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传统经学看现代“红学”之路

传统经学与现代＂红学＂既有明显区别,又有相似之处。经学在汉代诞生之初,就肩负起了捍卫儒家经典权威性的使命。至于在学术史上的意义,只是它附带的成果。而＂新红学＂在诞生之初,是以倡导一种科学的研究方法作为主要目标,由于其声势较大,客观上推动了《红楼梦》的经典化进程。＂红学＂刚刚踏上征程。《红楼梦》研究还有大量工作要做,如文本研究、文献清理等等。就像传统的经学可以有狭义与广义之分一样,＂红学＂作为一种治学方法,也不妨有狭义与广义之分。狭义的＂红学＂主要指胡适开创的＂新红学＂;广义的＂红学＂则是开放的,它应致力于廓清笼罩在《红楼梦》上空的迷雾,真正成为研究《红楼梦》的专门之学。     

胡适《红楼梦》研究方法论反思

胡适之在红学史上的贡献,前人已多有论及,应该肯定。在全面梳理胡适红学研究材料的基础上,对其研究方法进行反思：适之先生倡导的红学研究,史学重于文学,自传说问题重重;其得出后四十回一定是高鹗所续的结论,略显武断;在研究方法上,其强调＂大胆的假设,小心的论证＂,却难于确定文献的真伪,材料选取上,有＂六经注我＂的嫌疑。     

从俞平伯晚年自省和“李希凡自述”想到的（之三）——回应俞平伯晚年的红学研究反思

俞平伯先生晚年的红学自省是真实可信的,应引起红学界高度重视,他的红学研究思想的重大变化同1954年那场对他的批评有内在的因果关系。对当年那场＂批俞评红＂不能全盘否定,不能只讲负面问题,全面否定其正确性和必要性。现在红学研究的一些乱象正是当年批判过了的错误研究思想、研究方法的泛滥。这种泛滥同对当年的全盘否定不无关系。     

红学历程述略

从历史、文化、学术三个维度综合观察,二百余年的红学历程,可分为＂旧红学＂＂新红学＂与＂当代红学＂三个时期。由于历史背景不同,各个时期之红学,均显示出鲜明的阶段性特征。三个时期持续演进,记录着取得成就及付出代价的历史,也留下学科自身发展的见证。     

“红学”成因之辨

自现代学科立场亦即一般意义上观,＂红学＂应属于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一个具体领域,并不是一门独立学科。即使从特殊角度考察,《红楼梦》研究也难以成为具备自主性品质的专业学问。＂红学＂成＂学＂之因,必须从华夏固有的经学本源中探索,从＂脂学＂及其学统形成的历史脉络中追寻,这也是一门旧有之学实现学科重建的历史与逻辑起点。     

我为什么要批评周汝昌先生

1995年,周汝昌发表《还＂红学＂以学——近百年红学史之回顾（重点摘要）》,他通篇文章贬人扬己,把20世纪《红楼梦》研究的辉煌成就抹成一片白地!对红学的大是大非问题,我应该说明自己的看法,于是就有了《读周汝昌〈还＂红学＂以学〉》这篇文章。从此我开始思考他绝对化的＂写实自传说＂究竟错在什么地方。1997年撰写了《论周汝昌先生＂写实自传说＂的失误》,从曹雪芹的文学观、脂砚斋的批语、周氏自传说的巨大破绽三个方面论证了自传说根本不能成立。进入21世纪以后,周汝昌肆无忌惮地宣扬他的＂史湘云就是曹雪芹的妻子脂砚斋＂,而且要把这个荒谬观点强加给曹雪芹和《红楼梦》。于是我就有了《＂史湘云就是曹雪芹的妻子脂砚斋＂是一个伪命题》,多方面证明了在雪芹笔下根本没有湘云嫁宝玉（曹雪芹）的内容,用大量论据证明脂砚斋是个男人,从而证明这个论题的＂伪命题＂的性质。这之后,我还批评了他的＂一百零八回两扇大对称结构＂法和＂一百零八钗＂说,诠释了聂绀弩先生的＂周汝昌根本不懂《红楼梦》!＂揭露他辱骂诬陷高鹗背后的目的,批评了他主观唯心论的方法论。     

2005年红学研究综述

2005年的红学研究中鲜有真正有重大价值的著述、论文、观点。文献研究方面出现＂草根红学＂的新见解,文本研究方面大多是对以往观点的重复,对红学研究及红学史的反观与思考,是该年度红学研究最重要的成果。     

红学何以可能(上)

本文通过对周汝昌先生和余英时先生红学主张的分析,深化对"什么是红学""红学为何,红学何为""红学何以为学"的探讨和认识。文章提出"红学何以可能"的问题,也就是如何规定红学的研究对象、红学的本体性质及其要解决的特殊的问题、红学的研究方法,我们才有可能科学地认识伟大作品《红楼梦》。     

“守住自己的精神家园”的红学研究——读胡文彬先生近作《感悟红楼》兼论目前红学的一种倾向

胡文彬先生的红学著作向以短小精粹、言之有物、贴近文本、贴近读者见长。其新著《感悟红楼》是这种研究方向的代表。面对目前存在的将《红楼梦》研究泛娱乐化、非文学化、非学术化、神秘化的倾向,我们应该提倡胡先生这种＂辅导读物＂式的研究。     

试论“红学界”的捧杀——以评价周汝昌先生为例

以周汝昌先生的部分红学研究成果、研红方法为例,联系刘再复、梁归智、周岭等先生的评价,论证科学的红学研究应该是"好处说好、坏处说坏",力戒"骂杀"与"捧杀"。红学研究工作要坚持实事求是,坚持科学发展观,促进红学的健康发展。     

“文革”以后红学研究概观

＂文革＂以后的红学研究横向上大体可分为＂文献研究＂和＂文本研究＂两个部分。文献研究可分为索隐派、考证派和版本研究三类;文本研究则分为运用传统方法研究和运用西方理论研究两支。＂文革＂以后的红学研究因历史背景的变化,显现出研究逐渐回到作品文本本身的特点。     

白发红楼周汝昌

周汝昌在红学研究上实绩显著。他走过的人生学术历程,很多方面与天津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南开中学是先生的母校,津沽大地不少亲友乡邻和旧朋新雨一直与他书信不断。这不仅是翰墨缘更是醇厚乡谊。先生热心乡邦文献,对天津的文化活动多年来一直支持,为家乡报纸写稿更是很积极。他的红学处女代表作《曹雪芹生卒年之新推定》一文,发表在1947年12月5日的天津《民国日报·图书副刊》。先生与他的老师胡适之间的红学通信,特别是珍贵的甲戌古钞本“录副”工作,主要也是在天津进行的。这些可以算作周汝昌的红学路“始迹”,一代红学大师是从津门咸水沽走出来的。     

《乌鲁木齐职业大学学报》“当代红学”栏目征稿启事

＂当代红学＂栏目创设于2011年。该栏目旨在展示当代学人对红学及其问题研究的最新成果。本栏目认真贯彻＂双百＂方针,反对思想平庸、学风空疏的文章,欢迎观点鲜明,论证扎实、     

从《红楼梦》中读人生意义：寻美

《红楼梦》研究历经索隐、考证等诸多学派,固然取得了巨大成果,但其弊病也十分明显。近年来,＂红学＂研究重心正逐步移至文本内部,这为＂红学＂的进一步发展拓宽了道路,提供了广阔的空间。本文将以此为立足点,从《红楼梦》中美的具体表现、《红楼梦》吸引人的原因等角度探讨《红楼梦》中所蕴含的生命意识、张力和对美的追求,探讨人生之意义：即对美的追寻和欣赏。     

《古代小说作家简论》韩文本序

自1991年10月27日于上海＂中国近代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与吴淳邦先生相识,陆续会到了好些学有专长的韩国同仁,见证了中韩小说研究者的学术交流。在吴淳邦先生主持下,我们编纂的《中国通俗小说总目提要》韩译本1993年起分五卷出版。韩国《中国语文论译丛刊》发表了我的红学论文《＂秦可卿淫丧天香楼＂证谬》《从胡适的＂求证＂到脂砚斋的＂证实＂》。     

"红学"勿反《红楼梦》

“曹学”、“脂学、“探佚学”之“学术风气”是“反《红楼梦》”的“红学”研究。俞平伯先生晚年深刻地认识到了这一问题,对自己青年时期的“反《红楼梦》”研究进行了深层反思和痛心地忏悔。《红楼梦》研究应该更新观念,努力进取,走出误区,开拓红学研究新局面。     

诗词千秋在度人一寸心———读周汝昌《千秋一寸心》

“红学泰斗”周汝昌先生不仅集《红楼梦》研究之大成,而且在古典文学研究、诗词鉴赏等领域也造诣颇深。他自幼喜文慕学,丝竹粉墨,无所不涉,平生耽吟咏,     

周汝昌红学观批判

周汝昌之所以把从文学角度研究《红楼梦》的思想内容、人物形象、艺术成就等等开出红学大门,是由于他没有中文系的学历,＂文学理论水平又十分低下＂,扬长避短,就把从文艺学、美学角度研究《红楼梦》从红学中开除出去了。至于他的红学四学＂曹学、版本学、探佚学、脂学＂几乎全从臆断出发,证假为真,不具备＂学＂的特质。他的红学观从一个侧面证明曹雪芹＂假作真时真亦假＂预言的正确。     

《石头记》庚寅本考辨

从外证、内证、理证、旁证、反证等方面作综合考辨,可以肯定,新近发现于天津的庚寅本,确是一个《石头记》清代抄本。庚寅本之发现,不仅填补了＂脂本＂乃至＂佚稿＂之文献空白,也为现存版本考证鉴定提供出十分重要之学术依据,为＂列藏系五本＂乃至整个《石头记》版本源流考辨梳理提供出极具价值之文献参照。从版本研究史之角度观,庚寅本之发现,也是上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甲戌本、＂庚辰本＂发现以来红学研究领域最为重要的文献收获。     

红学大师周汝昌仙逝

红学大师、中华文化研究专家、诗人、书法家、中国艺术研究院终身研究员周汝昌先生于2012年5月31日在家中仙逝,享年95岁。周汝昌先生是继胡适诸先生之后,新中国研究《红楼梦》的第一人,享誉海内外的考证派主力和集大成者,有70多部学术著作问世,其代表作《红楼梦新证》是红学史上具有开创和划时代意义的重要著作,奠定了现当代红学研究的坚实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