影响的原因。     

论石孝友的爱情词

宋代石孝友以词著名，他的爱情词基本上可以分为雅词和俗词两类，但是雅词并不足以体现石孝友爱情词的独特风格。石孝友的爱情词的独特性在于：以俗词写情事。直率自然。又有多种表现方法：语言通俗而形式精巧；摹拟说话人的口吻以及采用男女对话的形式。这种做法我们可以称为以曲为词。     

苏轼的“枯淡”论研究——兼论“东坡和陶诗”的文化史意义

苏轼对“平淡”风格的认识,主要体现在他对陶渊明诗歌“枯淡”美的批评上。“枯淡”风格的形成是一个“绚烂之极归于平淡”的过程,体现在陶渊明的诗歌中就是“质而实绮,癯而实腴”、“外枯而中膏,似淡而实美”的美学效果。从“枯淡”风格出发,苏轼发现了柳宗元、韦应物诗风与陶渊明“同源”,并作出了“柳在韦上”的判断。苏轼还创作了大量的“和陶诗”,这在中国古代文化史上具有重要的认识价值。     

早期新诗中一种特殊的诗歌观——论康白情对新诗、旧诗功能的区分

康白情既写新诗也写旧诗,不同于胡适试图彻底驱逐旧诗,这种双线写作能够在康白情的观念和实践中并存,在于他区分了两种文类不同的功能。新诗张扬新精神尽可以形式新,远离旧诗的格式、趣味,而没有新精神的旧诗也尽可以在新诗之外自足地写作和把玩。     

胡适诗学的接受历史考察——以新旧之争为中心

"新旧之争"是作为新诗诗学起点的胡适白话诗学最初引发的反响。以"白话作诗"取代"文言作诗",首先遇到的是"白话"的合法性以及"文言"的生命力的争论,旧诗渊源深厚的审美成规、惯例又必然导致新旧文体学范式的冲突。这些在胡适诗学接受历史上主要表现为早期的"文白之争"、20年代京沪以胡怀琛为中心、东北以《盛京时报》为中心关于新诗押韵的论争,以及在论争之外的一些积极的回应和反对的声浪。随着时间的推移,其反对的声浪不再是基于旧诗的立场,而是新诗诗美诉求中对传统的重新审视。     

纤丽与雄壮齐飞，婉约共豪放一色——苏词风格论

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论起苏词,多以“豪放”赞之。苏轼天性豁达、侠骨峥峥,创作中,刻意要“无柳七郎风味,亦自是一家”,形成其词豪放、旷达风格。但苏词中还有一批叙写儿女私情、离愁剐恨之作,婉约柔美,纤丽清新,剐有一番风情。通过对苏轼具体词作的分析,可以看出苏词特有的艺术风格应是：纤丽与雄壮齐飞,婉约共豪放一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