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普尔历史本体论探析

波普尔历史本体论的核心是反“历史主义”,本质是唯心主义的。在历史本体论上,波普尔批判了“历史主义”关于历史存在规律、历史可以预言的观点,他认为：社会历史现象不能重复;社会历史现象存在的趋向并非规律。波普尔历史本体论的哲学基础是“第三世界”理论,其特点是客观性和自主性。     

波普尔“历史非决定论”思想产生影响的原因探析

作为批判理性主义最著名的代表人物卡尔&;#183;波普尔,其一生主要的精力都放在批判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特别是他的历史决定论上。波普尔对马克思主义历史决定论的驳斥,即他的“历史非决定论”思想从总体上讲是站不住脚的。但他的这些错误思想在世界上却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在人们中间得到了相当广泛的认同。究其原因,我认为这首先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理论与实践本身存在严重问题有关;其次与他批判的特点有关——用貌似纯科学的方法作纯学术的批判;三是其批判锋芒所指虽然也包括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但主要是指17—18世纪历史决定论,特别是指被教条化、庸俗化和曲解了的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历史理论;更深层的原因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决定论是在实践中运用辩证逻辑概括出来的,而波普尔的批判主要运用的是形式逻辑和自然科学的方法,这样的逻辑和方法是人们通常比较容易理解和接受的方法。     

评卡尔·波普尔的反历史决定论

在历史哲学中 ,卡尔·波普尔针对马克思的历史决定论提出了“反历史决定论”的观点。本文主要对波普尔反历史决定论中的历史规律虚无论和科技决定论两个主要观点加以批判 ,并进一步指出了其理论错误的根源之所在。     

波普尔历史方法论探析

一、证伪标准论证伪标准论是波普尔哲学逻辑的基础,也是其历史方法论的前提。波普尔的伪证理论是与他的"划界"理论密切联系的。波普尔所说的"划界"是指科学与非科学的划界。他说:"找到一个标准,使我们能够做到以实验科学为一方,以数学、逻辑、形而上学系统为另一方而区分开来。这个问题我称之为划界问题。"[1](p11)     

波普尔反“历史决定论”思想之源起及相关问题试探

波普尔反“历史决定论”思想曾在国内学界引起广泛争论。本另辟蹊径，结合时代背景，从分析波普尔的个人性格、学术性格及其学术思想形成的经历入手，解释了其反“历史决定论”思想的根源所在，并对这一思想进行了简要评述。     

试论波普尔的历史非决定论

波普尔的历史非决定论曾在西方社会产生过很大影响。波普尔反对和否认历史发展规律，否认历史发展的必然性，进而否认对历史进程的预言。正确认识波普尔的历史非决定论，有助于我们自觉地维护、发展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历史决定论，使这一科学的历史哲学体系更加富有生命力和战斗力。     

绿蓝悖论的证伪主义方案辨析

绿蓝悖论是信念接受理论中出现的一种悖谬状态。作为信念的科学假说是否被接受及其接受标准问题是科学哲学中的核心问题。以波普尔为代表的证伪主义者对科学假说的接受及优选提供了一个可证伪性标准。面对绿蓝悖论的挑战,证伪主义者从定性和定量两方面作了应答。波普尔用“子类关系”来比较相竞争假说的潜在证伪者类策略无法在绿假说和绿蓝假说中理性地作出选择,而“维”的比较策略受损于其对表达系统的相对性也无法作出选择。把波普尔的验证度量化理论运用到解决绿蓝悖论时,波普尔的量化理论也不能为绿蓝悖论的解决提供一个充分性标准。     

演绎法取代归纳法之后——重读波普尔对归纳问题的处理

波普尔提出证伪学说,并认为应该用此学说取代归纳法而作为科学推理的方法。这一转变在科学哲学的历史上具有不可磨灭的重大意义。众多学者认为波普尔的方法悄悄地将归纳法从后门重新请了进来。文章正是要反对这一论点,并尝试证明波普尔的方法是彻底的演绎法,在理论上是能站得住脚的。与此同时,指出了此研究进路必须要面对的主要难题。最后,笔者从认识论的角度切入,分析波普尔对休谟问题的理解的深层思想根源。     

论波普尔否证论对于传统科学观的超越

波普尔独创的以“证伪原则”为核心的否证论从根本上否定了传统科学观，实现了对传统科学观的全面超越。它对于“休谟问题”做了卓有成效的解决；对于知识增长、真理、理论形成、理论与观察的关系、科学与非科学的划界标准、科学方法观等一系列传统问题作了重新阐释。     

分界问题和归纳问题--波普尔科学哲学思想的基础和出发点

分界问题是科学的划界问题,归纳问题是归纳推理的正确性问题。波普尔在重新思考和分析这两个问题的基础上,提出了他的以“证伪主义”和“科学知识增长”为主要内容的科学哲学思想。所以,分界问题和归纳问题成为波普尔科学哲学思想的基础和出发点。     

卡尔·波普尔历史认识论述评

在历史认识论方面,波普尔解答了历史学的性质;提出了历史学的任务——解释和描述;指出了历史学的选择性和历史认识的相对性;阐述了历史的客观性和历史意义。波普尔的历史认识论内涵丰富,有不少有益的见解,也存在不足之处。     

重思历史规律——评卡尔·波普尔对历史决定论的诘难

20世纪以来 ,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决定论受到以卡尔·波普尔为代表的西方哲学家的诘难。卡尔·波普尔以证伪主义为其方法论支撑 ,否认社会历史有规律可循 ,倡导自由意志论 ;否认人们进行历史预言的可能性 ,进而取消了理论历史学存在的理由。波普尔没有正确认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决定论是决定性与选择性、必然性与偶然性、可能性与现实性的辩证统一     

历史学、社会科学与历史证据：霍布斯鲍姆史学方法论思想述论

霍布斯鲍姆的史学方法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方法论，即历史唯物主义方法。从此核心问题着手，就他关于历史研究方法的价值及其对社会科学意义问题展开论述，探讨和呈现他从方法论角度对以下问题的思考：历史学与社会科学的关系、历史的证据和历史学研究方法对社会科学的方法论意义、历史学和社会科学与历史证据的关系等。     

美国国家历史课程标准述评

文章对美国国家历史学科课程标准的基本结构和内容特点做了重点评介，特别关注历史课程的教育功能、历史学习能力及其作用，以及课程标准的文本模式问题。能否恰当地处理这些问题，直接关系到学校历史教育的成效。     

司马迁对中国文学的贡献

西汉史学家司马迁以文运事,用文学之笔塑造历史人物成为典型形象,从而创造了中国传记文学,因此,司马迁又是一位文学家。司马迁是创立中国文学理论的先驱者,语言巨匠,散文大家,他所写的史传人物是实录而不是虚构,但他做到了史笔与文笔的交融,对史传人物生活细节的遥情想象,高于生活,仿佛虚构,而合于实录之度,因此《史记》人物不是小说人物。     

“诗比历史更富有哲理”——论普希金历史文学的“真实”问题

普希金的历史文学追求“历史的真实”：刻画真实的历史人物,讲述真实的历史事件,追求真实的历史细节,力争对历史现象作出符合历史全局的评判。同时,他的历史文学又遵循文学的逻辑和规律,追求“艺术的真实”,运用必要的虚构来传达一定的历史观。     

王鸣盛对中国古代史书叙事的批评

重视史书叙事,是中国古代史学批评史上的优良传统。清代乾嘉考史学派的中坚人物王鸣盛,在其史学代表作《十七史商榷》中衡评历代史书的叙事得失,阐述了他对史书叙事感染力的思考,品评了史书文字的繁简和叙事内容的详略之间的关系,还探讨了史书叙事中的用例、明晰和醒目的问题。这些评论,既呈现出王鸣盛个人关于历史叙事的见解和理论,同时也是对中国古代史书叙事的一次有意义的批判与总结。     

对卡尔·波普尔批判理性主义思想的解读

波普尔认为,哲学没有任何它独有的方法,研究知识的增长的最好方法是研究科学知识的增长。在梳理《科学发现的逻辑》一书基本结构的基础上,概述波普尔的"批判理性主义"思想的形成及其主要观点,可以看出波普尔将科学游戏—即科学发现—的规则的研究结果称作"科学发现的逻辑"。     

谢国桢师学记

谢国桢先生是开晚明史研究先河的卓有成就的史学大家。但多年以来,人们往往视国桢先生为史料学的名家。这固然由于国桢先生著有如《晚明史籍考》、《明代社会经济史料汇编》、《明清笔记谈丛》及《江浙访书记》等较有影响之考述史籍的著作,更主要的还在于对国桢先生生平治学缺乏了解。国桢先生二三十年代从师梁启超先生,梁先生为中国新史学开山鼻祖。国桢先生史学研究处女之作《明季奴变考》,即以社会史角度对明代江南奴仆进行阶级分析的开创性的研究,实为新史学之代表作,其后复有《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清初东北流人考》,均属全新角度之开创性研究成果。其后期的部分著述,为符合阶级斗争史观的潮流,失去了原有的学术特点与学术深度,与其生平治学的旨趣相去甚远,故而突出了其史籍考述方面的成果,造成学界对于国桢先生治史的误解。     

毛泽东的史学思想及其对建国后史学研究的影响

毛泽东是一位具有深厚历史素养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家,他的史学思想博大精深。他的历史观来源于马克思的辩证唯物史观,其史学思想包括:历史发展矛盾论,历史发展动力论,历史发展整体论,历史研究目的论,历史研究方法论五大方面。他的史学思想对建国后史学研究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其史观、史识、史学研究方法推动历史研究取得了大批成果,对繁荣哲学社会科学做出了贡献,同时由于其历史局限性和不适当的政治运动,对建国后史学研究也造成了一些不利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