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杜甫陇右诗中的动物意象

杜甫诗中多现动物意象.鸟兽虫鱼作为杜诗的审美对象,纳入诗歌的表现领域,成为构成其作品意境的必不可少的要素,蕴含着极富情趣的意蕴,体现出诗人的审美观照力.例如“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春望》),“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登高》),“映阶碧草自春色,隔叶黄鹂空好音”(《蜀相》),“仰视百鸟飞,大小必双翔”(《新婚别》),“穿花蛱蝶深深见,点水晴蜒款款飞”(《曲江对酒》),“玄蝉无停号,秋燕已如客”(《立秋后题》),“珠帘绣柱围黄鹄,锦缆牙樯起白鸥” (《秋兴八首》),“迟日江山丽,春风花鸟香.泥融飞燕子,沙暖睡鸳鸯”(《绝句二首》其一),“花鸭无泥滓,阶前每缓行.羽毛知独立,黑白太分明”(《花鸭》),“顾惟蝼蚁辈,但自求其穴;胡为慕大鲸,辄拟偃溟渤”(《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猛虎立我前,苍崖吼时裂”(《北征》),“鸱枭鸣黄桑,野鼠拱乱穴”(《北征》),“但对狐与狸,竖毛怒我啼”(《无家别》),“江渚翻鸥戏,官桥带柳阴”(《长吟》)等等,耳闻目睹莺歌燕舞,猿呜虎啸,我们仿佛走进了一个族类繁多的动物世界.杜甫陇右诗也同他的其它诗篇一样,有许许多多动物意象,且带有地域特色.据统计,杜甫陇右诗中的动物意象有寒蝉(保留动物前之修饰语,下同)、独鸟、天马、骕骦、牛羊、黄鹄、     

南北朝山水文学中的水

在文学世界中,写山写水往往是相联的。从魏晋到南北朝,已逐渐露出山水文学的倾向。《文心雕龙·明诗》有云:“宋初文詠,体有因革,庄老告退,而山水方滋。俪采百字之偶,争价一句之奇。情必极貌以写物,辞必穷力而追新。”那时的文人们,极貌写物,穷力追新,对山水风景的描写,倾注了他们全副心力。在这篇小文里,只谈谈他们的写水。比如,南朝梁代的陶宏景《答谢中书书》:“高峰入云,清流见底。两岸石壁,五色交辉。     

略论文学研究会翻译外国儿童文学的工作

文学研究会十分重视外国文学的译介与研究,在《文学研究会简章》里就确定“研究介绍世界文学”为其宗旨之一.它始终是以一个既是“作者”又是“译者”的文学社团,活跃在新文学阵地,始终从翻译和创作这两个互为影响的环节推动着新文学发展.在儿童文学的建设方面,也是如此.他们立足于洋为中用,目光四射.大胆“拿来”.十分重视外国儿童文学的翻译介绍.郑振铎在1922年7月写的《〈儿童世界>第三卷的本志》中的一段话,最能概     

一个“多余人”的典型——谈贾宝玉性格内涵的丰富性和复杂

文学是人学,它的生命在于艺术形象,以形象反映生活,表达思想感情,所以,在现实主义小说创作中刻画几个典型人物形象是必不可少的.《红楼梦》在这方面确实难能可贵,不但刻画了三、四百个有名有姓的人物形象,而且精心塑造了一个具有高度概括性的艺术典型形象——贾宝玉.不朽的文学典型,具有永恒的审美功能,而且值得人们不断地去探索它所包涵的意义和价值.《红楼梦》一诞生,贾宝玉这一典型就受到了研究者的热切关注,历来评述者,各抒已见,见仁见智.诸如一度盛行的“市民说”、“传统说”,乃至“农民说”,众说纷纭,学界比较一致的看法,认为贾宝玉是“反封建的急先锋、勇士”、“封建礼教的叛道者”,笔者认为这是受了极左思潮的影响,从庸俗社会学的观念出发,从事文学研究工作,急于功利的结果,不免有失     

关于电脑美术教学的思考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 电脑,恰如春风拂过的梨花,以惊人的速度开遍了各行各业,以不可抗拒的魅力,来到了我们的工作、学习和生活之中。人们经历了一个从无知到好奇,进而由熟悉到喜爱的过程,随着电脑日新月异的变化和发展,人们开始难以离开它了。在设     

从月神崇拜到月文学

“物之能感人者。在天莫若月。” ——明·张潮《幽梦影》 在中国数千年的文化长河中,月一直是以恒定、静美的意象出现的,在民族民间文化的舞台上。月成为人们寄托美好情思、追求光明的艺术载体;而在诗人的笔下,月则暗寓了怀乡情绪,人生际遇,国家兴亡的生命意识。追溯月神崇拜的起源,对于揭示古代诗人的审美心理轨迹,较好地把握中国文化中的月文学,无疑是具有审美鉴赏意义的。     

宋词中“香”意象探究

自《诗经》以来,“香”就已经是我国古典诗词中一个典型的意象,人们运用这一意象来暗喻美好的情感,象征美好的事物和高洁的品格,具有非常丰富的内涵.宋词中的“香”这一意象出现频率很高,宋人在自己词作中大量运用“香”意象来表情达意,其实与宋人习俗有很大的关系.宋人普遍有焚香的习俗和追求高雅的享乐情趣,这是香这一名物能够得到宋人青睐的现实原因.     

《审美学》:Aetshetic的回归

“Aesthetic”,中国学者沿用日本中江肇民的译法,谓之“美学”;李泽厚认为,它的准确翻译应是“审美学”。以“审美学”代替“美学”,不仅是“正名”,而且是对整个学科体系的改造和重新建构。由我校中文系周长鼎,尤西林合著的《审美学》(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即是一个很好的尝试。正如醒目的书名所提示的,《审美学》研究审美,研究人同世界的审美关系,主要是人的审美和审美的人。坚持“审美关系中心说”是《审美学》最显著的特点。审美无处不在。但是,作为现象形态的“审美活动”却不能直接作为审美学学科的研究对象与逻辑起点,只有经过思维抽象、具有本质规定性的“审美关系”范畴,才有资格作为审美学的理论支点。《审美学》对此作了充分的论证。针对学术界非难“审美关系”、抬高“审美活动”的意见,该书提出,“审美关系”与“审美活动”并不对立,二者具有相同的内涵;但是,对审美学的对象、范围和体系的建构来说,突出“审美关系”更为恰当。     

《班马异同评》与人物形象问题

宋末刘辰翁在南宋倪思《班马异同》基础上撰著的《班马异同评》,是我国古代文学批评中较早接触到人物形象问题的一部著作,它从赏鉴角度比较全面、比较系统地总结了《史记》塑造人物的一些经验和“决窍”,如传记文学写人不仅要写“功状”,还要写出展示人物精神面貌的细节;写人必须绘声绘色,婉曲尽情,写出人的“意态”;写人还要突入人的灵魂,洞见人的肺腑,写出人的“心事”,等等。这对于后世作家和文学理论家都产生过相当的影响。     

汉晋京都赋的“摹拟”问题探析

汉晋京都大赋中“班固《两都赋》——张衡《二京赋》——左思《三都赋》”系列可谓典型的“摹拟”文学.然而张衡与左思的京都赋创作虽一律名曰“摹拟”,实际上却具有不同的涵义,《二京赋》主要是在文章规模上对《两都赋》构成超越,而《三都赋》之于《二京》《两都》则是全方位的创新.在从班固到张衡、再从张衡到左思的文学“摹拟”现象中,发现他们以“摹拟”前辈为具体手段,体现了赋体文学中承袭与创新的微妙关系.     

贵州近代报刊的出现与现代文学生存空间的开拓——以《黔报》、《贵州公报》等近代报刊为考察对象

近代报刊的出现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提供了与古代文学截然不同的媒介与载体,直接影响了现代文学的形态性质、文体类型和审美特征。以贵州出现最早的《黔报》、《贵州公报》等近代报纸为考察对象,从“文学场”的生成角度,探讨在由报刊开拓的文化语境中贵州现代文学的生存空间。     

载不动 许多愁——《漱玉词》言“愁”手法举隅

“愁”是人类一种抽象的思想感情,也是中国文学重要的一个审美范畴。古代的文人墨客,在“发愤以抒情”①的“忱患意识”和“诗缘情以绮靡”②的“爱情意识”的支配下,抒写国恨家愁,离绪别情,从而创造出浓烈的“愁”氛围。近读易安居士《漱玉词》,被词人那种“愁苦”的词心所感染,偶有心动,于是拈出念“愁”的典型词句,试析其丰富多彩的写愁手法。     

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史的一部重要著作——读梁启超《新中国未来记》

否定反动腐朽的政治制度和禁锢人们头脑的旧思想,传播新思想,为人民展示一个美好的理想蓝图,鼓舞人民为此而英勇奋斗,这是一个伟大思想家的历史责任和功绩所在.中国近代史上的梁启超,正是这样一位思想家.摆在我们面前的这部纸包发黄、鲜为人知的小说《新中国未来记》,就是在甲午战争后到二十世纪初那个黑暗年代里,梁启超的一部划时代的伟作.它犹如黑沉沉寒夜中的丧钟,宣告了延续两千多年的中国封建王朝的末日的来临.在敲起丧钟的同时,它还为人们勾勒了一幅新中国的理想蓝图.梁启超的《新中国未来记》是一部小说,但不是普通的文学小说.它的价值主要不是在文学史上,而是在政治思想上.梁启超在小说的绪言中说:“兹编之作,专欲发表区区政见,以就正于爱国达识之君子.”(见梁启超:《新中国未来记》,载《饮冰室专集之八十九》.下同,不一一列注.)在小说第三回的总     

题图文学中的“三棱镜”——以《断钗图》及其题咏为例

清代后期江南文人们群起题咏《断钗图》,源于武进才子汤贻汾为其母杨氏绘此图后发起的广泛征诗,亦感于汤氏家族三世殉国、一门忠义的情事.《断钗图》与其题咏如同一个小“三棱镜”,能同时映射出清代题图文学、家族文学、女性文学三个不同研究范畴内的“景色”;它们之间存在一种互动与再生产关系,诗画合作也产生了更强的传播效果和艺术生产力.     

“17年时期”《人民文学》的审美探索

从整个中国当代文学发展进程来考察,从1949年建国到1966年文革爆发前的17年时期,是《人民文学》最具权威和影响最大的时期,也是它寻求政治与文学平衡点最有效、同时推出文学新人、塑造文学经典最辉煌的时期。由于《人民文学》所担当的历史重任,它通过现实主义的创作手法来反映社会生活,其审美气质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如同当代文学在建国初期的发展一样,现实主义在《人民文学》上经历了一个从革命现实主义到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再到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相结合的演化过程,它所期待的批判现实主义或者是干预现实的现实主义的实践仅是昙花一现。它不仅见证了17年时期当代文学的发展历程,也在实践着自己确立的文学观念、文学范式,引导着中国文学的发展方向和发展潮流。而它在审美气质上表现出的特殊性,对艺术的坚守为其审美带来的影响,仍能给我们很多的启迪,仍然值得加以研究和总结。     

新时期三元文学印象说

在对新时期文学的纵向考查中,人们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一九八○年以前,文学发展的节奏是鲜明清晰的。从“十月欢歌”到“伤痕文学”,再到“反思文学”与“改革文学”,构成一种线性起伏的联贯趋势。一九八○年之后,文学发展开始飘忽起来。虽有“寻根派”、“现代派”等文学现象出现,但纷繁的     

漫话谜语

谜语是文学百花园中独具特色的一个品种。这朵文学之花,长期以来在群众中广泛流传,深为人们所喜爱。《说文解字》解释“谜”字时说:“谜,隐语也,从言迷,迷亦声。”意思是说“谜”是一种“隐语”,由“言”和“迷”组成,“迷”也是它的读音。所谓“隐语”,是说它对事物不作直接的描写,而是通过隐喻和暗示去表现,让人们依据隐喻和暗示所提供的线索,经过联想和思考猜出本来的事物。谜语的特点正是这样。谜语由“谜面”、“谜底”和“谜扣”三部分构成。“谜面”是“喻体”,它是巧妙地隐喻着“本体”的短谣或韵语;“谜底”是“本体”,它是“谜面”实际所指的事     

从叙事语式看鲁迅小说的象征艺术

鲁迅在创作《呐喊》、《彷徨》时.其从事“遵命文学”的创作目的在于:“用文字来改良人生,改良社会,改造国民性,改造国民精神。”①要达到这样的改变和改造,鲁迅对中国社会进行了透视,审美的观点集中在“五四”时期的要害——反对封建思想上。他不重在直接展示社会的浓黑和残酷,而把艺术的焦点投射处于水深火热、呼天号地状况的人的“灵魂”上,并在作品中常用象征来表现。 鲁迅是中国现代社会的现实主义大师,他的小说是典型的现实主义作品。但是现实主义     

陈维崧词中民俗文化因素的分布形态

陈维崧的《陈迦陵词全集》,作品数量众多,内容丰富,风格多样.其中民俗文化因素大量存在.从语料学角度看,它的分布形态呈现为审美意象形态、典故形态和文学对象形态.     

论20世纪中国乡村小说的基本传统

乡村是2 0世纪中国文化裂变的阵痛中心,也是2 0世纪汉语文学最重要的话语资源,因此乡村小说便成为2 0世纪汉语文学中成就最高的领域。站在今天的认识高度,从作家的主体立场、审美视角、叙事策略,及其在现代性建构中的意义等角度进行考察,2 0世纪乡村小说呈现出三种基本传统:从鲁迅到韩少功是以知识分子立场、文化批判形成的启蒙传统;从废名、沈从文、孙犁到汪曾祺、贾平凹是以知识分子立场、人性审美形成的诗化传统;从赵树理、柳青到高晓声、路遥是以农民立场、现实视角形成的“史诗”传统。这三种传统,在90年代出现的乡村小说《白鹿原》中实现了全面整合与超越。《白鹿原》由此获得了将中国乡村小说推向成熟的文学史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