苟子引《诗》论《诗》刍议

文章就《苟子》中引《诗》和论《诗》两个方面进行了探讨：分析了《苟子》引《诗》中《雅》居多的原因;浅析了苟子论《诗》。即“《诗》、《书》之博”与“《诗》、《书》故而不切”是否真正矛盾,及何为荀子提出“善为《诗》者不说”的意会读《诗》法。     

《荀子·性恶》引“孟子曰”疏证

《荀子·性恶》所引三处“孟子曰”,应出自《孟子》外书,反映的是孟子后学“性善修习论”、“性善完成论”的思想,与孟子“性善扩充论”有一定的差别。《性恶》乃针对《孟子》外书之《性善》篇而发,围绕《性恶》所引“孟子曰”的种种分歧和争论,均可由此得到解释和说明。     

从《潜夫论》的引诗看王符的《诗》学观

王符在撰写《潜夫论》的过程中,直接或间接的征引《诗经》中的诗句,或作为其史料来源,或引作权威性的理论论据,或有意识的记载书中人物引《诗》,都从中反映出王符对《诗经》的看法.为此,以《潜夫论》和《诗经》的文本考察研究入手,比照相关史书及典籍文献的记载,参考、借鉴了前人研究成果,探讨《潜夫论》中反映出的王符的《诗》学观     

《墨子》引《诗》论

自春秋时期起,引《诗》成为了诸子散文中常见的论述方式,该文以《墨子》一书中可考证的8处引诗为切入点,讨论《墨子》引《诗》的特点。     

《原本玉篇》与《大广益会玉篇》引《诗》体例考——兼论王先谦三家《诗》辑佚之失

南朝顾野王所撰《玉篇》经唐代孙强、北宋陈彭年等人的重新修订，题为《大广益会玉篇》流传于世。未经修改的《原本玉篇》失传已久，直至清末民初由黎庶昌、罗振玉等人从日本传回国内。二书皆保留有众多《诗经》材料，在引《诗》体例上互有异同。《大广益会玉篇》虽然大量删减《原本玉篇》中的《诗经》经文，但保留了不少注解训释，且二书所据皆以《毛诗》为主以《韩诗》为辅；《原本玉篇》引《诗》皆标明是毛家还是韩家，《大广益会玉篇》则只称为《诗》而不言何家，但可以推断为毛。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疏于辨别二书的引《诗》体例，并将二书混为一谈，通过“非毛即韩”的排除法认定《玉篇》所引之《诗》为韩，出现了一系列辑佚失误。     

金泽本《群书治要》所引《荀子》与刻本、今本《荀子》校订丛札

唐代魏徵等人奉敕编写《群书治要》一书,原书共五十卷,其中卷三十八载有《荀子》之文。从校勘学的角度对金泽本《群书治要》所引《荀子》进行分析,运用对校、他校、本校的方法,以金泽本《群书治要》所引《荀子》对今本《荀子》和天明本《群书治要》所引《荀子》进行校勘,提出校释意见八条,希望有益于《荀子》之后的校勘工作。     

在选择中定向:《荀子》用《诗》的价值期待

《荀子》之于《诗经》学,最大的贡献,莫过于呈现了从孔子、孟子到汉儒的继往开来:通过对孔子"删诗"和论《诗》的回归,对孟子说《诗》方法的承继,对《诗经》中思想政治教化价值的定向选择,借以达到其以《诗》"证礼""隆礼"的目的 。     

《孟子》引说《诗经》考论

《孟子》一书中引用、论说《诗经》多达38处,主要目的在于借以充当立论依据。孟子在对《诗经》的论说中,提出了著名的“以意逆志”和“知人论世”的说《诗》观点,但是,受其引《诗》功利性目的的影响,孟子对所引诗句的具体阐释带有脱离文本而迁就应用的倾向,从而导致了孟子说《诗》理论和用《诗》实践的矛盾。     

《论衡》引《诗》研究

王充是东汉时期独具个性的文人,他的《论衡》一书直接引《诗》共19处,这些诗句或取自古文经,或取自今文经,或与传世文献文字有异。从王充引《诗》的情况可分析,他采取“以我为主”的写作方式,将《诗》与其他儒家经典按话题类别进行引用,从而说明问题,并且取意不拘泥于《诗》的通行解说,而采用自己的阐释方式。同时,他所引述的诗文大多来自于《大雅》《小雅》,可以看出他强烈的现实政治意图,并往往将诗文引作反驳的靶子使用,证明了他“善与人异”的性格和“疾虚妄”的特点所言非虚。     

《世说新语》中魏晋士人引《诗》探析

“善引用”是《世说新语》的重要特点,其引《诗》用《诗》的部分尤其值得关注。或正取《诗》义,或反取《诗》义,剪裁舍取,化为己用。魏晋士人引《诗》,是由中国士人的知识结构和对《诗经》的特殊偏爱,魏晋时期文学自觉、尚清谈等时代特色及整个民族文化谱系中引《诗》用《诗》的传统等文化心理因素共同导致的。这对研究《诗经》经学地位的解构、文学审美的突破及其在文学史、传播史层面的影响均具有重要意义。     

荀子《尚书》学研究刍议

《尚书》是上古政教之书,孔子以之为政治教科书,荀子学派实即孔门一系。《荀子》大量引《书》释《书》以论证己说,其诸多思想源出于《尚书》。富国养民思想、贵贱等次思想渊源于《书》学,公义胜私欲、先教后刑、人治思想、刑法因时变易思想等皆以《尚书》为根柢。荀子引《书》断章取义,以述为作。借助《荀子》引《书》情况,可以窥探战国时期《书》学的传播与流变,亦有助于推动研究战国《书》教传统。     

以《诗》观赋与引《诗》入赋——两汉《诗》学史札记之一

汉人以《诗》观赋、以《诗》论赋 ,从一个方面反映了此一历史阶段之经学化了的《诗》学观。从汉赋中的一批引《诗》资料看 ,很多是藉称《诗》以宣讲儒道、张扬经学 ,但却有一部分则重在援引古诗原有的蕴义和诗文本身 ,或援用诗典 ,或化用诗意 ,或引用诗句 ,客观上已经具有了文学借鉴的意义。《诗》三百一经流传 ,就不断产生双向的影响 :既是政治的、经学的 ,也是诗学的、文学的 ;汉人以《诗》观赋与引《诗》入赋 ,又于此提供了新的例证。     

郑玄《诗纬》学论略

以汉代经学大家郑玄《诗》学研究为考察中心,从其现存的《毛诗郑笺》及辑佚的《毛诗谱》、《六艺论》对《诗》的论述中去寻绎《诗纬》的客观存在。郑玄笺注《毛诗》,虽"以宗毛为主",但对三家诗的引用时有,对纬书及《诗纬》的引用亦有。同时,《毛诗谱》解《诗》还部分吸收了《诗纬》解《诗》的方法与内容,并在《六艺论》论《诗》中直接引用《诗纬》论《诗》之"五际"、"六情",从细节处揭示了郑玄对于《诗纬》的吸收与运用,也彰显了《诗纬》对于汉代《诗》学的影响。     

《左传》引《诗》考

《左传》代表了先秦史学的最高成就,《诗经》又是我国文学史上第一部诗歌总集,由于二者在文学史上的特殊地位而具有密切关联。先秦文献有关引《诗》的文献中,《左传》最具有代表性。已有众多学者对《左传》引《诗》的原由和引《诗》方法做了大量研究。试就其引用《诗经》的篇目、次数和引用的特点而言,对引《诗》情况作全面的考证和分析,为研究《左传》和《诗经》提供一些参考。     

战国反《诗》学思潮与《诗》学危急

战国是《诗》学的危急时代，危急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时代对“诗礼”的排挤，二是来自诸子中的反《诗》学思潮。“竞利”“趋新”的战国时代使得传统的《诗》学被彻底的边缘化，而在战国影响最大的儒、墨、法、道四大学派中，除儒家外，其余三家或认为《诗》《书》蛊惑人心，主张焚毁；或认为《诗》是无用的糟粕，主张废弃：或认为《诗》只是一种知识，无补于治道。对《诗》均采取了一种否定态度。这使得《诗》学在战国的发展遭到空前绝后的困境。     

从《诗》的早期传播看《诗》的经典化

《诗》早期特殊的传播方式,是其经典化历程中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环节。国家制度化的“采诗”与“献诗”,作为一次自下而上的传播,使《诗》由乡间里巷走向了神圣的庙堂圣殿“;诗”的礼乐制度化,则标志着《诗》由民间歌谣转化为典礼乐歌,在自上而下的传播中被赋予了整合社会价值导向的教育意义;春秋战国间的“赋诗”与“引诗”,将这部先王之书广泛应用到具体社会生活中,《诗》成了政治生活中交流的工具,进一步为它的经典化打下了历史基础。     

《诗》亦《庄》之源

《诗》不仅是儒家的经典，而且也是先秦诸子思想的源头，作为道家代表人物的庄子就曾经引《诗》和论《诗》。庄子的许多思想和重要的观点都可以在《诗》中找到相对应的篇章。一部《庄子》不仅在精神内涵上对《诗》有诸多继承，而且在艺术上，其虚荒诞幻的世界是对《诗》中颂神母题的深化，《诗》中浪漫夸张手法、《诗》之寓言和叠词等表现手法对庄了审言和重言等的形成也有明显的影响。     

《广韵》引《诗》说略

《广韵》既为韵书同时又是一部字书，因此在解释字义时引用了大量的古代文献作为例证。对引《诗》的情况从引用形式、释义、字形及内容等方面与《毛传》作比较研究，可为《广韵》和《诗经》的研究提供一些有用的资料。     

出土先秦《诗》学文献与荀子的《诗》学思想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与《诗经》有关的简帛古籍在楚地大量出现,这些出土《诗》学文献或在荀子时代稍前,或与之同时,或稍后,为我们研究荀子与《诗》的关系又增添了文献上的依据。出土文献和《荀子》中都有一定数量的逸诗,这说明荀子所依据的《诗经》版本与今传《毛诗》的不同,而对《诗经》之外的逸诗进行搜集、整理、研究似是当时学者的共同兴趣。荀子从＂性＂、＂情＂出发,强调《诗经》的道德功能和政治作用,事实上把《诗经》推向了经典的地位。     

战国出土文献称引《诗》条缀

20世纪以来,战国出土文献相当丰富,其中有诸多文献皆有称《诗》之篇名、引《诗》之诗句的现象。如《上海博物馆战国楚竹书》、《郭店楚墓竹简》、《河北平山三器铭文》等。其中上海博物馆战国楚竹书《孔子诗论》还是战国时期儒家专门论《诗》的文献。将这些文献中的称《诗》引《诗》现象进行条缀,可以更好地对战国《诗》本的传承与传播,以及战国至汉代《诗》本的变迁进行更深入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