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研究

在司法实践中,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对于后续未成年人犯罪定罪量刑的影响;也即封存是否等于消灭,立法并未进行明确的规定,在实践中容易引起争议。对于如何处理封存制度和前科消灭制度对定罪量刑的影响,应结合我国司法实践,从刑事政策及制度设计本身的目的出发,采取"两步走"的方法,以达到刑法惩罚犯罪、预防犯罪之目的。     

从宽严相济刑事立法政策谈未成年人刑罚制度的完善

本文首先提出宽严相济刑事立法政策的概念,之后阐述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内涵和地位,以及宽严相济刑事立法政策的具体要求。在论述宽严相济刑事立法政策对未成年人刑罚制度影响的基础上提出如下四个方面的立法建议：完善对犯罪的未成年人从宽处理的具体规定,增设必要的非刑罚处罚方法,率先建立健全未成年人社区矫正制度,建立未成年人前科消灭制度。     

未成年人刑事污点消灭制度研究

刑事污点制度对当事人尤其是未成年人不利的评判效应,对未成年人的发育成长带来诸多不利影响,有违刑事处罚的目的,我国应当确立未成年人刑事污点消灭制度。在适用未成年人刑事污点消灭制度过程中,应当遵守法定的要件和程序。法定的要件包括一般要件和实质要件;法定程序包括申请、管辖和受理、审理和监督、裁定和送达等具体程序。未成年人刑事污点消灭制度具有消除犯罪记录、改变法律评价和免除前科报告等法律效力。     

建立未成年人犯罪记录消灭制度的构想

未成年人犯罪问题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为使有犯罪记录的未成年人"无痕迹"地回归社会,近年来,中国法学界和司法界一直关注和调研未成年人犯罪记录消灭制度。我国尚未建立未成年人犯罪记录消灭制度,本文从我国现行法律基础和保护未成年人权益出发,分析了我国建立未成年人前科消灭制度的现实基础,分析了我国建立未成年人犯罪记录消灭制度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并对我国建立该项制度提出了构想。     

论前科消灭制度在未成年人犯罪治理中的意义及其建构

在未成年人犯罪治理中引入前科消灭制度,可以充分发挥刑罚的教育和预防功能,实现未成年人利益最大化的特殊保护原则。未成年人前科消灭的性质是前科身份及其法律后果的消灭,我国应在适用对象、范围、实质条件以及程序方面率先进行立法建设。同时,司法机关及社会公众也应为该制度提供有力的制度保障和心理支撑。     

我国轻微罪前科消灭制度构建研究

近年来,我国刑事立法趋向于活性化和轻刑化,而社会危害性与人身危险性都较小的轻微罪犯罪标签化却越发严重,构建轻微罪前科消灭制度迫在眉睫。然而,前科报告制度、缺乏轻微罪前科消灭制度的具体设计及统一的犯罪记录登记和查询制度阻碍着轻微罪前科消灭制度的构建。因此,要构建完善的轻微罪前科消灭制度要兼顾两方面：一是明晰轻微罪罪责轻实质、肯定前科消灭制度;二是从轻微罪前科消灭制度的主体条件、考察期、实质条件方面探索实体构建,并以轻微罪前科消灭申请、审批与撤销的程序设置为实体构建提供保障,以完善的前科报告及评价制度、统一的犯罪记录登记和查询制度、完善的犯罪人犯罪记录保护机制作为配套设计,以推动我国轻微罪前科消灭制度的落地生根。     

完善我国未成年人犯罪预防、治理的立法思考

未成年人犯罪的不断攀升,已经成为全球性的严重社会问题,为我国乃至世界各国刑事法律界所关注.如何有效预防、治理未成年人犯罪,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国家立法机关通过制订、完善预防、治理未成年人犯罪的有关法律制度,则是这一系统工程中的不可缺少的基础性环节.但我国在这方面的立法还很不完善,应当借鉴国际社会中有关未成年人犯罪预防、治理立法的成熟经验,在实体上,修改或者补充刑法,建立专门的有关未成年人犯罪的刑事实体法律规范体系;在程序上,修改刑事诉讼法,设立适用未成年人身心特点的未成年人刑事司法程序;在对未成年人的特殊保护上,进一步强化、完善有关未成年人保护、犯罪预防及其治理的综合性立法;在司法体制上,确立少年法庭体制.     

侵害未成年人犯罪从重处罚的规范检视与制度完善

刑事立法对侵害未成年人犯罪设置从重处罚规定,是贯彻从严刑事政策、实现对未成年人利益最大化保护的重要手段。虽然侵害未成年人犯罪从重处罚有相当的规范基础,但是相关立法类型化不足,无法满足从严惩治侵害未成年人犯罪的现实需求,加剧了刑事司法权与立法权之间的紧张关系,不利于侵害未成年人犯罪从严刑事政策的彻底落实。利用科学的类型化思维与方法可以实现侵害未成年人犯罪从重处罚立法的节俭性和开放性,更好回应当前社会对于从严治理侵害未成年人犯罪的需要。在侵害未成年人犯罪从重处罚规范类型化的过程中,应以未成年人利益最大化理念为指导,吸收司法解释中相关从重处罚规范的合理因素,将《刑法》与司法解释中的相关规范予以整合,确立对侵害未成年人犯罪从重处罚的统一规范。     

未成年人轻罪犯罪记录封存的现实思考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对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进行了明确规定,该规定进一步体现了我国"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刑事政策,是我国刑事司法在未成年保护方面的重要举措。由于立法与实践经验相对不足,如何在司法实践中明确其具体操作程序,有效促成涉罪未成年人顺利回归社会,需要进一步的探索和研究。     

完善未成年人权益保障制度的若干法律问题思考

未成年人权益应当受到法律保护,权益保障制度难以落实往往会成为引发未成年人犯罪的直接或间接原因,完善未成年人权益保障制度可以减少未成年人犯罪的发生。文章论述了加强权益保护、明确监护职责、规范童工制度以预防未成年人犯罪;健全刑事立法、推行低监禁和高缓刑制度、完善社区矫正制度,以有效挽救罪错未成年人。     

未成年人犯罪的司法保护

由于未成年人具有不同于成年人的生理和心理特点,认知能力较差、可塑性较强。因此,对未成年人犯罪,必须建立区别于成年人违法犯罪的特殊对策及处遇制度。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应采取特殊的制度保护未成年人权益,尽可能多的适用非犯罪化、非监禁刑和非刑罚处罚措施,并建立独立的未成年人犯缓刑制度及配套的调查、监督和社会帮教制度,促使未成年人犯再社会化。     

论未成年人犯罪前科消灭制度的构建

基于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出台与现代刑罚理念的变迁,构建未成年人前科消灭制度已成必然趋势和理性选择。这不仅有利于避免犯罪标签理论带来的负面影响,更有利于整个社会的和谐稳定。未成年人前科消灭制度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其实体要件、程序要件、形式要件的构建与设计至关重要,它可以全面、客观地维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     

浅论我国未成年人犯罪刑事政策的缺陷

我国现行未成年人犯罪刑事政策存在严重缺陷。从立法上看,缺少一部以预防和控制未成年人犯罪为主要内容的少年法;从政策上看,刑事执行政策和社会政策的不足已不能适应治理犯罪的需要;从司法上看,现有未成年人犯罪刑事政策从整体上执行力度不够。     

浅论在我国建立未成年人犯罪记录消除制度的必要性

未成年人犯罪无论是在特点方面还是在成因方面都与成年人犯罪有着显著的区别,所以应当建立符合未成年犯罪人特点的各项司法制度,其中一个重要的制度即为未成年人犯罪记录消除制度。这不仅能够帮助未成年犯罪人走出其在服刑完毕后重回社会时所遇到的困境,也能够体现我国对未成年人权益保护的重视、顺应我国的刑事政策,更能够顺应青少年犯罪治理的世界发展潮流、符合青少年法治的精神,能够切实地保障未成年犯罪人受到公平对待的权利。     

浅议死刑案件刑事和解的弊端

刑事和解制度是西方国家一项非常重要的刑事司法制度.在创设之初刑事和解的案件仅限于罪行较轻的案件或是未成年人犯罪的案件.我国在引入刑事和解制度后没有统一立法,导致在司法实践中刑事和解案件范围有扩大的趋势,甚至在我国出现死刑案也适用刑事和解的案例.文章主要分析死刑案件刑事和解的弊端.     

未成年人犯罪领域的非犯罪化研究

在非犯罪化思潮影响之下,未成年人犯罪领域的非犯罪化趋势在我国已经有所体现,这是对未成年犯罪人司法保护的新突破。实现未成年人犯罪领域的非犯罪化具有重要的意义。在具体制度建构上,可以在实体法上减少未成年人罪名规定或规定未成年人特殊情形;在司法程序上,则应建立未成年人刑事和解与不起诉制度。     

未成年人前科消灭制度探析

前科作为一项有罪记录,会使行为人丧失一定的民事或行政上的权利、资格,对未成年人而言,前科对其生活以及回归社会的负面影响更为深远和严重。因此,无论从从实现刑罚目的的角度考虑,还是从保护未成年人这一特殊群体的需要出发,我国均有必要建立未成年人犯罪的前科消灭制度。     

新刑诉法下未成年人犯罪记录相关制度探讨

新刑诉法对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的明文规定,是在程序方面对刑法修正案关于未成年人犯罪记录相关制度的实体法上的对应。对未成年人犯罪记录相关制度的研究,可以探求维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减少其回归社会难度的路径,以图推进我国法治文明的进程。     

论刑法中的复权制度

复权制度作为一项重要的刑罚消灭制度,在世界范围内被广泛采用。然而我国刑事立法当中鲜有提及,刑事司法亦未有规定。鉴于复权制度在激励犯人自我改造、实现再社会化以及实现刑罚特殊预防等方面所起的卓越作用,我国刑法应当引入复权制度,以期完善我国的刑事立法。     

我国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法律问题分析

我国虽然已经开始建立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但是目前的制度实验仍然属于过渡性措施,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仍然缺乏整体上的过渡性和试错性。具体来说,表现为判定封存的适用标准过于机械化,封存记录调取留有"后门",程序性规定不够具体以及并未与其他法律规范形成良好的衔接。从法律制度的完善上讲,对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的进一步完善和细化的过程,就必须恢复期作为实验性制度的广泛性、过渡性和试错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