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体育仲裁管辖权的新发展

近几年,国际体育仲裁院裁决对其管辖权的阐述有了新的发展,主要体现就是仲裁协议不仅仅局限于书面形式,体育组织章程中的仲裁条款可以视为发出仲裁的要约,运动员参加体育协会组织的比赛或者签署报名表视为接受仲裁的承诺;国际体育组织在其章程中规定CAS仲裁条款并不意味着CAS对相关争议拥有绝对的管辖权,即全球性引用CAS仲裁条款并不对其间接成员当然具有约束力;在出现管辖权不明时CAS有自裁的权力;瑞士联邦法院在某些条件下可以因为管辖权问题而撤销CAS裁决。     

强制性体育仲裁协议的合法性论证——CAS仲裁条款的效力考察兼及对中国的启示

国际体育仲裁是消解体育争议的有效方式,其运行基础完全决定于仲裁协议的有效性。包括IOC、NOCs、各IF等在内的主要体育组织都习惯于在其章程规范中插入CAS仲裁条款,此种做法使体育仲裁协议表现出强制性,并因直接冲犯仲裁自治精神和仲裁协议自愿原则而产生了合法性危机。附意合同理论、正当性补充理论、预期利益赠与理论、有效解释规则和严格解释排除规则,以及有利于有效的原则为强制性体育仲裁协议的正当性提供了坚实辩护。中国各体育协会的内部强制性仲裁条款因缺失基本的正义观念,无法通过这些原则予以正当化。CAS仲裁条款的有效性对中国问题的解决提供了启示。     

强制体育仲裁之合法性要素探讨

在土耳其足球运动员和裁判员起诉土耳其政府的两起体育纠纷案件中,欧洲人权法院判决土耳其政府败诉,法院根据《欧洲人权公约》第6条第1款否定了土耳其足协强制体育仲裁制度的合法性,维护了运动员和裁判员寻求司法救济和接受公平审判的权利。该判决与此前该法院在佩希斯泰因诉瑞士联邦政府案中认可国际强制体育仲裁制度的合法性并不矛盾:设置强制体育仲裁制度本身(perse)并不违法,但如果该制度中的仲裁机构和仲裁员未能满足独立性和中立性要求、仲裁程序的公正性得不到保证、仲裁裁决不能接受国家法院的司法审查时,强制体育仲裁制度可能会侵犯当事人的诉权,而国家政府会因为违反《欧洲人权公约》第6条第1款而承担法律责任。参考该案判决,根据中国签署的国际人权公约与中国宪法对人权保障的要求,在目前中国法院不愿意受理竞技体育纠纷案件、独立的体育仲裁制度并不存在的情势下,应当对以中国足协内部仲裁机制为代表的强制体育仲裁制度进行机构设置和程序规则方面的改革,保障其裁决机构的基本中立性以及裁决程序的公正性,并加快中国外部独立体育仲裁制度的构建,避免李根案之类的尴尬局面再度出现。     

参赛报名表与运动员诉权保护

为了保障赛事的顺利进行,参赛报名表中存在限制运动员实体性或程序性权利的条款,尤其是强制仲裁条款和放弃上诉协议是对运动员诉权一定程度的剥夺。从瑞士联邦最高法院撤销CAS裁决的案例中得出结论:强制仲裁条款必须满足必要性、不可取代性、目的性和格式条款的形式要件,否则将归于无效。放弃上诉协议除需满足基本的实质和形式条件,还需考虑体育组织的垄断地位和运动员的选择权,应受到比商事仲裁更严苛的审查。中国亟需建立独立体育仲裁制度,在参赛报名表中规定专属仲裁条款,有利于更好地解决比赛期间的体育争议。     

论杭州亚运会临时仲裁管辖规则的完善

2017年,国际体育仲裁院理事会通过了新的《亚洲运动会仲裁规则》（Arbitration Rules for the Asian Games）,根据该规则,在雅加达亚运会期间,依亚奥理事会请求,国际体育仲裁院在赛事举办地设立临时仲裁庭,解决相关纠纷。该仲裁规则的管辖权条款存在瑕疵,因为该规则援引的《亚洲奥林匹克理事会章程》第34条规定所涵盖的纠纷范围过窄。建议亚运会临时仲裁应该扩大提起仲裁的主体范围,国内单项体育联合会应可以提起仲裁,未获参赛资格运动员应可以提起仲裁。亚奥理事会应该修改《亚洲奥林匹克理事会章程》第34条,将更多的纠纷纳入亚运会临时仲裁的受案范围。     

体育仲裁制度建设重点问题研究

中国体育仲裁委员会设立运行伊始,在仲裁程序与规则适用中面临一些难题,集中体现在运动员工作合同纠纷由劳动仲裁委员会管辖还是体育仲裁委员会管辖更为妥当,如何强化与国内外解纷机制的衔接与协调,如何充分保障体育纠纷解决及时性等。鉴于体育仲裁在管辖、执行、专业性等方面具有优势,由体育仲裁委员会管辖运动员工作合同纠纷更为合适;体育组织还需积极探索建设多元化的内部解纷机制,体育仲裁委员会则应适当行使自裁管辖权,做好内部解纷机制与体育仲裁的衔接;同时,关注国际体育解纷机制的新发展、新变化,确保国际体育解纷机制与体育仲裁的协调,积极回应体育纠纷处理的及时性要求,形成由“法律—规则—办法”构成的临时措施规则体系。     

运动员国籍纠纷有关问题探究

随着体育全球化的发展,运动员国籍纠纷频繁出现,所涉利益关系重大。在对国际体育仲裁院受理的运动员国籍问题的案件进行分析后发现,现行的运动员国籍纠纷解决机制中存在许多漏洞,造成了种种不公平的现象。完善此类纠纷解决机制需要区分体育国籍和法律国籍,明确取得和变更体育国籍的方式和效力,修改现有运动员国籍规定中不公平的条款,保障运动员寻求救济的权利,统一各单项联合会章程规则中有关体育国籍的规定。     

2014 年索契冬奥会仲裁案件述评

国际体育仲裁院依据《奥林匹克宪章》及相关规则在索契设立特别仲裁庭,负责解决与奥运会有关的一切争议。运用文献分析和逻辑分析法, 对2014年索契冬奥会特别仲裁庭处理的5起案件进行述评。结论：特别仲裁实践尊重体育自治的发展趋势日渐明显,表现为仲裁庭审慎对待体育组 织的决议,除违反体育法基本原则、程序正义外,不予轻易改变,导致裁决结果中“驳回类”案件比例较高。仲裁庭明确自身与体育组织间的职能分 工,审慎对待比赛结果,尊重裁判权威,且不擅自修改体育组织制定的规则,最多只是提出修改建议。仲裁员严格依照文义对规则进行解释,并适当 考虑规则制定者的意图。在今后的仲裁实践中,运动员应当充分熟悉具体项目提起申诉的规则,还需结合项目规则中的争议解决程序,确定纠纷的 最优解决途径。体育组织应当创制明晰的内部章程和规范,完善内部机制,尤其是内部争议解决庭的构建。各国家奥委会应当重视奥运会等大型赛 事期间的参赛选拔工作,创设独立仲裁庭,或在一般仲裁机构内设立体育仲裁庭等内部救济机制,解决运动员不满选拔决议的纠纷,还应树立充分保 障本国运动员参赛权益的理念,杜绝一切基于种族、宗教、性别等因素的歧视。     

国际体育仲裁院之发展探析

原来一直不承认国际体育仲裁院管辖的两个最重要的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即国际田联和国际足联也相继在2001年和2002年接受国际体育仲裁院的仲裁条款,使得在奥林匹克运动范围内的全部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都接受了国际体育仲裁院的管辖权。1.国际体育仲裁院的成立和瑞士最高法院的判决1984年12月17日,正式成立国际体育仲裁院。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的章程中,规定了将国际体育仲裁院规定为惟一的一个有权受理针对其裁决所提出的上诉机构。对国际体育仲裁院仲裁规则的修改主要集中在以下几方面:在国际体育仲裁院的组织方面,允许连任国际体育仲裁院仲…     

2018年雅加达亚运会体育仲裁实践述评——兼论《亚奥理事会章程》中争议解决规则的缺陷与完善

国际体育仲裁院特别仲裁处（CAS AHD）在雅加达亚运会期间仲裁了3起案件。特别仲裁处仲裁庭通过合理运用解释方法填补了《亚奥理事会章程》中争议解决规则的漏洞,对仲裁庭自身管辖范围进行扩大,保障了未取得正式参赛资格的运动员和国家（地区）体育协会的诉权。但仲裁裁决无法从根本上改变有缺陷的争议解决规则。这种有缺陷的规则不符合奥林匹克运动追求善治的趋势,应参考其他区域性大型体育赛事的经验进行修改。第三方体育仲裁机构通过发挥准司法能动性,能够帮助完善体育自治。     

国际体育仲裁程序性问题之法律适用

在国际体育仲裁中,能否为体育纠纷寻求适合的法律适用,能否获得令人信服的解决结果,将决定着体育仲裁的公正与效率。作为体育纠 纷解决的新型手段,也作为仲裁世界的新兴疆域,国际体育仲裁既有着对仲裁传统形式尤其是国际商事仲裁的依从,也有着基于体育独有的社 会存在而顺应所生的创见。试循如上思路,以程序性问题的法律适用为核心,就国际体育仲裁尤其是强制性仲裁对传统仲裁法律适用规则之呼 应与变革进行梳理,以期在法律适用之相关问题的探讨中提出有益辨析。     

体育仲裁的适用范围分析

体育仲裁是国际体育领域解决体育纠纷的重要途径。运用文献资料等方法,对体育仲裁的受案范围进行论证。首先,对体育仲裁及体育仲裁权的来源进行了阐述。其次,对体育仲裁适用范围的内涵及条件进行分析和论证,认为：体育仲裁的适用条件主要是体育纠纷必须发生在竞技体育活动中或与竞技体育活动相关的事务中;体育纠纷应具有可仲裁性;体育纠纷当事人应具有处理体育纠纷案件的民事实体权利;体育纠纷当事人必须具有仲裁协议;强制适用体育仲裁解决的体育纠纷。最后,结合相关案例对体育仲裁受案范围的具体适用进行分析和论证。     

国外体育仲裁范围与模式对我国体育仲裁立法的相关启示

现有的争端解决机制存在诸多问题,导致体育纠纷的解决缺乏公平高效的体系保障.体育仲裁制度的建立有利于体育争端解决过程的公平效率.对比国外体育仲裁制度和国际体育仲裁法院有关仲裁范围的规定,结合我国现有法律体系和体育运动体制,科学的划分我国体育仲裁的仲裁范围,可以有效处理我国体育仲裁程序与其他程序的衔接问题.     

日本体育仲裁制度初探

日本在2003年建立了自己的体育仲裁组织日本体育仲裁机构(JSAA)。JSAA制定了自己的章程和仲裁规则,在实践中,JSAA已经受理了几起案件,形成了自己的特色。JSAA能够迅速地解决体育纠纷,最大程度地维护运动员的利益。JSAA的制度设计和运作值得我国在建立自己的体育仲裁制度时学习和借鉴。     

案例研究体育仲裁原则

体育仲裁作为一种特殊仲裁形式,既要遵循普通仲裁的基本原则外,又具有独立性、自愿性与强制性原则。在分析国际体育仲裁案例的基础上,阐述了体育仲裁应遵循的兴奋剂严格责任、技术事项例外等具体原则。     

论国际体育仲裁协议的自治性 ———特别述及国际体育仲裁院之规则与实践

国际体育仲裁协议是体育仲裁机制的宪章,赋予其自治属性可据之免除司法机关的不当牵制而最大限度维护体育仲裁协议之有效性。根据国际体育仲裁规则与实践,国际体育仲裁协议的自治性表现为管辖权自治、法律适用自治和地位自治。国际体育仲裁院作为国际体育世界的"最高法庭",以其权威实践诠释了体育仲裁协议的自治特征,实现了行业自治与接近正义精神的两全。     

对奥运会强制性体育仲裁协议模式的反思

尽管现行奥运会强制性体育仲裁协议模式对解决奥运会体育争议纠纷起到了积极作用，并推动国际体育仲裁院(CAS)成为国际体育争议解决领域的权威。但是，其强制性对运动员公民基本权利的侵犯和对运动员仲裁合意与意思自治的限制，以及对CAS自身瑕疵的异化作用，却使其在不断瓦解体育仲裁本身优势的同时，进一步成为影响奥运会体育仲裁和CAS正当性的负面因素。因此，通过在最大程度上去除“强制性”，即仅在特例中允许强制体育仲裁的存在，改良当前奥运会体育仲裁模式，便成为维护与巩固CAS和整个奥运会体育仲裁公正性、权威性以及广泛国际影响力的必然选择。     

国际体育组织忠诚条款的合法性:基于欧盟竞争法的考察

欧盟委员会于2017 年12 月裁定国际滑冰联合会规则违反欧盟竞争法，导致对国际体育组织规则中常见的忠诚条款开始重新审查。欧盟法可以适用于体育领域的经济活动，欧盟委员会和各成员国国内竞争主管部门处理了一些有关忠诚条款的体育争端，但大多数以体育组织修改相关规则、当事人达成和解以及欧盟委员会结束调查的形式结案。此类忠诚条款对体育运动治理的"金字塔"式结构产生了重要影响，其是否违反欧盟竞争法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但国际滑联案裁决无疑会进一步推动体育运动的商业化并加强对运动员等弱势群体权益的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