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规制对工业绿色发展的影响及调节效应——来自差异化环境规制工具视角的解释

从影响及调节的角度切入,采用SBM-ML指数法、面板门槛和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厘清我国环境政策自深化稳定以来差异化环境规制工具与工业绿色发展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显示:(1)命令控制型与公众自愿型环境规制工具对工业绿色发展的影响效应随规制强度增加呈倒“U”型趋势,但前者影响更大;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工具对工业绿色发展的影响效应则与规制强度成反比。(2)短期内命令控制型与公众自愿型环境规制工具对工业绿色发展的调节效应灵活且相反,但后者幅度更大;长期内则有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工具对工业绿色发展呈持续正向调节。基于研究结论,提出综合差异化环境规制工具建立一个平衡、动态协调的环境规制混合系统的建议。     

环境规制、空间效应与农业绿色发展

推进农业绿色发展是农业发展可持续性的基本保障。通过全局GML指数法测度农业绿色发展，在检验农业绿色发展具有空间相关性的基础上，构建空间自回归模型，系统分析命令控制型、市场激励型和公众自愿型三种环境规制对农业绿色发展的影响及其对农业绿色发展的直接和间接空间效应。研究发现：中国农业绿色发展依赖于绿色技术进步“单驱”驱动；农业绿色发展并不是空间随机分布的，存在“高—高”和“低—低”集聚的正相关现象；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对本地区和邻近地区的农业绿色发展都具有显著的U形影响。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工具对本地和邻近地区不具有显著性影响，公众自愿型环境规制对本地区和邻近地区的农业绿色发展都会产生积极的推进作用。本文从异质性及空间角度讨论了环境规制对农业绿色发展的影响，扩展了环境规制与农业绿色发展关系的研究，对农业绿色发展的政策制定具有启示意义。     

不同类型环境规制对中国工业绿色发展的政策效应仿真模拟

工业绿色发展是国家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基础。运用系统动力学的方法构建中国工业绿色发展系统动力学模型,并通过调节3种类型环境规制政策变量的参数,模拟工业绿色发展系统在不同环境规制政策模式下的发展趋势。研究结果表明:适度降低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强度可以在污染小幅增加的情况下取得经济的快速增长;增强市场型规制可能会暂时降低工业绿色发展指数,但长期来看有利于中国工业的绿色发展;提高自愿型环境规制强度,可以在保持工业增长水平的情况下减少污染排放与能源消耗;但单独使用各类环境规制工具,都会在取得一定规制成果的同时产生某些负面效应,而3种规制工具的组合使用则可以取长补短,实现环境与经济的共同发展。据此,提出健全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政策工具、合理设置市场型规制工具的强度、强化自愿型环境规制工具的运用等政策建议,以促进我国工业的绿色发展。     

绿色经济发展与政府环保行为的互动效应

随着环境规制联合治理体系的构建,政府规制工具的变更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当地绿色经济的发展现状,厘清两者间的互动反馈机制,有助于政府选择合适的规制手段推动绿色经济螺旋式上升。本文基于2007—2016年中国省际环境规制和经济投入产出的面板数据,采用非径向方向性距离函数构造绿色经济绩效指标,运用面板VAR模型测度环境规制体系互动视角下的绿色经济发展与各主体环保行为的互动效应。在此基础上,将绿色经济增长率分解为“追赶效应”“创新效应”和“领先效应”,分别探究东、中、西部地区3种效应与地方政府环保行为的互动影响。结果表明：①全国层面,绿色经济发展与政府偏好下的命令型环境规制呈互动正相关关系,形成“绿色经济发展—命令型环境规制”的螺旋上升机制,而与市场型环境规制手段负相关,同时虽然公众环保行为未有效助力绿色经济发展,但绿色经济仍对其存在拉动作用。②分地区考察发现,政府环保工具的选择存在显著的地区依赖特征。绿色经济绩效的提升致使东部地区致力于自主型环境规制的开发,但现阶段绿色经济发展仍依赖于市场型环境规制,中部地区政府环保更依赖于命令型环境规制,而西部地区现阶段并没有环保的意愿。③由于绿色技术的区别,地方政府的规制手段受到不同效应的差异化影响。各地区应综合考虑自身特征,因地制宜完善环境规制体系,设定阶段性技术创新目标。     

不同环境规制政策对中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

考察不同环境规制工具对中国企业技术创新及路径选择的影响,有利于中国实施高效的环境规制政策。本文使用2013—2017年中国30个省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面板数据,将企业技术创新分为内部自主研发和外部引进,探究市场激励型和命令控制型两类环境规制政策对工业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结果表明：①两类环境规制工具对企业技术创新均发挥了不同程度的促进作用,且呈现出一定的结构和时序特征,部分验证了波特假说“弱”版本。具体如下：命令控制型工具在2016年新一轮“环保风暴”后对企业创新行为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市场激励型工具对企业创新行为具有显著促进作用,但呈现作用随年递减的趋势;相较于企业技术引进而言,两类环境规制工具对企业自主研发的激励效果更大;在市场激励型工具中,碳交易市场对工业企业技术创新发挥了促进作用,且主要体现在外部引进方面。②分地区而言,东部和中部地区的结果与全国的结果呈现出相对的一致性;西部的结果符合波特假说“狭义”版本,即市场激励型环境政策工具比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对西部工业企业的创新激励更大。本文创新性地在环境规制中引入了可再生能源发电补贴和碳排放交易制度,细化了波特假说的内在作用机制,为国家进一步优化环境政策体系进而激励工业企业技术创新提供了科学依据。     

环境规制与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基于命令—控制型与市场激励型规制工具的实证分析

本文利用1997—2013年中国30个省区市的资源消耗、环境污染和经济发展数据,结合Super-DEA方法对中国省际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进行测算,并以此为基础探究中国不同环境规制工具的节能减排效应差异.结果表明： 市场激励型比命令—控制型规制工具更具减排灵活性和激励长效性,命令—控制型规制手段对区域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呈U形关系,基于经济激励方式下“利用市场”的环境政策工具——排污收费制度效应为正,而“建立市场”的环境政策工具——排污权交易试点政策并未表现出显著稳定的效应;东部地区的规制运行整体优于中西部地区,西部次之,中部最差;环境法制的完善对政府“利用市场”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但“建立市场”的法制体系尚未健全.最后,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我国环境规制工具对技术创新的作用 ——基于2005—2015年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选取2005—2015年我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有关数据,通过构建面板数据模型,研究3种环境规制工具对31个省份及东、中、西部地区技术创新的影响并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工具对技术创新绩效影响不显著,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工具对技术创新表现出显著的激励效应,而公众参与型环境规制工具对技术创新表现出明显的抑制作用;各个地区的技术创新输出体现了我国环境规制工具绩效的地域差异性。此外,引入滞后一期的被解释变量作为解释变量,采用广义矩估计（GMM）法对动态面板数据模型进行分析。     

中国环境规制工具的节能减排效果研究

从环境规制工具对节能减排效率影响这一基本问题出发,基于非期望产出的SBM-DDF模型测算出30个省2001-2012年节能减排效率,并分析其动态变化特征,以此为基础利用系统GMM考察环境规制工具差异引致的节能减排异质效应。实证结果表明,命令控制型和公众参与型环境规制对节能减排效率的影响呈现倒U型结构;而市场激励型表现类似于正U型结构,证实了波特关于合理环境规制强度的假说。本文进一步分阶段检验环境规制工具节能减排效果的差异,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在第一阶段发挥主要作用,而在第二阶段却成为阻碍节能减排效率提升的因素;市场激励型和公众参与型环境规制并未在第一阶段表现出促进节能减排效率的效果,但其作用在第二阶段开始呈现,并成为这一阶段节能减排效率改善的关键因素,从而区分环境规制工具在不同时期的适用性。     

环境规制、工业集聚与长江经济带工业绿色发展：基于调节效应和门槛效应的分析

为推动我国工业绿色可持续发展，以长江经济带为对象，将环境规制与工业集聚同时纳入研究框架，构建动态面板模型和面板门槛模型测算108个城市2003—2017年的工业绿色经济效率，探究环境规制、工业集聚与工业绿色发展之间的关系以及区域空间异质性影响。结果表明：工业集聚与长江经济带工业绿色经济效率之间存在“U”型关系；环境规制在工业集聚对工业绿色发展的负向作用中具有负向调节效应；工业集聚对工业绿色发展的影响存在以环境规制为门槛的双重门槛效应，影响趋势随环境规制强度的加大呈现出负向影响逐渐减弱甚至由负转正的效果，且这种逆转效果在下游地区更为显著。由此，提出长江经济带打造世界级产业集群要引导工业合理布局和有序聚集，继续采取更严格的环境规制手段并注意配套结合，推动下游地区各类创新要素向中上游地区流动，以及在引进外资时提高环保准入门槛等发展建议。     

环境规制、绿色技术创新意愿与绿色技术创新行为

结合计划行为理论,以高端制造企业为例,探讨了不同类型的环境规制、绿色技术创新意愿与绿色技术创新行为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和相互作用程度。层级回归分析结果表明：环境规制中的命令控制型和市场激励型均对绿色技术创新意愿和行为有显著的直接正向诱导作用,其中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意愿的诱导性更强,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行为的诱导性更强;绿色技术创新意愿能够对绿色技术创新行为产生显著的直接正向影响。研究结果还表明：绿色技术创新意愿在不同类型的环境规制与绿色技术创新行为之间所起的中介作用具有差异性,对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与绿色技术创新行为之间的关系发挥着完全中介效应,对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与绿色技术创新行为之间的关系发挥着部分中介效应,这揭示了“不完全规制”现象背后产生的原因以及“波特假说”得到进一步支持的中介变量。     

环境规制、产业集聚与贸易绿色技术溢出门槛效应研究

利用我国30个省份2008~2017年的数据,构建Super-SBM模型测度各区域绿色技术创新效率,进而利用门槛面板模型,以环境规制和产业集聚为门槛变量,实证研究贸易对区域绿色技术创新效率溢出的非线性影响。结果表明：(1)从效率值来看,我国绿色技术创新效率增长迅速,但区域发展“不平衡性”严重,东部地区的效率值遥遥领先于中西部地区；(2)从门槛结果来看,贸易对区域绿色技术创新效率的溢出显著存在环境规制、产业集聚的“双门槛”效应；(3)从作用机制来看,环境规制下的贸易与绿色技术创新效率呈“U”型关系,随着环境规制强度提高,溢出的“挤出效应”逐步转为“激励效应”,影响由负变正且作用逐渐增大；产业集聚下的贸易与绿色技术创新效率呈“N”型关系,仅当产业集聚水平跨过第二门槛时,影响显著为正；环境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效率表现为显著的直接推动作用和间接门槛作用,产业集聚对绿色技术创新效率仅表现为间接门槛作用。     

环境规制、清洁技术创新与中国工业绿色转型

随着工业化进程中环境污染问题日益凸显,环境规制与清洁技术创新推动工业绿色转型成为重要发展方向。为此,本文基于行业视角,理论分析环境规制、清洁技术创新与工业绿色转型之间的关系,并构建面板门槛回归模型和交互项模型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1）环境规制对工业绿色转型的影响存在显著的门槛效应,只有在环境规制低于一定门槛值时,才能促进工业绿色转型;（2）环境规制能够正向影响清洁技术创新对工业绿色转型的作用效果;（3）与污染型行业相比,环境规制与清洁技术创新的交互效应在清洁型行业中更为显著。研究结果可为中国工业绿色转型提供理论支持和实践参考。     

环境规制对海水养殖绿色水平的影响及机制

中国传统海水养殖仍未从根本上减轻对资源环境的依赖,已成为制约其绿色发展的突出短板.环境规制是实现海水养殖发展与环境保护协同共进的核心工具.本文构建异质性环境规制博弈模型并提出研究假说,采用PSR-ANP方法测度海水养殖绿色水平.在此基础上,选取沿海地区2008-2019年省级面板数据,利用动态空间杜宾模型实证检验环境规...     

科技人力资源是否有效促进了中国工业的绿色转型？基于环境规制的视角

当前,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问题迅速凸显,通过科技人力资源促进工业绿色转型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一环。本文基于Super-SBM系统分析中国工业行业绿色转型异质性结构,通过环境规制视角构建动态面板门槛模型,探析了科技人力资源对于工业绿色转型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中国工业绿色转型还有较大发展空间,粗放与集约发展并存,且存在显著异质性,其转型过程呈现明显波动特征。有趣的是,中国科技人力资源对于工业绿色转型的作用存在显著的环境规制异质门槛效应：较低程度的环境规制水平并不利于科技人力资源对工业绿色转型的促进作用,而随着产业环境规制强度的增加并超过“临界值”,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这种不利影响,进而推动了科技人力资源正向促进效应。     

环境规制工具、区域差异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基于系统GMM和动态门槛的中国省级数据分析

本文利用2007-2016中国工业省级面板数据,构建系统GMM和动态门槛模型,验证了直接管制型、经济激励型、公众参与型等环境规制工具对不同地区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效果和门槛效应。研究结果表明：针对不同地区,各种环境规制工具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存在较大差异。对东部地区而言,经济激励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具有显著的一阶滞后效应和双门槛效应,直接管制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不显著。对中部地区而言,直接管制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存在显著的一阶滞后效应和单门槛效应,经济激励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不显著。对西部地区而言,直接管制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存在显著的一阶滞后效应和双门槛效应,经济激励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也不显著。同时,公众参与对各地区企业的绿色技术创新影响均不显著。     

环境规制的节水效应分析——基于正式环境规制与非正式环境规制的视角

为从根本缓解水资源对工业发展的束缚,反思现有环境规制政策能否有效实现节水效应。基于脱钩测度模型和面板门槛模型,分别验证正式环境规制与工业用水以及非正式环境规制与工业用水的关系,进一步引入正式与非正式环境规制的交互项进行分析。结果表明:环境规制与工业用水量处于从“震荡波动”到“持续脱钩”的状态,工业用水量随着环境规制的变化出现平稳或者减少的趋势。正式和非正式环境规制与工业用水量之间都呈倒U型曲线关系,用水库兹涅茨曲线存在。此外,正式环境规制与非正式环境规制之间存在双向传导路径,相互促进对方对工业用水的作用效果。因此,政府需要强化对非正式环境规制的重视,增强环境规制工具的节水效应,促进工业企业的转型升级。     

环境规制、技术创新与能源消耗关系的实证分析

面对资源环境的发展困境,基于2009—2018年我国30个省份面板数据,以产业聚集度划分区域类型,运用面板向量自回归,使用系统高斯混合模型估计、脉冲响应函数、方差分解的方法分析环境规制、技术创新与能源消耗三者之间的动态关系.结果显示:环境规制对能源消耗具有短期抑制作用,非产业聚集区域的抑制作用更加显著;技术创新对能源消耗具有抑制作用,产业聚集区域的抑制作用更加显著,非产业聚集区域在后期可能会出现能源回弹效应;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具有推动作用,非产业聚集区域的推动作用高于产业聚集区域.因此,政府应当根据区域特性制定相关政策、进行宏观环境资源调控,推动经济发展由低环境成本推动模式转变为科技创新驱动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