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试理性:教育现场背后的无形之手

考试理性是考试理性主义的简称，是工具理性在教育中的具体化。它具有四个特征：把考试当作教育的目的，一切教育手段都为考试服务；讲求机械化训练的普遍性和追求效率的绝对性；将教育局限于认识论范畴；对师生存在的遗忘。     

论道德与法对立统一的理性基础

哲学家和社会学家都认为理性是道德和法的基础。现代西方的理性是形式理性,法和道德都是建立在形式理性基础之上的。实质理性不同于形式理性,形式理性是明晰的、是对唯一的普遍的形式的追求,而实质理性是模糊的,如对价值的追求产生价值理性,对最优的内容组合的追求产生中庸理性。建立在形式理性基础之上的形式法和建立在实质理性基础之上的实质道德之间存在冲突,那么它们是否可以相互融合呢?我们必须吸收现代西方和中国传统化的合理因素,在社会治理上实现法治和德治的统一。     

“道之以德”：儒家道德教育的核心原则

区分认知理性与实践理性是解读儒家道德教育思想基础的前提，也是解读儒家道德教育原则的前提；“道之以德”是儒家道德教育的核心原则，是其它具体教育原则的基础。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视角下我国思想政治教育研究

价值理性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质内容,工具理性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实现形式;我国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形式与内容的背离、手段和目的的脱节、现实和理想的落差实际上即是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分裂的现实表现;搞好思想政治教育的关键在于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和合统一、功能互补;在工具理性层面上创新思想政治教育载体,改进思想政治教育方法,完善思想政治教育制度和机制,是当前我国思想政治教育的迫切任务。     

儒家文学教化说与价值理性

儒家教化说被误会的成分甚多．其中最重要的误会就是儒家的教化是政统的工具理性，这一观点有很大的商榷余地。与其说儒家提倡教化说是为了工具理性．还不如说更为根本的是为了“抽象理想最高之境”的“价值理性”。     

儒家亲情观念的普遍化维度考察

儒家哲学的根本问题在于解决个体与全体、整体的矛盾关系,它以伦理生活、道德实践为基础,追求情感融通的实质普遍性,而不同于侧重理性认知的形式普遍性。儒家以亲情为根本展开其情感普遍化维度,本体意义的情感普遍性是亲情显现的依据,而全体意义的情感普遍性则是亲情显现的结果,共同构成一个本体即全体的融通为一的情感世界。在现实世界中,儒家以亲情为根本建构起了一个情感普遍化的纵贯融通模式,对中国传统的伦理政治秩序、理智认知模式都产生了深远影响。儒家亲情观念的普遍化维度深刻地影响了传统中国人的情感生活、精神生活以至整个生活世界,今天仍然是我们探索儒学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的基本思想前提。     

论西方“工具理性”与新儒学“价值理性”的互补

儒学强调“价值理性”,西方现代性注重“工具理性”.两者均因发展失衡而存在弊端和生存危机.新儒家试图从儒学中开出科学和民主,但在实践上却行不通.西方的后现代性也难以弥补现代社会的弊端.如果双方能换一个角度思考问题,本着取他人之长补己之短的学习态度,二者均在一定程度上存在优势互补的趋势,并有可能获得新的发展.     

论儒家通识智慧的民族特色

儒家通识教育智慧源远流长。先秦儒学自然科学、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相辅相资的主张,发展了＂会通＂的通识智慧;其谋道不谋食的追求既凝炼出儒家格物致知的理性精神,也为现代通识教育非专门化、非职业化教育追求奠定了根基。中国传统通识教育在价值目标、价值标准、教育内容和教育方法上有独特的民族风格和中国气派。     

儒家教育思想的后现代意蕴

人类社会不可逆转地进入后现代时代,用后现代的观点审视儒家教育思想是社会和教育发展所需。儒家教育思想有明显的后现代主义特征。后现代的反思批判性与儒家教育思想的反思批判性特征,后现代的反中心主义与儒家和谐仁爱教育思想的人文关怀,后现代的反基础主义与儒家教育思想的不确定性等有相似之处。     

儒家伦理与理性精神

儒家伦理的现代化不能回避而要尊重现代学理中的理性精神。儒家经典中,作为恻隐之心发展成熟的"仁"和作为是非之心发展成熟的"知(智)"是同一事物的不同方面。只因儒家伦理更关注道德实践或行为,导致其更重人格和情感,而非知识理性的进路。然只有涵养和理性,才能使主体真正到达天人之际的真际;主体之间,在内与外、主与客乃至事实与价值的关系都是相对的可以转换的情况下,儒家伦理的实践乃至研究方法都应注重理性精神。涵养和客观的理性研究都是保证实现研究的真切性与学术性不可或缺的方式。理性自识和理性原则对于学术研究仍具有重要价值。     

儒家文化的工具理性及其与现代社会的亲合性分析

儒家文化与现代社会是否有亲合的一面,围绕这个问题自近代以来一直争论不休,而争论的焦点又在于儒家文化是否有工具理性的成份。文章认为,儒家文化有两个分属不同层次的组成部分,即精英儒家文化和世俗儒家文化,二者中都有工具理性的成分,只是由于历史的原因而没能得到充分的展示。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逐步建立,人们之间经济利益关系的逐步展开,儒家文化的工具理性已渐渐凸显出来。如果我们能合理地对它进行挖掘与改造,儒家文化将会像韦伯所论及的新教伦理一样,对现代社会的发展起积极的促进作用,并成为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社会经济发展的“推动器”和“润滑剂”。     

从工具走向价值:成人教育研究的理性回归

近年来,成人教育研究面临着一些危机和困境,其根源在于研究中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失衡。近代以来,由于中国社会国情因素,工具理性导向逐渐凸显,价值理性衰退。在终身学习背景下,工具理性导向下的成人教育研究已经不能满足其自身发展需要,成人教育功利性价值的追求确实是促进了成人教育进步。若成人教育研究只专注于此,则严重忽视了成人个体所具有的独特存在价值,使成人教育基础理论研究在丰富变化的成人教育实践面前,丧失解释能力和指导能力。显然,需要呼吁价值理性的回归,真正将成人教育视为成人本体自我独立价值的彰显,同时做出超经验性的理论提升。     

论儒家情理主义道德哲学形态的建构原理与基本精神

与西方情理二分的情感主义和理性主义道德哲学形成鲜明对照,中国儒家道德哲学的根本理论特色是以"情"为主、情理统一的思维方式构建道德哲学体系,从而成为区别于理性主义、情感主义的第三种道德哲学形态,即情理主义。儒家情理主义道德哲学形态以血缘关系为本位,通过情感互动和情感回报寻求人伦和谐和个体德性的提升,其人伦和谐的主旨为合情合理,个体德性的价值取向为塑造通情达理、有情有义的道德人格。儒家此种道德哲学形态成为与中国血缘文化相匹配的伦理精神,在传统社会中一直居于主导地位,乃至于今天仍沉淀于中国人的心灵深处并发挥影响。     

教育功利化现象审视:工具理性的视角

借助社会学理论分析发现,由于教育功利化现象的存在,人们依据功利的原则来评价、衡量教育行为的倾向越来越明显,并日渐忽视人的和谐、全面发展,进而背离了教育的本真意义.纠正这一偏向的最佳途径,是将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进行有机的结合.     

君子思想与中国职业教育发展的关系研究

君子思想在儒家思想中有突出的地位，其特点是人文理性强势彰显，既表现出对天道、社会和个体身心修养的关切与关注，也体现对人自身个性的削减和对创造性的压抑。君子思想中缺少培育科技理性的因素，这严重阻碍了中国职业教育思想的发展。其直接结果是培养了中国读书士人为官出仕的作风，影响了中国工商业的发展，而迟缓的工商业很难激发职业教育的兴起。     

反思与建构：医学技术教育的人文化路径探析——基于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关系的思考

现代医学教育中,由医学技术教育主导的工具理性遮蔽了医学人文教育的价值理性,导致工具理性的张扬和价值理性的失落,引发医学教育中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内在冲突,而医学工作的本质内在地要求价值理性引导工具理性。面对现代医学教育的困境,加强医学人文教育、以价值理性引导技术理性、寻求二者的融合是医学教育发展的理性路径。     

目的合理性:现代法的基础

现代法存在的合理性基础是什么 ?马克斯·韦伯把实证主义哲学关于事实和价值二分法理论引入法律社会学领域 ,强调在认识和解决社会问题时 ,必须严守价值中立原则 ,现代法的合理性基础是目的合理性 (工具合理性 )而非价值理性。韦伯的现代法思想及其类型学方法论对我们研究法制现代化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     

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语文教学中情感教育的哲学思考

语文教学中的情感因素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新一轮语文课程改革就把情感目标提升到课程目标的维度加以阐述.但当前语文教学中,过于强调工具理性导致了情感教育方式的失灵.情感教育的价值取向应摆脱工具理性的“铁笼”,实现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有效融合,从而实现语文情感教育的价值回归与价值实现.     

教育扶贫: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融合的实践逻辑--以“三区三州”深度贫困地区为例

"三区三州"深度贫困地区深陷教育贫困的状态,扶教育之贫是教育价值理性的要求,是教育扶贫功能发挥需首先解决的问题。教育扶贫的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具有内在一致性,主要体现在:以"人的发展"为核心发力点,以"思想引领"为重要途径,以"知识与能力"为直接方式。教育扶贫的实践路径应走上教育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有机结合的轨道,即正视教育事业的长效性特征,对教育的基础环节常抓不懈;重视个体对教育回报的期待,以就业为导向,加强应用型人才的培养;准确把握教育事业的系统性特征,构建教育扶贫的系统模式,以保持教育扶贫固脱防返成效。     

现代大学制度的制度理性

现代大学制度是现代大学组织得以存在的基础,离开了现代大学制度,大学将不复存在。然而现代大学制度的构建需要考量其制度理性。现代大学制度的制度理性体现在它的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两个方面。学术自由等大学精神体现在其价值理性上,大学的微观治理体现在其工具理性上,二者在现代大学制度的构建过程中融为一体。大学制度的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的结合,保证了现代大学组织从一种良制走向善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