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后日本政党政治的变化、特征及原因述评

冷战后日本政局动荡，各政党分化组合频繁，政治日益右倾化，对整个亚太地区乃至世界产生了重大影响。章从叙述冷战后日本政党政治的发展变化入手，深刻分析了其特征及原因。这有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政府所推行的一系列内政与外交政策，同 有助于我们在新时期更好地发展中日之间的交流与合作。     

试论日本对华外交政策的调整及成因分析

近年来,日本对华外交政策经历了一些调整,这是冷战后国际战略环境变化以及日本"普通国家"战略目标确立的一个必然结果;也是基于中日两国实力对比发生变化做出的必然反应.本文就对近年来日本对华外交政策调整的表现及成因进行了相关分析,以期更好地了解和把握日本的对华外交政策.     

当前西方国家对我国进行文化渗透的新特点

苏联解体和柏林墙的倒塌 ,宣告了 1 945年“雅尔塔会议”后形成的以美苏为首的东西方阵营冷战对立政治局面的结束 ,世界政治格局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美国成为冷战后惟一的超级大国 ,俄罗斯、中国、英国、法国、德国、日本等不甘落后 ,不断增强综合国力、拓展国际空间 ,积极推动多极化的发展 ,国际政治舞台形成一超多强的局面 ,和平与发展成为世界两大主要问题 ,对话成为解决国际争端的主要方式。同时 ,由于失去了共同的敌人 ,短时没有战争威胁 ,西方阵营内部也在积极进行力量重组 ,出现种种分化。但我们更应该清醒地看到 ,虽然冷战结束、西方…     

冷战时期中日关系中美国因素的影响

冷战时期的中日关系,受美国因素影响的程度之深、范围之广是中日关系史上前所未有的。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美国在美日同盟关系中的主导地位和日本缺乏自主的外交政策所致。21世纪初,世界格局和战略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中美日三边关系已经成为亚太地区乃至全球国际政治中最现实、最重要的三角关系。我们需要更好地理解美国因素对中日关系变化的影响,从中总结利弊得失,得出对美国因素影响中日关系的规律性认识,发挥以史为鉴的作用,使我们能更好地在中美日三角关系中掌握主动。     

战后初期的美日关系与台湾问题

战后初期美国对日本进行全面军事占领,使日本服从于美国的全球战略。日本吉田茂政府借助于美国的军事保护,致力于国内的经济复兴与发展,成为冷战的最大受益者。日本选择台湾作为媾和对象,既有追随美国冷战政策的一面,也有向美国增加讨价还价砝码的一面。     

警惕日本社会“右倾化”的发展与危害北大核心CSSCI

近期日本政府对钓鱼岛进行所谓的"国有化",是对我国主权的严重损害和国际秩序的公然践踏,日本政府这一野蛮行径的"幕后推手"正是近年来日本社会"右倾化"发展的结果。冷战结束后,特别是近年来日本政坛"右倾化"倾向十分明显,极右势力正在影响和控制日本社会的走向,带动日本不断突破二战体制对其大国军事化的限制,对战后东北亚地区的稳定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造成严重的危害。对此我们应保持高度警惕。     

日本政治:再生还是衰落

冷战结束后，在复杂的国际国内背景下，日本政治日益保守化。其表现一是竭力突破日本和平宪法；二是加速军事大国化步伐；三是否认侵略历史。冷战后的日本政治保守化一方面对日本内政外交产生深刻影响；另一方面，严重伤害了毗邻诸国的感情，对东北亚地区的和平与安全构成潜在的威胁，值得人们警惕。     

日本防卫政策的重大调整

冷战结束后的十年中 ,日本防卫政策实现了防卫对象由“单一化”向“多元化”、自卫队活动由“内向型”向“外向型”、防卫战略由“专守防卫”向“攻势防卫”的转变。日本防卫政策的重大调整 ,表明冷战后日本加快了走向军事大国的步伐。     

澳大利亚对日本加入关贸总协定的外交政策(1947—1955)

1947-1955年,总体来看,澳大利亚对日本加入关贸总协定的诉求持强硬反对立场。在日本恢复完全主权前,该政策紧紧围绕着是否给予日本最惠国待遇而展开。在此之后,由于日本向澳大利亚施压,加之澳大利亚对本国羊毛、小麦等主产品出口利益的考虑,其政府内部出现意见分歧,从而导致该政策显露出一些变化的端倪。随着国际国内形势的发展,与日本进行双边贸易谈判成为澳大利亚对日入关政策的关键。在贸易谈判完成之前,尽管澳大利亚最终同意日本入关,但仍然坚持既定政策,宣布对日本援引关贸总协定第35条,不给予日本最惠国待遇。在冷战甚嚣尘上的20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初,尽管澳大利亚和日本同为资本主义阵营对亚洲大陆社会主义阵营新月形包围链条上的重要国家,但前者对待后者入关时的所作所为,完全与冷战的意识形态无关。这一现象无疑有助于我们从一个新视角来反思冷战时期社会主义国家间的关系。     

警惕日本社会“右倾化”的发展与危害

近期日本政府对钓鱼岛进行所谓的“国有化”,是对我国主权的严重损害和国际秩序的公然践踏,日本政府这一野蛮行径的“幕后推手”正是近年来日本社会“右倾化”发展的结果.冷战结束后,特别是近年来日本政坛“右倾化”倾向十分明显,极右势力正在影响和控制日本社会的走向,带动日本不断突破二战体制对其大国军事化的限制,对战后东北亚地区的稳定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造成严重的危害.对此我们应保持高度警惕.     

试析冷战后日本右翼势力的发展及其存在根源

文章列举冷战结束后,日本国内右翼势力否认侵略历史、美化侵略罪行的活动。其中包括成立右翼团体、美化所谓“大东亚共荣圈”、否认南京大屠杀、否认强迫被侵略国妇女作慰安妇等侵略行为,及政府政要参拜靖国神社,篡改教科书等逆行。同时文章简要剖析了这些现象存在的思想、经济、政治根源。     

当代私营军事公司兴起的原因及影响

随着冷战的终结和全球化的深入发展,私营军事工业获得了迅猛发展。在冷战后局部战争和武装冲突中,私人军事公司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作为军事服务商业化的代表,它的兴起改变了国际政治和现代战争的许多规则。因此探讨私营军事公司兴起的原因及其影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地区研究与比较政治学的理论革新

地区研究是一种使用多学科视角考察异域文化与社会的研究.它的兴起与演进同二战以来的国际政治形势密切相关,从而与比较政治学结下不解之缘.地区研究为推动比较政治学的理论革新和知识储备等方面提供了有力的支撑.冷战结束和全球化的到来,既带来了地区研究的重大危机,也预示了地区研究的新前景.     

哈里·杜鲁门的总统之路

作为二战后第一任美国总统,杜鲁门做出了许多对美国乃至世界历史的发展都有着深远影响的重大决定.冷战结束后杜鲁门倍受美国史家推崇.但他却是20世纪唯一没有上过大学的总统.他的总统之路颇具戏剧色彩.了解杜鲁门的总统之路,有助于加深我们对美国总统政治的认识.     

是维护大英帝国传统政治 还是冷战的揭幕——论二战中丘吉尔的“巴尔干战略”

巴尔干战略至今仍然是国际政治史和二战史研究中的不懈话题,基辛格博士在其1995年发表的《大外交》一书中还称其一开始就是“用来制约战后苏联的影响力”。巴尔干战略是地中海战略的逻辑结果、是英国传统政治逻辑延伸的结果;一切以大英帝国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和最终目的是其现实原因;另一方面,它虽然不是为冷战而设计的,但它为后来冷战所提出的“遏止”思想提供了潜在的资源,恰巧为战后遏止共产主义的冷战理论铺垫了道路。     

哈里·杜鲁门的总统之路

作为二战后第一任美国总统,杜鲁门做出了许多对美国乃至世界历史的发展都有着深远影响的重大决定。冷战结束后杜鲁门倍受美国史家推崇。但他却是20世纪唯一没有上过大学的总统。他的总统之路颇具戏剧色彩。了解杜鲁门的总统之路,有助于加深我们对美国总统政治的认识。     

冷战后日本对台政策的调整及原因

冷战结束以来,日本不断调整对台政策,提升日台实质关系。本文以近年来日本的对台政策为切入点,着重从谋求政治大国、遏制中国的崛起、地缘政治、经济利益、强化对台政治影响力等方面分析了近几年日本对台湾政策变化的原因。     

论全球化背景下国际政治与国际经济的关系

冷战结束以后，和平与发展表现为时代主题，加速了全球化进程，对国际经济、政治、文化关系都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在全球化背景下国际经济关系决定国际政治关系，在国际交往中应采取相应的策略。     

美国霸权的多边主义行为及其动因

二战后美国为了重建世界秩序,大力推动多边主义在国际政治领域的发展,而冷战结束后,作为单极霸权的美国对多边主义采取了一种工具利用的态度.这其中的原因主要是:美国的历史经验决定了美国主要是将多边主义作为一种手段,而不是世界秩序目标之一;不同党派对多边主义的理念不同,因此倾向于采取不同的政策手段来介入世界;对不同对外政策目标的关注,影响了美国决策者对是否采取多边主义战略的考虑.     

The sight and site of North Korea: Citizen cartography’s rhetoric of resolution in the satellite imagery of labor camps

In recent years, satellite mapping of North Korea, especially of its labor camps,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form of evidence of human rights violations, used by transnational advocacy groups to lobby Western governments for change. A phenomenon of “citizen cartography” has emerged where non-expert humanitarian actors use commercially available software like Google Earth to “infiltrate” the borders of North Korea. This essay interrogates the politics of seeing that takes place in creating the site and sight of North Korea by citizen cartographers, and historicizes these processes of seeing in Cold War and post-Cold War visual culture. Specifically, citizen cartography of North Korea engages in rhetorics of resolution, where the cartographer continually searches for a better, clearer view of the ground below, while still constrained by corporate software and logics of state sovereignty that make it difficult to “resolve” the problem of forced lab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