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19世纪末德国跨国移民趋势的逆转

德意志帝国时期,是德国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变的重要转型期.在此期间,德国的跨国移民趋势发生了逆转,从典型的移民迁出国变为迁入国.这种逆转,既是德意志帝国时期社会经济结构发生根本改变的表现,也是其工业化、资本主义化发展的结果.     

马克斯·伦茨的德意志帝国创建史研究

马克斯·伦茨是德意志帝国兰克学派代表,他运用兰克史观对俾斯麦与德意志帝国创建史进行了研究。在伦茨的解读下,俾斯麦控制了民族运动而将德意志民族国家置于欧洲国家体系之中。伦茨论断19世纪德意志问题的解决并不是以制宪的方式而是参照列强政治角逐。在既有的德意志邦联的框架中,普奥之间的竞逐是无法避免的。在19世纪50到60年代发生的邦联改革争议是普奥战争缘由,争议的责任在于奥地利的政策。俾斯麦制定北德意志邦联宪法依据其处理德意志邦联改革争议考虑。他以联邦制民族国家的形式构建帝国符合兰克学派对德意志问题的解读。总体而言,俾斯麦转化政治革命中的民族主权原则以服膺于普鲁士的欧洲列强政策,在这一意义上,他实施了一系列政治外交行动而建立起德意志帝国。     

德意志帝国宪法：富有特色的立宪议会制度

1871年1月18日,普法战争的硝烟尚未散尽,德意志帝国在凡尔赛宫镜厅宣告成立。关于这一德国历史上的重要转折点,丁建弘教授在《德国通史》中提到一个微妙的历史细节：当时,德意志帝国议会代表团赶到凡尔赛,请求授予威廉一世“德意志帝国皇帝”的头衔,但威廉一世只愿意接受德国各邦君主奉献的皇冠。他问俾斯麦：“这些家伙是来干什么的？”得知各邦的君主都同意新宪法以后,威廉一世才接见了帝国议会代表团。     

试析德意志帝国劳工政策的逻辑机理

德意志帝国时期,以劳工问题为集中体现的社会矛盾异常尖锐,工人运动发展势头迅猛。帝国统治者采取了“皮鞭”加“蜜糕”的劳工政策调节劳工问题。马克思主义的“国家职能”学说为分析这一政策内在逻辑机理提供了理论依据。     

工业化与德意志帝国内外政策的调整

１９世纪末２０世纪初,由于第二次工业革命,德意志帝国已成为一个现代意义上的工业化国家。国家的迅速工业化使帝国政府在内外政策上作了一系列的调整：经济上,由自由贸易政策转向贸易保护主义,继而又采取促进出口、进军国外市场的新方针;统治策略上,由对工人运动的镇压政策转为和解政策;对外政策上,“大陆政策”变成“世界政策”,开始角逐世界霸权     

德意志帝国军费比例虚高成像及其财政体制成因

德意志帝国的分税制财政体制延续自德意志关税同盟时期,完整的国家财税体系为帝国政府财政和各邦财政分割。分税制下的帝国政府财政不仅收入有限,还要独自承担庞大的军费开销。因此以帝国政府财政为参考的军费比例远高于其他列强,造成德国财政分配失衡的假象。事实上,德国实际的军费比例和数额均没有超过其他列强。不仅如此,帝国政府重视国民经济发展,并通过不断优化的财政体制,积极推动工业化发展,使社会保障、基本建设和帝国行政管理等非军事支出的比重上升。德国大规模造舰计划和海外殖民行动没有改变上述事实。     

希特勒的东方政策及其历史思想渊源

希特勒侵略政策中的首要目标是实现东方政策即在东方夺取生存空间，建立一个包括所有德意志民族在内的大德意志帝国，奠定德意志帝国征服世界的种族基础。希特勒以东方政策为中心做了具体的外交设想并一步步地按照其设想采取了一系列的行动。德意志第二帝国争夺欧洲霸权和世界霸权的对外政策为希特勒东方政策提供了历史依据，种族主义、生存空间论、反犹主义和反布尔什维克主义成为希特勒东方政策的重要理论依据和政治依据。     

美国与澳大利亚对华移民政策的差异及其成因（1820—1996）

美国和澳大利亚都经历了从自由移民到限制和排斥再到选择华人移民的过程。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两国对华移民政策呈现出较大的差异性。两国对华移民政策都是特定的国际国内历史环境的产物,两国的移民政策的松动和紧缩决定于本国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需要。     

神圣罗马帝国

公元九六二年,德意志的国五鄂图第一踌躇满志地来到了罗马。年青的教皇约翰十二为报答鄂图帮助镇压意大利贵族叛乱之功,把一顶金光灿灿的皇冠戴到鄂图的头上称他为“神圣罗马皇帝”,而德意志王国从此也就得名为“神圣罗马帝国”。它的历史直至公元一八○六年始告终结。其实,这个帝国既不神圣,也不在罗马,更不是一个统一集权的帝国,而是以德意志各邦诸侯为主体的许多国家和民族在历史上的暂时的集合体。但帝国历史的来龙去脉却反映了帝国内部多种政治势力的复杂斗争,本文就主要问题作一概述。     

论美国移民政策的演变

美国是个移民之邦,从1607年至今已融合了100多个民族成份,种族之杂糅位居世界之最。面对滚滚而来的移民大潮,美国政府在不同的历史背景、不同的社会条件以及其他诸多因素影响之下采取了不尽相同的移民政策。本文拟从美国移民现象入手,考察其移民政策在不同时期的更替文化,透视移民政策变化的动因,探索这种现象给我们带来的思考和启示。     

德意志的民族主义缘起及影响

德意志的统一虽说与普鲁士强大的军事实力有很大的关系。但是在欧洲这样一个强国林立的国际背景下要想完成国家的统一仅凭武力还是远远不够的。在欧洲,特别是在当时西欧错综复杂的国际背景下。只有在以武力为后盾、充分利用国际环境前提下运用正确的民族主义政策来调动国民的民族主义情绪,才有可能取得成功。普鲁士执政者正确的民族主义政策制导下德国最终完成统一。     

和而不同:二战后德国公民教育政策的实践模式

公民教育在德国有着悠久的历史,二战后在德国公民教育历程中,有两种思想贯穿始终:一是脱离军国主义和纳粹主义,建立走向民主与和平的准则;二是摒弃一元的民族主义思想,实行多元主义的公民教育思想。最终德国形成了"和而不同,和谐为本"的多元一体模式,文章以上述两种思想为主线,探讨二战后公民教育政策的实践模式。     

浅析我国的“高考移民”现象

由于我国不同地区省份在高考中存在着不同的录取分数线和不同的录取人数,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一些分数线高、录取率低的地区考生开始通过转学、迁移户口等方式到分数线低、录取率高的地区应考,成为了“高考移民”,1990年代后,随着人口流动的加速,高考移民现象愈演愈烈,已逐渐变成了一种社会问题。文章通过分析这一现象产生的原因及其社会影响,探索了该问题的解决对策。     

陕西商洛方言概述

商洛人口根据移民来源的先后可分为两批,一批是本地人,主要分布在商州、丹凤、洛南等市县城市广大地区,讲此种语言的人主要是当地土著居民和明代移民至此较早的＂大槐树人＂,他们以主户自居。另一批是第二次移民高潮来陕的人,他们的祖先于清初伴随着＂湖广填陕南＂的浪潮从江南和广东、福建沿海等地入陕定居,故被称作＂客户人＂,其名称和＂客家人＂的叫法有异曲同工之妙。商洛的本地人还称＂下湖话＂为＂蛮子＂＂山蛮子＂＂鬼蛮子＂,下湖人则称本地话为＂瞎家伙话＂＂爪子话＂＂奤子话＂。在相关方言材料和文献资料的基础上,对各种称谓的说法作出了相应地解释。     

论冯至1949年前诗歌风格的转变

冯至的诗歌创作在1949年前经历了一次由“浪漫主义抒情诗”向“现代主义抒情诗”的巨大转变,二十至三十年代的诗歌与四十年代的诗歌在主体精神的介入程度、描写对象和思想意蕴等方面发生了变化。在冯至留德期间,德语诗人里尔克以及盛行于当时德国的存在主义哲学对冯至的创作产生了巨大影响。并且在冯至诗风转变中起到不可忽视的作用。     

论党的教育方针

教育方针具有主体性、历史性、目的性和指导性特征.依据教育方针的特征,党的教育方针历经变迁,始终是党的教育意志与愿意的理性表达,始终坚持了“两个必须”的指导思想和正确的人才培养目标.积极回应在理解党的教育方针上的不同观点,正确把握党的教育方针精神实质,才能推进党的人才培养目标落到实处,取得实效.     

“币原外交”与“斯特莱斯曼外交”的比较

20世纪20年代,日本的币原外交和德国的斯特莱斯曼外交是两国针对当时国际及国内形势而推行的外交政策。两者看似相同,实则存在根本性的差异。斯特莱斯曼外交旨在通过＂和平＂与＂和解＂的方式恢复德国的国际地位,而币原外交旨在通过＂协调＂和＂不干涉＂的方针维护和扩大日本在中国的侵略权益。     

段祺瑞早期与晚年对日态度比较分析

通过对段祺瑞执政和晚年时期国际国内形势的分析,对这两段时期中日交往的背景进行比较,加之文献资料的参考,对段祺瑞的对日思想进行综合评价得出结论:执政时期采取"亲日"政策主要是由于政治原因,晚年爱国抗日情怀是段祺瑞个人民族感的重要体现。     

论《疯狂》的悲剧意识

《疯狂》是美籍华裔作家哈金的第三部长篇小说,是继《等待》之后的又一部力作。小说以杨教授的疯狂为线索,通过主人公万坚的描述,揭示了80年代中国小人物的精神困境。悲剧意识一直是哈金小说创作的思想内涵,文章立足于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和萨特的存在主义理论,从疯与不疯,驴子意象,＂他人即是地狱＂和旁观者的反思四方面深入探析《疯狂》的悲剧性,并从＂流散＂和＂新移民＂角度出发,详细探讨哈金的身份以及对其小说创作的影响。     

是语言接触下的变异还是语言转用？——议广西桂北兴安话属湘语说

广西兴安话的归属存在争议。笔者认为研究者在论证兴安话属湘语时存在如下问题：属性判断所依据的语音特征不具有排他性;研究选择的比较对象不尽理想;对兴安话中的官话成分未做充分解释;将民系与语言简单对应。结合历史人文材料从语言传播、接触、转用角度探讨兴安地方话的归属,认为在湘南桂柳官话盛行背景下,兴安城区官话区移民继续使用官话,而非官话区移民则一致转用了官话。兴安话凸显更多的是官话间的共性而非差异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