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螺旋视角下区域绿色技术创新效率提升路径——基于中国内地30个省市的QCA分析

通过超效率EBM模型，利用2019年省际截面数据，测算了我国30个省（区、市）的绿色技术创新效率，并基于四螺旋模型，探究政府、产业、高校、社会公众协同绿色技术创新机制，选取政府支持、环境规制、产业结构优化度、高校技术转移、公众参与度五个前因条件，运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探究多主体协同联动产生区域高绿色技术创新效率的路径。研究发现，单个条件对绿色技术创新效率的解释力度不强，但相较于其他条件，政府支持与公众参与在促进区域绿色技术创新效率提升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存在3条提升区域绿色技术创新效率的关键路径，包括政产学协同型、政府助力下的产业推动型、政府主导逻辑下的公众参与型；两条导致非高绿色技术创新效率的路径，均呈现政府支持乏力与公众参与缺失的特点。     

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协同的城市绿色技术创新实现路径——以山东省16地市QCA分析为例

为探索省级范围内城市绿色技术创新的不同路径，理解其差异化发展的机制，基于“有为政府+有效市场”研究框架，运用fsQCA方法探讨山东省16个地市区域绿色技术创新的组态效应。研究发现，（1）R&D人员投入是影响山东省各地市高绿色技术创新水平的关键瓶颈，且不存在构成非高绿色技术创新水平的必要条件；（2）发现4条高绿色技术创新路径和3条非高绿色技术创新路径；（3）山东省绿色技术创新水平分布呈现明显的区域差异和集聚辐射效应。深层次地解释城市绿色技术创新的因果复杂性，有力证实“有为政府+有效市场”对城市绿色技术创新的作用机制，也为城市绿色技术创新水平的提升提供着力点。     

绿色经济发展与政府环保行为的互动效应

随着环境规制联合治理体系的构建,政府规制工具的变更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当地绿色经济的发展现状,厘清两者间的互动反馈机制,有助于政府选择合适的规制手段推动绿色经济螺旋式上升。本文基于2007—2016年中国省际环境规制和经济投入产出的面板数据,采用非径向方向性距离函数构造绿色经济绩效指标,运用面板VAR模型测度环境规制体系互动视角下的绿色经济发展与各主体环保行为的互动效应。在此基础上,将绿色经济增长率分解为“追赶效应”“创新效应”和“领先效应”,分别探究东、中、西部地区3种效应与地方政府环保行为的互动影响。结果表明：①全国层面,绿色经济发展与政府偏好下的命令型环境规制呈互动正相关关系,形成“绿色经济发展—命令型环境规制”的螺旋上升机制,而与市场型环境规制手段负相关,同时虽然公众环保行为未有效助力绿色经济发展,但绿色经济仍对其存在拉动作用。②分地区考察发现,政府环保工具的选择存在显著的地区依赖特征。绿色经济绩效的提升致使东部地区致力于自主型环境规制的开发,但现阶段绿色经济发展仍依赖于市场型环境规制,中部地区政府环保更依赖于命令型环境规制,而西部地区现阶段并没有环保的意愿。③由于绿色技术的区别,地方政府的规制手段受到不同效应的差异化影响。各地区应综合考虑自身特征,因地制宜完善环境规制体系,设定阶段性技术创新目标。     

绿色技术创新中路径依赖及环境规制影响分析

通过构建数理模型分析推导以及采用2003—2011年中国31个省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区域内外绿色技术知识存量以及非绿色技术知识存量对技术创新的影响,同时进一步分析了环境规制对绿色技术和非绿色技术研发路径依赖的影响。结果表明:(1)区域内绿色技术和非绿色技术的路径依赖特征均较明显。(2)绿色集聚水平越高,区域内企业越倾向于绿色技术创新。(3)环境规制显著抑制了区域内外非绿色技术知识存量的影响,促进了绿色技术创新,但同时也促进了非绿色技术创新,环境规制效用并不十分理想。因此,政府应当加大环境规制强度以及合理政策引导才能有效促进中国经济绿色增长。     

双向FDI视角下制造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实现路径——基于动态fsQCA的研究

双向FDI对于制造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有着重要作用，企业应如何通过合理的IFDI和OFDI来促进绿色技术创新，是一项需要深入探讨的问题。同时，由于政府环境政策以及企业冗余资源等方面的差异，现有研究针对双向FDI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之间关系的结论并不一致。基于此，本文依据资源依赖理论，构建了制造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要素联动模型，进而运用动态fsQCA方法探讨了“十二五”规划和“十三五”规划期间我国制造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实现路径。研究发现：“十二五”规划时期存在“资源紧缺—双向搜寻”和“政策联动—外资融合”两种充分条件组态，“十三五”规划时期则存在“压力驱动—双向搜寻”和“环保补助—双向搜寻”两种充分条件组态，由此形成的绿色技术创新实现路径在构成要素上存在差异；同时开展IFDI和OFDI能够在推动绿色技术创新方面发挥较为普适的作用，但并非为必要条件；对于开展双向FDI但冗余资源欠缺的企业而言，在不严格要求高水平政府环保投资的前提下，环境规制的积极作用会随着时间推移而日益显著。研究结论丰富了绿色技术创新前因要素动态联动机制的相关文献，能够为制造企业的绿色技术创新活动提供借鉴。     

双向FDI协调对绿色技术创新效率的影响——基于长三角市场一体化的中介效应

为系统梳理双向FDI协调影响绿色技术创新效率的路径与机制,利用超效率SBM-DEA模型测算长三角38个城市2011—2020年的绿色技术创新效率,并建立回归模型实证检验双向FDI协调对绿色技术创新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双向FDI协调可以显著提升绿色技术创新效率,并且这一作用的部分效应是通过市场一体化的中介效应实现的,同时环境规制、经济发展水平、政府支持、产业结构均能有效提升绿色技术创新效率。门槛效应研究表明,在跨越市场一体化、环境规制、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等门槛变量后,双向FDI协调对绿色技术创新效率的影响显著提升。进一步的研究表明,绿色技术创新效率异质化条件下,双向FDI协调对绿色技术创新效率的影响呈倒“U”型趋势,当绿色技术创新效率提升至较高水平时,环境规制的影响将逐步超过双向FDI协调。     

市级绿色技术创新时空格局与影响因素演进分析：基于随机森林算法

绿色技术创新是驱动绿色发展的重要引擎，城市作为绿色技术创新的重要载体，把握其绿色技术创新的时空演变规律，厘清其绿色技术创新关键影响因素，对促进城市绿色技术创新和绿色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该研究基于2009—2019年中国市级数据，通过ArcGIS空间统计模型分析了市域绿色技术创新的空间格局，并利用随机森林模型识别了市域绿色技术创新的关键影响因素及其时序演进特征。研究结果显示：第一，2009—2019年市级绿色技术创新总体格局呈显著空间自相关，并呈现持续增强趋势；局部格局呈显著的东西分异，热点区域以从东南沿海为中心分裂成长三角城市群和珠三角城市群两个中心，冷点区域从关中平原城市群向中原城市群收缩。第二，关键影响因素中经济水平、科技支出、环境压力、互联网普及和贷款余额的重要性高于外资使用、高校数量、环境规制和科研人员，其中大部分影响因素同绿色技术创新呈非线性响应关系。第三，影响因素的时序演进反映了互联网普及、外资使用和环境规制的重要性在提升，而环境问题、贷款余额和环境管理人员的重要性在下降，这表明市级绿色技术创新正逐步从环境压力和政府支持驱动转向市场竞争驱动。该研究旨在评价市级绿色技术创新时空...     

环境规制对异质型绿色技术创新的非线性影响

环境规制和绿色技术创新是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因素,环境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是学术界关注的热点问题。现有文献侧重研究环境规制对总体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本文将其细分为清洁生产技术创新和治污技术创新,构建数理模型,探求环境规制对异质型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机制,并利用2010—2019年中国30个省份面板数据,建立静态和动态面板回归模型进行实证检验。研究表明：(1)随着环境规制水平的提升,总体绿色技术创新、清洁生产技术创新呈现先降后升的趋势,即二者与环境规制均呈“U”型曲线。(2)环境规制水平对治污技术创新存在正向影响作用。(3)就控制变量而言,企业规模促进总体绿色技术创新;所有制结构促进清洁生产技术创新而不利于治污技术创新;贸易开放度对治污技术创新影响有促进作用;研发投入对不同类型绿色技术创新的作用效果有所不同。最后,根据研究结论从环境规制强度、环境规制措施、企业规模和贸易开放度等方面提出促进绿色技术创新的政策建议。     

高技术产业集聚对区域阶段创新绩效的影响研究

高技术产业集聚是地区突破发展瓶颈,开辟创新增长赛道的关键支撑,也是赋能区域创新发展的内在动力。立足创新价值链视角,基于组态思维运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fsQCA),以我国30省份为研究对象,探究在区域创新基础及环境的协同作用下,专业化与多样化高技术产业集聚对区域知识生产、技术研发与成果转化三阶段创新绩效的复杂影响机制与差异化作用路径。研究发现：(1)驱动知识生产与技术研发绩效提升路径包括“多样化高技术产业集聚主导型”“环境支持下要素拉动型”以及“综合驱动型”三类;(2)驱动成果转化绩效提升路径包含“专业化高技术产业集聚主导型”“开放环境下专业化集聚-创新基础协同型”“环境支持下要素拉动型”以及“政府引导下研发人员弥补型”四类;(3)三阶段区域创新驱动路径的差异性在于不同高技术产业集聚类型及研发人员是否发挥核心作用;(4)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地区各阶段创新绩效提升路径呈现不同特点,体现为核心主导要素的差异化激励效应。本文研究结论有助于打开高技术产业集聚对区域创新过程作用机制的“黑箱”,为我国各地区寻求更适配的阶段化创新路径提供实践参考。     

高技术产业专业化集聚与多样化集聚如何影响区域创新能力？——基于我国省际数据的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

当前我国区域发展面临双重压力，亟须依托高技术集聚塑造创新优势、提升区域创新能力，这是我国区域发展有效应对挑战的关键。本文以我国30省市为研究对象，采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fsQCA）并结合区域创新环境要素探索了高技术产业专业化与多样化集聚驱动区域创新能力提升的多元路径与复杂影响机制。研究发现：高技术产业能够通过“专业化集聚—研发资金主导型”“专业化集聚—多样化集聚下多维度协同型”“创新资源—多样化集聚/政府支持—数字经济协同型”3种路径驱动区域创新能力提升，且路径存在地区异质性；依赖于特定创新环境，高技术产业专业化集聚与多样化集聚具有协同效应而非此消彼长；高技术产业专业化集聚、多样化集聚与创新环境之间通过等效替代来提升区域创新能力。研究结论有效揭示了两种高技术产业集聚与创新环境因素联动匹配作用于区域创新能力的复杂机理，扩展了现有研究，使理论充分对话实践，为不同省市提升创新能力提供了针对性实践策略。     

环境规制与绿色技术创新的动态关联研究 ——基于“波特假说”的再检验

为检视不同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的有效性,本文采用基准回归模型、中介效应模型、门槛效应模型分析了四类环境规制工具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之间的关系,对“波特假说”的中国实践进行了再检验。研究发现,与环境行政处罚、地区环境政策法规相比,排污费征缴、政府节能环保财政支出更有助于推动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反映出不同环境规制工具的选取对绿色技术创新影响的差异性。进一步通过中介效应模型和门槛回归模型分析,排污费征缴和政府节能环保财政支出均可通过提升企业研发投入强度来推动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但是四类环境规制工具的效果随着各自强度提升呈现出差异化特点,排污费征缴、政府节能环保财政支出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由负变正、由不显著变显著,环境行政处罚随着强度提高却更加阻碍企业绿色技术创新,而无论地区环境政策法规的强度如何,其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均不显著。     

环境规制、产业集聚与贸易绿色技术溢出门槛效应研究

利用我国30个省份2008~2017年的数据,构建Super-SBM模型测度各区域绿色技术创新效率,进而利用门槛面板模型,以环境规制和产业集聚为门槛变量,实证研究贸易对区域绿色技术创新效率溢出的非线性影响。结果表明：(1)从效率值来看,我国绿色技术创新效率增长迅速,但区域发展“不平衡性”严重,东部地区的效率值遥遥领先于中西部地区；(2)从门槛结果来看,贸易对区域绿色技术创新效率的溢出显著存在环境规制、产业集聚的“双门槛”效应；(3)从作用机制来看,环境规制下的贸易与绿色技术创新效率呈“U”型关系,随着环境规制强度提高,溢出的“挤出效应”逐步转为“激励效应”,影响由负变正且作用逐渐增大；产业集聚下的贸易与绿色技术创新效率呈“N”型关系,仅当产业集聚水平跨过第二门槛时,影响显著为正；环境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效率表现为显著的直接推动作用和间接门槛作用,产业集聚对绿色技术创新效率仅表现为间接门槛作用。     

成熟资源型城市绿色转型仿真研究

成熟资源型城市作为国家能源资源的核心保障区,绿色转型任务不可轻视,为促进其绿色转型政策体系的构建与完善,同时为转型政策的制定提供理论研究基础,本文运用系统动力学方法设计了能源资源、经济、社会、环境、技术5个子系统的成熟资源型城市绿色转型系统动力学模型,通过调整政府、产业、企业3大转型主体的政策参数,模拟了各政策情境下的发展趋势,研究结果表明:政府增加投资型环境规制政策的力度比费用型环境规制政策更能促进城市绿色经济水平的提升,费用型环境规制会挤占企业的研发投入,适当降低费用型规制力度可以促使企业积极进行绿色技术创新,同时政府和企业均应加大研发投入力度,提升城市绿色技术水平,利用创新驱动绿色转型,最后应注重优化产业结构,提升第三产业的投资比例,带动城市产业多元化发展,做到节能减排降耗。因此,建立政府、产业、企业三位一体的转型政策体系,才能优势互补,促进成熟型资源型城市早日实现绿色转型。     

营商环境生态如何驱动城市创新绩效？——基于创新型城市的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

营商环境对国家或地区的创新能力具有根源性的影响，而创新是引领城市发展的首要动力，因此优化营商环境生态从而驱动城市创新绩效成为推动我国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命题。本文以全国68个创新型城市为案例，运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探究营商环境生态中各条件对城市创新绩效的联动效应。研究表明：政府效率、人力资源、金融服务、公共服务、市场环境和创新环境6个条件“多重并发”，形成驱动城市创新绩效提升的多样化组态；城市创新绩效的驱动路径具有“殊途同归”的特点，表现为“政府主导下的环境驱动型”“人力资源缺失下的环境弥补型”与“资源—环境协同驱动型”3条路径。组态的空间情境差异分析发现，东部与中西部地区城市创新绩效的提升路径存在明显差别。本文基于组态视角探讨营商环境生态驱动城市创新绩效的提升路径，不仅有助于深化对城市创新绩效背后复杂机制的理解，也能够为各城市如何依据自身营商环境条件推动其创新绩效提升提供系统性思维和实践指导。     

组态视角下的工业绿色技术创新水平提升路径

工业绿色技术创新受到多种要素协同影响,为辨析最有利于（1）各地区工业绿色技术创新发展路径之间存在的异同,基于协同理论厘清外部环境因素对工业绿色技术创新作用机制,以我国30个省份为对象,运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以2013—2017年的有关数据均值作为评价依据,从组态视角探究多重并发因素和复杂因果机制下工业绿色技术创新的现实路径。结果发现：金融发展-环境规制主导和金融发展-政府支持主导是影响工业绿色产品创新的2种路径类型,影响绿色工艺创新的路径为金融发展-政府支持主导型,相应省份主要集中于东部;非高工业绿色产品创新和非高工业绿色工艺创新的影响路径分别为5条和8条,相应省份分布均匀且主要集中在中西部,其中节能环保支出和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以及节能环保支出和政府创新支持具有替代作用。基于研究结论,提出构建完善金融体系、加强政府创新支持、合理运用环境规制等建议。     

环境规制与技术创新双赢的帕累托最优区域研究——基于中国35个工业行业面板数据的经验分析

利用2006～2015年中国35个工业行业面板数据,运用线性和非线性模型分析了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表明:环境规制与技术创新呈倒N型曲线关系和双门槛效应。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的影响是先抑制、后促进、再抑制,当环境规制处于两个门槛内的帕累托最优区域时促进技术创新,实现创新与绿色的双赢。规模效应与人才集聚也推动技术创新。基于此,政府应差异化地制定环境政策,加大技术研发投入,加快人才资源积累,优化产业结构,促进技术创新,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环境规制对碳排放影响研究进展及未来展望

针对环境规制对碳排放是否都起到预期的效果，以及“双碳”目标设立后中国有关环境规制的问题，分别从环境规制的概念、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3个方面综述国内外相关研究进展。结果发现，现有研究主要围绕抑制效应和绿色悖论展开，聚焦环境规制通过低碳技术创新、产业结构以及外商投资3种路径影响碳排放，探讨如何发挥市场激励型和非政府环境规制等环境规制工具有效性以及提出选择规制工具时要考虑区域和行业差异。在此基础上，提出在“双碳”目标下，对中国环境规制的研究应重点探讨如何避免绿色悖论、发挥倒逼效应，同时考虑差异化政策制定、环境规制强度的测度、CO₂与其他污染物协同减排以及环境规制对碳总量减排等方面。     

何种营商环境有利于数字经济产业发展？

基于数字经济产业创新性、成长性、全局性、效益性等维度构建评价体系，对我国26个省份的数字经济产业发展水平进行测算，并以此为结果变量，运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研究方法，分析营商环境与数字经济产业发展之间的复杂因果关系，识别出产生高/非高数字经济产业发展水平的制度组态。结果显示，（1）影响区域数字经济产业发展水平的营商环境兼具殊途同归和多重并发的特征，能够产生高数字经济产业发展水平的营商环境包括政府激励下以数字基础设施为核心的创新引领型、市场主导下以数字基础设施和法治为核心的多元共促型、政府规制下以数字基础设施和法治为核心的创新引领型、政府规制下以数字基础设施和法治为核心的市场驱动型等4个组态；（2）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水平和法治化条件是驱动数字经济产业发展最为核心的营商环境要素；（3）过强的政府规制水平会对数字经济产业发展产生阻碍作用。基于此，提出完善监管体制等进一步促进数字经济产业发展的政策建议。     

组态视角下工业绿色技术创新提升路径研究

绿色技术创新是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内在驱动力,基于协同理论厘清外部环境因素对工业绿色技术创新作用机制是促进传统工业转型的重要前提。运用fsQCA方法基于组态视角,以30省市为案例,探究多重并发因素和复杂因果机制下影响工业绿色技术创新的现实路径,深度剖析影响各省市工业绿色技术创新差异的多重并发因果关系与多元路径。研究发现：金融发展-环境规制主导和金融发展-政府支持主导是影响工业绿色产品创新的2种路径类型,影响绿色工艺创新的路径为金融发展-政府支持主导型,案例主要集中于东部地区;非高工业绿色产品创新和非高工业绿色工艺创新影响路径分别为5条和8条,案例分布均匀且主要集中在中西部,其中节能环保支出和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以及节能环保支出和政府创新支持具有替代作用。     

环境规制与绿色技术创新的动态关联——基于“波特假说”的再检验

为检视不同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的有效性,采用基准回归模型、中介效应模型、门槛效应模型分析4类环境规制工具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之间的关系,对"波特假说"的中国实践进行再检验,研究发现与环境行政处罚、地区环境政策法规相比,排污费征缴、政府节能环保财政支出更有助于推动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反映出不同环境规制工具的选取对绿色技术创新影响的差异性。进一步通过中介效应模型和门槛回归模型分析发现,排污费征缴和政府节能环保财政支出均可通过提升企业研发投入强度来推动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但是4类环境规制工具的效果随着各自实施强度提升呈现出差异化特点,排污费征缴、政府节能环保财政支出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由负变正、由不显著变显著,环境行政处罚随着强度提高却更加阻碍企业绿色技术创新,而无论地区环境政策法规的强度如何,其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均不显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