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左传注》标点商榷

杨伯峻先生的《春秋左传注》是治中国古代文史的重要参考文献。对其标点问题提出商榷和补正,将有助于准确解读和正确利用《左传》这部重要的历史文献。     

《春秋左传注》注释商补

杨伯峻先生的《春秋左传注》是一部在《春秋》、《左传》标点、注释、整理与研究等方面都做出很大贡献 ,因而具有很高学术价值的训诂力作。但是 ,无庸讳言 ,该书在注释方面也间有可商之处。本文试对其部分《左传》注释提出商榷 ,并加以补正 ,以就教于方家     

《左氏春秋》的撰作与流传——《左传》的性质之考辨

《左传》初名《春秋》,又名《左氏春秋》,是先秦诸多春秋学著作中的一种。《左氏春秋》的撰作不为《春秋》义理,不归属于孔门,其史事在战国至西汉各类子书中屡被征引。终两汉之世,学者屡引《左传》史事以谏,都未及《左传》的义理。从《左传》的最初撰作与初期流传来看,《左传》是编年体春秋类著作,它不是作为经书,而是作为史书被人所重视的。     

“下视其辙登轼而望之”的断句

《曹刿论战》“下视其辙登轼而望之”的断句目前有三种情形:一是在“辙”下用逗号隔开:“下视其辙,登轼而望之”。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春秋左传注》、朱东润主编的《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和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古代散文选》都是这样标点的。二是在“下”和“辙”下点断:“下,视其辙,登轼而望之”。见杨伯峻的《春秋左传注》。三是郭锡良等编写的《古代汉语》,在“下”、“辙”、“登”下点断:“下,视其辙,登,轼而望之”。这三种不同的标点,反映了对这句话三种不同的理解。第一种是将“下视”理解为偏正关系。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勘正

杨伯峻先生编著的《春秋左传注》自1980年代出版以来一直嘉惠学林,其功甚巨。由于种种原因,杨《注》中还存在一些文字、标点等方面的问题,因为杨《注》流行广、影响大,我们认为有必要指出这些问题,以便再印或再版时更正,这样可以使读者少一些阅读障碍。     

先《传》后《经》辨——论《左传》与孔子《春秋》之关系

《左传》与孔子《春秋》的关系，是学术史上一桩难以解决的公案。探讨《左传》的身世来历，理清《左传》与《春秋》的关系，证明左丘明《左传》先于孔子《春秋》而成书，孔子《春秋》依据《左传》而撰成，提出先《传》后《经》的新见解。     

浅论《春秋左传诂》的不足（二）

在《左传》的注释史上,清代洪亮吉的《春秋左传诂》是一部重要的注释之作。其在融会贯通古今的基础上,提出了不少独到的见解,在春秋学的研究上作出了重要贡献,但是也存在着一些不足之处。本文探讨了《春秋左传诂》的不足。     

简析《郑伯克段于鄢》

本文选自《左传·隐公元年》。《左传》是《春秋左氏传》的简称,又名《左氏春秋》。相传为春秋时鲁国左丘明所撰。它是配合《春秋》的编年史,记事至鲁哀公二十七年。比《春秋》多十三年。《春秋》仅仅是最简括的历史大事记,《左传》则详载其本末及有关侠闻琐事,也保存了一些古代传说。汉初研究《春秋》的只有“公羊”、“谷梁”两家,立于学官。东汉时逐渐通行《左传》。它与《公羊》、《谷梁》并称《春秋》三传。作者左丘明,姓左,名丘明,一说左丘为复性,明为名。相传曾为鲁太史,为《春秋》作传.成《春秋左氏传》。因目盲,后人称     

《左传》与《国语》

《左传》,即《春秋左氏传》,相传是左丘明所作。左丘明,春秋鲁国人,曾任鲁太史。司马迁在《史记·十二诸候年表序》中叙述了孔子作《春秋》,接着说:“鲁君子左丘明惧弟子人人异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刘向、刘歆、桓谭、班固等汉儒也认为《左传》是左丘明所作,并以为左丘明受经于孔子。从唐宋以来,许多学者对此表示怀疑,认为孔子没有左丘明这样一个弟子,甚至否定左丘明其人。但是,《左传》成书于春秋战国之间,基本上还是有定论的。《左传》与《春秋》关系极大。《左传》在《汉书·艺     

《左传》中"死"族词与周代礼制文化

《左传》以其翔实的史料,对《春秋》进行了解读,详尽地阐发了《春秋》所反映的“礼”。使后人得以更加准确地理解《春秋》,我们透过《左传》中“死”族词,也可以窥见其所反映的周代礼制文化。     

史事与想象:《左传》叙事的一种张力

《春秋》经文极其简略,一般仅用只言片语记载事件结果。而通常意义上,人们了解某一事件,指的是了解其前因后果与具体过程,除此之外,还要了解事与事之间的联系,而《春秋》中这些要素基本是付之阙如。《左传》重在叙述《春秋》中未能详明的史事,它对客观史事的记载,恰好能补充《春秋》记事简略之不足。汪荣祖先生有一段话大体上说明了《左传》与《春秋》的区别和关系:《春秋》为编年之祖,《左传》为叙事之宗。叙事之史家异于编年之史家者,由其能连系史     

还原《春秋》《左传》谥号的原貌——评董常保《〈春秋〉〈左传〉谥号研究》

《（春秋）（左传）谥号研究》是研究《春秋》、《左传》谥号的一部力作。论著显著特色是遵循“尊尊”原则,以“礼”统领全书;详细统计并细致分析了《春秋》、《左传》的谥号情况,体现了严谨的治学精神;论著对学术界关于春秋赐谥礼制中的多有分歧的相关问题也做了深入的探析,最大程度上还原了《春秋》《左传》谥号的原貌。     

《左传》:我国第一部叙事完整的编年体史书

正初识经典2012年4月24日,一批有着二千三百多年历史的楚国竹简《左传》在杭州首次公开亮相。这批印迹斑斑、长短不一的楚简与目前流传的《左传》内容基本一致,首次证实《左传》的成书时间最晚不迟于战国时期。从而破解了千百年来关于《左传》的真伪之争,明确了其作为中国第一部叙事完整的编年体史书的历史地位。《左传》原名为《左氏春秋》,汉代改称《春秋左氏传》,简称《左传》,相传为春秋末年鲁国史官左丘明根据《鲁春秋》撰写,其记事完全以鲁     

《春秋》“阍弒吴子余祭”条释证——续论《左传》的古本与今本

《春秋》鲁襄公二十九年经文"阍弒吴子余祭"一条,参之以《左传》所记吴越之事,知其为一枚错简,被误编于此年。然三传均有传,故为《春秋》原本之误。此外,《春秋》原本尚有三枚记录日食的错简,故其必为依据史官记录而二次编纂的文本。因之可断《春秋》确为孔子之作。《史记·十二诸侯年表》于余祭四年亦录有余祭被杀内容,但余祭之纪年却延续至其十七年,且《吴世家》亦明确记载余祭在位十七年。故知《史记》所据吴国史料与今本《春秋》、《左传》有同有异。逐年排比《左传》与《年表》,可知《年表》记事所据确为《左传》,但与今本有异。考之《左传》之流传,知今本为刘歆、尹咸所校之本,与司马迁所据古本应有不同。知此,则刘逢禄以来《左传》真伪、成书之纷争可息矣。     

《春秋》“阍弑吴子余祭”条释证——续论《左传》的古本与今本

《春秋》鲁襄公二十九年经文“阍弑吴子余祭”一条,参之以《左传》所记吴越之事,知其为一枚错简,被误编于此年.然三传均有传,故为《春秋》原本之误.此外,《春秋》原本尚有三枚记录日食的错简,故其必为依据史官记录而二次编纂的文本.因之可断《春秋》确为孔子之作.《史记·十二诸侯年表》于余祭四年亦录有余祭被杀内容,但余祭之纪年却延续至其十七年,且《吴世家》亦明确记载余祭在位十七年.故知《史记》所据吴国史料与今本《春秋》、《左传》有同有异.逐年排比《左传》与《年表》,可知《年表》记事所据确为《左传》,但与今本有异.考之《左传》之流传,知今本为刘歆、尹咸所校之本,与司马迁所据古本应有不同.知此,则刘逢禄以来《左传》真伪、成书之纷争可息矣.     

春秋贵族社会的青史——《春秋贵族社会衰亡期的历史叙事——以（左传）为例》读后

《左传》是先秦时期最重要的史学和文学著作,对处于衰亡期的春秋贵族社会进行了全方位的记载和剖析,是一部春秋贵族的衰亡史和贵族末世的百科全书,代表了春秋战国时期历史文学的最高成就。历来《左传》研究者都注重它的史料价值,如杜预《春秋释例》、顾栋高《春秋大事表》等书为研究《左传》提供了很大方便。张树国先生的《春秋贵族社会衰亡期的历史叙事——以（左传）为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是一部结合西方理论从历史叙事角度研究《左传》的重要著作。     

《殽之战》试析

高中语文第五册中的《殽之战》,选自《左传》鲁僖公三十二年至三十三年。《左传》的全称是《春秋左氏传》(或作《左氏春秋》),它是配合《春秋》的一部编年体历史著作,它的作者相传是与孔子同时代的鲁国史官左丘明。孔子著《春秋》,“笔则笔,削则削”,记载十分简略,同一事件,在《春秋》里,往往只有事件的结果和评论;《左传》则对它补充了比较多的历史材料,象《殽之战》这样一件大事,《春秋》中的记载只有寥寥数语,到《左传》里,则成了一个首尾完整的故事。《左传》和《春秋》一样,记年都是用鲁国国君的年号,《左传》记载春秋时期各国的政治、军事、     

《左传》叙事与解经语不合的原因及其影响

《左传》叙事与解经语不相协和是一个关系到《左传》是否传《春秋》的重要问题,故争论双方都对这种不合的原因做出了不同的解释,无法达成共识。绕开《左传》是否传《春秋》的问题,从比较中立的立场出发,《左传》叙事与解经语不合的原因,可能是由于《左传》叙事既有解释经义的功能,又有表达叙事者自身历史认识与评价的功能,超出了“春秋大义”的限定,从而导致《左传》叙事与解经语之间存在张力与不合,并使得《左传》叙事在后世义理的标准下遭到严厉批评和质疑。     

释《春秋》必以周礼明之--读刘文淇《春秋左氏传旧注疏证·注例》

刘文淇《春秋左氏传旧注疏证·注例》中倡言“释《春秋》必以周礼明之”,使其《左传》学回到了汉代《左传》学的起点,对内找到了贾、服等汉儒旧注的源头,对外与汉代和清代的《公羊》学在经义和治经方法等方面划清了界限。在此基础上,刘文淇进一步清理了杜预《左传》注的凡例错误,其后世子孙对周礼的内涵又加阐论,并将其《疏证》的凡例拓展为三大研究领域,建构起刘氏《左传》学的经学体系。     

贾谊《新书》引《春秋》述略

通过贾谊对《左传》的引用可以看出贾谊在西汉《左传》学史中的重要性,证明前人关于贾谊传《左传》的说法并不是空穴来风。同时,由贾谊的《春秋》观和他对《春秋》之元的认识上,可以看出他对《公羊传》的熟悉程度。证明了在西汉初年,《春秋》三传之间并没有森严的壁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