宿州市城市扩展的遥感动态变化监测与评价

以安徽省宿州市为研究对象,分别从Landsat TM/ETM+和Landsat 8遥感影像提取1987年、2000年、2005年和2013年四个时期的土地利用信息,每个时相的遥感影像分为建设用地、林地、水体和耕地四类,从城市建设用地扩展速度、扩展强度、分形维数、稳定性指数、城市扩展弹性系数、城市扩展方向等方面详细分析了26年来宿州市城市扩展的时空变化.研究结果表明:宿州市城市建设用地面积一直持续增加,扩展速度进一步加快,扩展强度也进一步增强.1987—2013年,建设用地面积净增50.67km2,扩展速度为5.18%,扩展强度为1.63.城市空间格局由填充式逐渐向外延式转变(即由老城区向外延伸扩展),主要向南、北、东南和西北方向发展.     

黄土高原地区宁夏西吉县乡村聚落空间变化及其影响因素

以黄土高原地区宁夏西吉县为对象,从县域到农户不同尺度,研究生态脆弱地区与贫困地区乡村聚落空间变化特征及其影响因素,在经济社会不断发展的背景下,西吉县的乡村聚落数量和规模均明显增长,并呈现向生态环境较好、交通便利地区集中的基本特征.对于空间变化的影响因素:在宏观层面上,人口与经济增长是主要驱动力,政府移民、建筑结构升级也显著推动村庄演化,但在人口增长快、生态不断退化的压力下,乡村发展进入搬迁-生态恶化-贫困加剧的恶性循环,这是生态脆弱、发展模式粗放和经济滞后导致的共同结果.在微观层面,从农户的角度出发,利用Logistic回归分析发现,乡村聚落空间变化的核心原因是分家、外出务工等社会因素、而非收入增长等经济因素.     

沈阳铁西区工业迁出地居住小区土地利用优化

依据沈阳铁西区工业迁出地域34个新建居住区的用地结构、容积率、人口数量、景观特征、服务设施的调查数据,分析2002—2010年期间建设用地类型转化、居住区用地结构,结论是:住宅、道路和绿地成为工业迁出地域主要的景观类型;景观斑块破碎化程度降低,形状更加规则;工业建筑向住宅更新是城市景观的主要转化,绿地景观以草地为主;住宅向垂直方向扩张,低层建筑减少;人口快速增长,人口密度大;停车位严重不足,道路出行不畅,居住区用地结构需要优化.最后,提出了居住区土地利用优化的建议方案.     

城市土地等价线图研究——以呼和浩特市为例

依据城市土地价格体系和地价空间分异规律,针对目前常用地价专题地图存在的问题,提出城市土地等价线图,介绍了城市土地等价线图绘制的一般方法.在呼和浩特城市土地价格调查工作的基础上,绘制了商业、住宅和工业用地等价图,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最后,就城市土地等价线图绘制中应注意的问题进行了讨论。     

基于MSPA和MCR的土地生态适宜性评价 ——以韶关市始兴县为例

生态文明建设的背景下,认清土地生态适宜性及其等级成为城市合理规划的前提.利用形态学空间格局分析选定生态源地,以生态需求用地、城市建设用地两种用地扩张类型作为目标层,选定地形、水域、植被覆盖、土地利用、交通5个因子作为评价因子构建评价指标体系,通过层次分析法确定权重,最终利用最小累积阻力模型得出韶关市始兴县的土地生态适宜性分区.结果表明:(1)禁止建设区面积为128.971km2,占全县总面积的5.5％,用地类型主要为林地,地形起伏较大,地势较高,生态价值高,主要分布在始兴县的沈所镇、深渡水乡、罗坝镇等区域;(2)限制建设区面积为1681.921km2,占总面积的71.8％,主要分布于始兴县的西北部、东部、南部等区域,具体用地类型为林地、耕地、湿地、水体等;(3)优化建设区面积为236.768km2,占总面积的10.1％,用地类型主要为耕地,地势相对平坦,主要分布在建成区的周围,靠近中心城区,交通便利,属于城镇建设的缓冲区域;(4)重点建设区总面积为293.619km2,占全县总面积的12.5％,地势较低,地形起伏较小,较为平坦,主要分布在始兴县的马市、太平、顿岗、城南、沈所五个镇.研究还对各区的空间分布提出了相对应的发展建议,以期为未来始兴县土地规划布局提供支撑与参考.     

“制造景观”还是“创造生活”:一个乡村空间生产的案例分析

空间生产方式与乡村社会基础的契合性决定空间更新的实际成效。前者更关注生产空间的交换价值,主张将乡村空间资源尽可能景观化,使之成为旅游市场中的消费品,以实现经济效益最大化;后者更强调生产空间的使用价值,注重贴合在地村民生产生活需求和村庄的长远发展利益。进一步进行“过程性”“关系性”和“情境性”分析,发现由政府和企业主导的前者,其经济效益和可持续性很难达到预期成效;由政府、社会组织、在地生活者以及其他主体共同参与的后者更契合乡村社会基础,并形成了一个多元的新社会空间。如将“制造景观”理解为“外源式”空间生产,而“创造生活”则属于“内生型”空间生产,其能自内激活乡村的生命力,在实现乡村空间使用价值最大化的同时,也能更好地满足乡村旅游的消费需求,进而形成新的生活、生产和消费的社会共同体。     

南京仙林新市区土地利用变化特征分析

近些年来,城市化的快速发展导致土地利用产生了巨大的变化,造成城市整体格局和环境质量受到影响。文章以南京仙林新市区为案例区,利用2003年和2009年两期遥感解译数据,借助GIS空间分析功能,从三个方面定量分析了六年间南京仙林新市区的土地利用变化特征,三个指标分别是:土地利用变化的幅度与速度、土地利用程度以及土地类型转化方向。结果表明:六年内随着城市化水平的提高,研究区土地利用变化特征十分明显,其中,耕地受人为影响变化较大,55.6%的面积消失;水塘以数量丧失为基本特征;建筑用地、未利用地、绿地、自然林地、道路面积有不同程度的增加,其中未利用地的增长速率最快。从土地利用类型的转移变化来看,耕地的转出率较高,主要转变为自然林地、建筑用地和道路。     

长春百年城市土地利用空间结构演变的信息熵与分形机制研究

在RS与GIS的支持下,综合集成SPOT5、大比例尺地形图及城市规划图等空间数据对长春市1900、1930、1954、1976、1990及2004年城市用地进行分类,引入信息熵、分形指数及空间插值模型研究长春百年城市土地利用空间结构演变过程中的信息熵与分形特征,进一步研究其演变过程的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长春市百年城市土地利用结构的信息熵逐渐升高（除1990年）,各类城市用地复杂程度逐渐提高,向着均衡化的方向发展。城市土地利用信息熵空间变异函数符合指数模型,块金方差（Nugget）与基台值(Sill)的比例有逐渐增加的趋势,表明信息熵空间自相关减弱,城市土地利用均质性空间差异变大。长春百年城市土地利用分形特征表明商业用地在城市中心集聚,而工业用地向城市边缘分散,1954年后城市土地利用表现出很强的分形性,表明城市发展过程的自组织特征。社会制度、城市交通、城市地价及城市规划是影响城市土地利用演变过程中信息熵与分形变化的主要作用机制。     

我国土地财政规模估算及影响因素研究

分税制改革后,地方财政压力增大,土地财政问题日益凸显.基于我国土地财政的构成,按窄、中、宽三种口径估算土地财政规模,结果表明不同统计口径的土地财政收入都呈现出上升趋势,以土地出让收入为主的土地租金和贷款收入成为地方政府主要的财力来源;总体上看东、中、西部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的依赖度逐渐趋同;人口城市化水平和中央级税收比重与土地财政规模正相关,而外商直接投资与土地财政规模负相关;人口总抚养比与土地出让收入比重正相关,而人均GDP与土地直接税收入比重正相关.不同地区在不同发展阶段的土地引资效应和土地收入效应是不同的,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的依赖程度与其经济发展水平和国家宏观政策是密切相关的.应深化财税体制改革,转变政府职能,加强土地出让资金监管,以有效控制土地财政规模,弱化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的依赖.     

日本町村聚落演变特征分析

伴随快速城市化的乡村聚落的衰落是社会各界关注的一个焦点问题,为了缓解这种现状,国家提出乡村振兴战略。那么,在乡村振兴中如何看待村庄的衰减？如何合理布局村庄和促进乡村振兴呢？日本作为一个城市化高度发达的国家,经历了乡村衰落和町村合并,该历程可能对中国有所启示。分析日本过去近100年不同等级町（镇）村数量变化、人口数量变化、空间分布与变化特征,以及町村聚落变化的影响因素;然后从4个方面探讨日本的经验对中国的启示：1）町村规模越大,在时序上衰落（数量减少）越滞后,但2000年以后（城市化后期阶段）不同规模等级的町村都在减少;2）1980-2015年町村数量减少率由东北向西南递增。其中,减少率最高的区域为濑户内海两侧地区,均高于80%;3）1980-2015年町村人口增长的主要区域分布在都市地区（东京都都市圈、名古屋都市圈、大阪都市圈）,且离都市圈越近人口增长率越高;4）城市化快速发展、町村合并及选择性的乡村振兴是导致町村变化的3大原因。     

直辖以来重庆城市化动力实证分析

城市化发展的动力可以划分为利益动力、产业发展动力和其他动力。为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提高重庆城市化水平,需要对推动该地区城市化发展的各种动力进行分析。应用灰色关联方法分析重庆直辖以来各城市化动力在其城市化发展中的作用大小,结果表明,城乡间存在的经济利益势差是其城市化最主要的动力,区外的拉力作用强于区内产业发展的拉力作用,农村推力作用显著,而非经济利益动力,特别是教育环境的吸引也起一定作用。应健全重庆全城市居民收入增长的长效机制,积极引导农村劳动力由外流向内化转变,同时还要加快农村发展和强化城市公共设施和公共服务的供应能力。     

我国农村银行业结构影响因素分析

使用2006—2010年1 655个县(市)的面板数据对我国农村银行业结构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农村地区金融市场规模、经济增长、经济结构、政府干预程度以及投资率均对农村银行业结构具有显著影响:农村存贷款规模的扩大、农村经济增长及农村地区第二产业中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比重的增加,会降低我国农村银行业存贷款市场集中度;而县域财政支出占当年名义GDP比重和农村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占GDP比重的增加,会提高我国农村银行业存贷款市场集中度。因此,一方面,应促进农村地区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发展,并带动中小企业发展,实现农村经济的快速增长,以促进农村地区金融市场规模的扩大;另一方面,要减少和消除地方政府对农村经济的过度干预;从而有效降低我国农村银行业市场集中度。     

基于有限理性的地票制度演进理论研究

重庆成立的地票交易所为城乡土地流转开辟了新的路径,对统筹城乡协调发展也将具有积极意义。本文放弃了理性假设所要求的完美预期,而是以有限理性作为理论基础构建一个正式的制度变迁模型,旨在说明这种地票制度变迁是如何随着中央政府的意识形态调整而逐渐演进的。在此框架下,我国的地票交易改革将有可能收敛于一个完全改革的均衡状态,但这一均衡结果将受制于由此制度变迁所引起的农村劳动力就业成本,即是以企业能够提供足够的非农就业机会为前提的。     

农业信贷支持对农村居民消费支出的影响--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利用中国2001—2009年的省级面板数据,分析农业信贷支持对农村居民消费支出的影响,结果表明：农业信贷支持对农村居民消费支出的提高具有正向影响,在控制一系列经济社会因素后,农业信贷支持水平每提高1％,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将提高0.146％;但是,与民生支出和财政支农支出相比,农业信贷支持对农村消费支出的促进作用较小,未能发挥应有作用;此外,我国农业信贷支持对农村居民消费支出的影响存在区域差异,对中部地区的影响最强,而对东部地区的影响最弱。提高农业信贷支持对农村居民消费的促进作用,应创新信用模式,丰富农村信贷产品种类;简化贷款流程,提高农村金融整体效率;立足区域经济发展差异,建立健全农业信贷体系。     

上海浦东新区空间生产过程与机理

新城新区建设是国家推进新型工业化和新型城镇化战略的重要手段,是推动城市空间重构和功能重组的重要因素.空间生产理论为中国经济社会转型背景下新城新区研究提供了新的重要视角.以上海浦东新区为研究对象,基于空间生产理论,构建权力与资本作用下新城空间生产理论分析框架.在此基础上,探究浦东新区的空间生产过程及驱动机理.研究表明：浦东新区经历了构想空间、工业空间到消费空间的生产过程,政府和企业形成的“”增长联盟“”对空间生产起到决定性作用,居民对空间生产过程的影响正逐步提高.权力主要通过国家制度环境、规划引导、基础设施建设、政治精英影响力等方面塑造空间,国内外资本注入快速推动新区空间生产,企业和居民对承载空间需求的转变,不断重塑以政府规划为主体的构想空间,共同推动浦东社会经济及其空间的转变.     

欠发达地区劳务外包发展前景与对策——重庆市垫江县劳务外包调研报告

在政府的大力支持下,通过代理商的积极作用,重庆市垫江县劳务外包迅速兴起。垫江县的劳务外包通过主动承接发达地区的企业外包业务,开创了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离土不离乡"的新模式,开辟了一条发展县域经济,尤其是县域工业经济的新路。垫江县的劳务外包还处于业务外包的低级阶段,一方面要继续扩大劳务外包,另一方面应从低级向高级阶段升级,积极发展生产外包和物流外包。垫江县要对业务外包进行长期的科学规划;建立完善业务外包信息网络平台;制定税收、土地等方面的优惠政策,鼓励乡、镇、村级建立比较集中的、有固定场所的劳务加工点,并鼓励农民购买机器设备、建立微型家庭工厂,促进劳务外包的升级发展;进一步发挥政府主导作用,激励、扶持代理商,并加强对代理商、村长及农民的相关培训。     

农村土地流转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及其对策——以贵州省毕节地区为调查对象

在市场经济快速发展的今天,需要充分利用农村土地资源,确保农村耕地数量上不减少的同时,充分挖掘闲置农村土地资源的价值。本文通过对贵州毕节地区部分地区农村土地流转进行实地调查、研究,并加以分析,找出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过程中的突出问题,并针对这些问题提出对策和建议。     

城市近郊统筹城乡改革的经验、困难与深化——重庆“陶家模式”和“海龙模式”的比较与启示

重庆市统筹城乡发展改革在九龙坡区陶家镇和海龙村的试点较为成功,其共同点在于注重以工促农、社会保障和土地集约,而在改革主导角色、农民身份转变和土地流转方式上各具特色。"陶家模式"和"海龙模式"的实践证明:中小企业是统筹城乡发展的纽带,农民增收是统筹城乡改革顺利推进的关键,土地政策是统筹城乡发展的核心问题,统筹城乡发展需要系统思考与政策创新。目前,两种模式的深化发展,面临土地政策供给不足、社会保障推力不够、城乡规划视野不宽、政策落实不到位、资源要素流通不畅、管理体制不顺等困难。应进一步探索土地集约利用的新机制,加快城乡一体的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充分保障农转城人员的利益,推进城乡科学规划,破除农村投资樊篱,并提升各级政府的统筹发展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