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险网络：作为非人行动者的媒介与社会风险的生成

身处贝克所言的风险社会，个体对风险的感知除了亲身经历外，更多地是源于媒介提示的风险图景。大众传播时代，媒介是风险的中介化，是风险的社会放大站。但伴随着深度媒介化，风险的社会放大这种线性传递观具有明显的解释局限性。随着行动者主体的增多以及行动者网络异质性的提高，媒介在呈现风险的同时，自身也在生成风险。基于行动者网络理论视角，新媒体时代媒介化治理的关键不在于技术层面如何传递风险信息，而在于如何减少因为媒介化传播产生的“次生风险”。行动者网络视角进一步明确了当下社会风险的本质，即作为网络的风险是多元行动者共同作用的结果，是兼具不确定性和动态生成性的非线性存在。     

数字交往论（3）：从媒介化到共同演化

以数字交往论（DAT）重访传播学的关键词“媒介化”“中介性”,有助于厘清交往的演化本质,及数字化生存的基本观念：（1）中介性的意义是建构社会形态;媒介化的意义是演化社会基因;数字社会的媒介化,与数字媒介的社会化是同步的。（2）媒介-社会建构的整体化过程,是从“无机”到“有机”再走向“同一”的过程;媒介与社会处在“共同演化”之中,数字社会的本质、路径和前景,都是共同演化,而非媒介化。（3）理想的交往性,是“万类交往、互利共生”;共同演化应遵循自由平等、相互调谐的生态原则,避免技术驱动、资本垄断、价值缺失所带来的“偏害共生”,以建立理想的数字文明。     

信息安全问题的特点和趋势

文章对信息安全问题的主要特点和趋势从其高度脆弱性和风险性、安全攻击源和防范对象的不确定性、信息空间活动主体的虚拟实在化、反传统的技术维度和复杂的“人-机”关系、网络世界的互联互动与全球“即时效应”、信息安全的不对称性和反传统的力量对比格局等诸多方面进行了阐述。     

地方传媒的危机传播功能及政府监管—以秦皇岛区域传统媒体为例

近年次第发生的各类突发事件印证着高风险社会在我国的到来,而当今社会又具有媒介化程度加深的特征,社会媒介化、政治媒介化,对风险社会具有更为深刻的影响。德国社会学家贝克指出：“全球风险社会各种灾难在政治层面上的爆发将取决于这样一个事实,即全球风险社会的核心含义取决于大众媒体、取决于政治决策、取决于官僚机构,     

群体极化视域下突发事件网络舆情极端观点识别研究

[目的/意义]突发事件网络舆情群体极化形成和演化受到来自物理空间、社会空间、信息空间的诸多风险致因因素影响,群体极化风险识别是在对其演化机理全面梳理基础上,对是否产生风险的判断,是社会风险评估和管控的前导性环节。[方法/过程]文章论证了极端观点是群体极化风险存在的最主要具象形态,分析了极端观点的特征,构建了极端观点的TCMCR识别模型,基于自我归类理论中引用的原型性概念来识别极端观点,以元对比率的值表达观点的原型性,并以突发新冠疫情下的“辉瑞新冠小分子药物”舆情为例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结论]文章构建的模型对突发事件网络舆情群体极化的极端观点进行有效识别,实证研究结果显示观点O13发生了群体极化现象,形成了群体极化风险。     

媒介化治理：概念、逻辑与“共识”取向

媒介化治理的逻辑前提,在于媒介系统深嵌至社会、文化、政治、价值等多重系统中,并为现代性风险治理提供新的取向。现代性背景下的媒介化治理指向一种由国家和政府主导,以媒介化思维嵌入至社会治理网络为认知起点,多元社会主体协同参与至现实问题的过程性治理实践,其目标则是实现多主体的情感共通与共识达成,成为现代化风险模态下的新型治理取向。在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过程中,媒介化治理更与构建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新型治理主体有着内在的逻辑关联,是立足于媒介化思维上治理主体“范式”的整体转型,集中表现在权威机构优化情绪治理、媒介平台建构集体信仰与社会公众践行理性行为。     

拟态风险的现实化:大众媒介信息生产风险研究

贝克在《风险社会》中所指出,风险社会不是现代性的终结,而是一种超越了古典工业社会的现代性。与前现代或原始社会中的风险相比,现代社会风险具有高度不确定性和不可预测性。在一个媒介化的的社会,无论何种形式的风险,都最终指向人们所掌握的知识对信息的认知。本文以风险社会下大众媒介信息生产为分析的视角,分析了传媒在整个风险社会信息生产中所面临的结构性矛盾与风险、价值选择与拟态风险,并在此基础上分析了风险归因及传媒对风险社会所做出的建构性回应。     

我国公共卫生突发事件应对的情报机制及体系

新冠肺炎疫情已成为国家重大公共卫生安全突发事件。结合这次重大疫情应对过程,思考情报学和情报工作的作用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文章从情报学视角剖析此次疫情发生、发展与抗击过程中所出现的信息与情报问题;立足总体国家安全观和新“大情报观”,提出国家公共卫生突发事件应对的情报体系框架,并分别对国家公共卫生突发事件预防与应急响应中的情报机制,情报嵌入的预测预警和应急管理系统,基于“数据-信息-知识-情报”信息链的情报工作体系和民众的信息素养与健康促进支持体系进行了阐述,以促进情报学与公共卫生安全领域的交叉与融合,促进公共卫生重大突发事件应对机制和应急管理体系完善。     

竞技、对抗与化解：社交媒体风险事件沟通机制研究

在充满不确定性的风险社会中,社交媒体作为公众重要的信息来源,是传播风险信息和影响公众对风险事件感知的重要渠道,成为我国高速转型期社会风险聚集的关键空间,尤其是社交机器人等技术广泛应用到新闻信息生产和扩散环节后,社交网络舆论空间越发复杂。通过以“风险竞技场”为理论框架,结合社交媒体“人机共存”的生态特征,探讨风险传播过程中普通大众、官方媒体、自媒体、相关机构、政府部门在风险话语争夺和风险情景建构中如何进行社会资源动员影响决策结果。基于“人机”多元传播主体、“块茎式”叙事形态、“洞穴式”情绪共振、封闭反馈机制四个环节提出社交媒体风险沟通的负面机理。政府部门应该从争取公众信任、构建多维沟通渠道、多元协同共商、提升数据治理能力等维度出发完善社交媒体中的风险沟通机制,降低社会运行的交易成本,共创融洽稳定的风险沟通场域。     

高校社交媒体信息风险的规避策略浅析

媒介技术的社会性干预和媒介文化的商业娱乐性使得高校社交媒体信息风险具有不可消除性;社交媒体有组织的把关"缺位"、新闻媒介"有组织的不负责任"、信息传播者的蓄意煽动"冲突",以及青年大学生对社交媒介文化的过度消费加剧了高校社交媒体信息风险的指数。因此,加强高校的媒介素养教育,及时进行群体性情绪疏导,完善高校新闻发言人制度以及主流媒体的及时跟进是有效规避高校社交媒体信息风险的必然选择。     

撕裂与弥合:风险社会中的新媒体舆论引导——以2016年夏季洪灾报道为例

2016年夏季洪灾中,VR全景直播、可视化H5作品、记者手机4G直播、无人机航拍等技术手段被多家媒体应用,使洪灾得以全面呈现.洪灾作为一种自然风险固然应该防范,但此次洪灾中出现的社会舆论风险更应该引起关注.我们已经进入贝克所言的风险社会,“当代的社会风险,大多是由传媒的信息传播行为呈现出来的,因而是典型的‘呈现性风险’,或者说‘媒介化风险”.①灾难中舆论风险引起的社会情绪恐慌往往甚于灾难自身,就某种程度而言,风险社会中媒介舆论引导不当将会撕裂社会共识,舆论引导得当则会弥合社会共识,2016年洪灾发生后新媒体舆论的引导可见一斑.     

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报道对公众风险感知的建构逻辑

本文以新冠肺炎疫情新闻报道为样本,探察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新闻报道对公众风险感知的建构.研究发现,在面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时,由于相关信息呈现的"前后矛盾"与"模糊性",易引发公众产生恐慌与焦虑情绪,进而诱发行为失焦现象.而这种具体的媒介实践行为,未能合理、有效地消除公众对未知风险的不确定性,反向张大风险的潜在危害性,极易增强公众对疫情本身的恐慌心理,进而强化其风险感知.未来的新闻表现应改变传统的践行思维与建构逻辑,为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相关报道注入新的解释框架和实践理念,需将风险话语跃升为健康话语,努力消解公众的不确定性感知,并结合不同群体的认知特征开展媒介实践,避免将风险信息与特定群体或个别特征相联结.     

主流媒介议程建构下的风险景观——以《人民日报》(2000-2014)的暴恐报道为例

"9·11"事件以来,暴力恐怖风险在全球范围内广泛蔓延。世界风险社会语境下,媒介是现代风险的主要建构场域,也是公众获取风险信息的主要来源,对于形塑公众风险感知、推进社会风险治理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本文基于风险社会理论和框架理论,对《人民日报》15年来关于暴力恐怖事件的报道进行内容分析,研究主流媒介如何报道暴恐事件以及建构暴恐风险景观。     

政治逻辑、风险逻辑与媒介逻辑：风险的媒介化治理机制研究

风险的媒介化治理是在媒介化社会与风险社会的交织中产生的命题。本研究将媒介化理论纳入风险治理视野，将媒介视为治理体系内的核心构成，阐释了媒介作为治理主体、治理载体以及治理对象所承载的内涵。在此基础上，又立足于媒介化、风险与治理的关系，从政治逻辑、风险逻辑、媒介逻辑的内涵及相互作用关系入手，探讨了风险媒介化治理的内在逻辑关系。三种逻辑的互动作用结果决定了风险治理中的价值导向、现实规限、资源配置与建构机制。风险的媒介化治理实质上为其内蕴逻辑间的博弈提供了调适空间，任何科学有效的风险治理，都要求在三种逻辑之间寻找交汇点，形成适应媒介化社会的风险治理机制。     

以信息为轴：信息失序的媒介化治理逻辑再造与实践路径

信息失序是数字时代下信息势能失衡与状态失序的风险化反映。本文对信息失序现象的本质机理与现实缘起进行剖析,以信息为轴,分析了防范信息失序的再造逻辑,提出信息生态涵化与调适作用下的媒介化治理路径。本研究认为,媒介化治理作为数字治理新范式,可以发挥“信息生态涵化”的实践取向,嵌入到信息源、信息链、信息流中,形成信息源应用循证、信息链精准适配、信息流净化共生的信息治理逻辑。最终,通过加强可信的知识和信息资源有效供给,在认知关联中澄清信息失序真相,构建智能过滤与智能熔断的信息流把关体系,从而达到善治信息失序的最终目的。     

融合主题与情感特征的突发事件微博舆情演化分析

[目的/意义]微博是突发事件网络舆情传播的重要媒介。面向突发事件的微博主题和情感挖掘对掌握突发事件的网络舆情、识别与预测潜在问题及风险等方面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尝试提出一种融合主题与情感特征的突发事件微博舆情演化分析方法。[方法/过程]以寨卡事件为例,通过划分微博舆情演化的生命周期,基于word2vec技术分别提取该事件生命周期各阶段的微博主题,采用基于词典的情感分析方法,引入情感词、表情符号等多情绪源,对不同主题下的评论情感做细粒度划分,并计算情感强度,最终实现微博主题与情感的协同分析。[结果/结论]所提出的微博舆情演化分析方法能够揭示面向特定事件的微博在突发事件生命周期各阶段的主题特征、情感类型与强度,剖析网络舆情主题与情感特征的协同演化规律。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网络风险传播的特点及启示

风险具有社会建构性,是客观存在与主观认知的结合体,现代媒介尤其是网络媒介在风险建构中发挥着关键性的作用。本文通过对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网络风险传播特点的分析,总结出主流媒体、社交媒体、短视频、专家以及网络民意在网络风险传播生态中的地位和作用。     

动态失衡螺旋与善治传播协同：信息疫情的形成与治理

信息疫情是新冠疫情的线下危机向线上阵地转移的表征,呈现为信息的张扬与公众的迷失。疫情信息的生产与传播环节中,因行动者施为性与交互性的动态制衡、“在场”公众知识获取的结构性悖论与情境嵌入和脱嵌的失衡,以及上述核心行动者自身与外部重复性呈现的“博弈-调适”,共同构建了信息疫情的动态失衡螺旋。本文据此提出“善治传播协同”的多焦点联动信息疫情治理机制,即基于交互型议程设置形塑公共话语,实现主流媒体与社交媒体的同频共振、情理共振;提升“在场”公众多元素养,弥合“圈层化间隙”、培养主动公民;构建“一核多元”、“协同分异”与“体用合一”的情境策略,助推全域化疫情防控数字治理,强效赋能国家疫情防控治理能力现代化。     

移动传播时代:纸媒二次崛起的机遇——“移动互联网时代中国城市居民媒介接触状况”数据解读

中国人民大学“移动互联网时代中国城市居民媒介接触状况”大型调查数据显示,移动互联时代的传统纸媒的持有率很低,而且读者群体老龄化、社会阶层中低层化情况严重.然而,与纸媒信息传播密切相关的三种移动媒介终端接触行为(线上阅读报纸杂志、线上社会交往、线上浏览新闻等资讯)在“时间-空间-关系-伴随活动”四个维度上的表现都非常出色,特别是线上社交和线上浏览新闻.因此,纸媒在移动传播时代的唯一转型机会,是通过为移动社交平台和移动新闻客户端提供信息产品和服务版权以获取广告和版税收入.而这一点也是国家和各级版权行政管理部门需要加大推动力度的战略性举措.     

重大突发事件融媒报道中的三对关系

融媒体时代突发事件报道各要素间的关系复杂多变,实现有效的信息互动、凝聚共识尤为重要.本文提出在当前媒介生态中重大突发事件报道需处理好三对关系:大屏主场与小屏协同的屏幕关系、宏大场景与微观表征的镜头关系、危机传播与风险沟通的叙事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