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科学工程建设方向的再思考——从研究投入结构的角度出发

大科学工程对科技发展具有不可替代的支撑作用,把握大科学装置的建设方向是引领和支撑中国建设成为创新型国家的重要战略决策。以索罗模型为基础构建知识在经济中传递的模型,并通过多期迭代计算证明:(1)与增加应用研究投入相比,基础研究投资增加对经济产出有更显著的促进作用;(2)当研发产出结构与应用研究的产出存在相关性时,基础研究比重过低会导致长期的应用研究产出增长乏力,对经济增长有负面影响。基于此,对中国大科学工程建设方向提出建议:大科学装置的投资建设应该更加重视对基础研究领域的支持;对应用研究层面大科学装置的立项更为审慎,当缺乏相关基础知识支撑时应该暂缓对应用研究层面大科学装置的建设。     

基于增长视角的政府R&D投资选择——基础研究或是应用研究

本文基于Romer创新驱动经济增长模型,引入政府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投资,通过求解一般均衡与数值模拟发现,政府投资基础研究比投资应用研究更有利于经济的持续性增长。在此基础上,采用1991-2015年中国时间序列数据,通过构建政府基础研究、应用研究投资与经济增长的VAR模型考察了三者之间的动态影响关系,研究发现：（1）政府投资应用研究虽在短期内可实现显著经济增长,但从长期看政府投资基础研究会获得更高水平的增长。（2）政府投资应用研究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在第5个滞后期达到最大,政府投资基础研究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在第8个滞后期达到最大,即充分发挥政府基础研究投资的经济增长效应需要相对更长的时间。（3）政府基础研究投资不仅可以直接促进经济增长,还可以带动政府应用研究投资从而间接促进经济增长,即政府基础研究投资是促进经济增长的源动力。本文研究结论为科学制定政府R&D政策提供了理论和经验依据。     

政府科技投入对高校科技产出的非线性研究——基于中国2002-2008年省区面板数据的门限回归分析

运用Hansen门限面板回归模型分析政府科技投入对高校科技产出的影响.结果表明,政府科技投入对高校基础研究产出和应用研究产出都存在门限效应,当政府科技投入强度高于门限值时,政府科技投入对高校基础研究产出和应用研究产出存在明显的促进作用.研究也表明政府科技投入总体还不足,且省区差异明显,部分政府科技投入偏低且经济欠发达省区应该加大对高校的科技投入力度.     

关于对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基础研究绩效评价若干方法的思考

科学研究成果的评价、项目计划乃至资助机构的绩效评价一直是科学界关注的热点.从管理层面的角度考虑,所关心的是科学投资对科学本身、以及对社会、经济和文化发展的回报--直接的或间接的,近期的或长期的,显现的或潜在的.对基础研究而言,其绩效评估比其他任务导向的项目计划更复杂,因其产出或影响往往是长远的、潜在的或间接的,不易为人们所认识.如何正确地评价基础研究的绩效是一项科学性、政策性很强的工作.评价指标系统建立不当,过于强调某一方面或忽视另一方面,容易带来负面的影响,造成误导,从而损害基础研究本身.因此,如何从基础研究的规律性、产出的特殊性出发,对可能体现基础研究绩效的各项指标进行客观、全面的分析,以建立一整套科学、合理的综合指标体系,是我们应该认真加以研究的.     

四川省投资、消费内部结构及对经济增长影响的研究

基于投资、消费内部结构及其细分项目对地区经济增长影响的视角,对四川省1978～2010年的投资、消费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作了回归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四川省公共投资总体过度中存在局部不足,其中公共基础设施投资、教育与科技事业投资仍有进一步增加投入的空间;私人投资对经济增长起总体促进作用,且对经济增长的产出弹性大于公共投资,但其中向第一产业领域的投资已出现过度,应避免继续盲目增加该领域的投入;消费呈现整体不足,其各细分项目对四川省经济增长均起正向促进作用,但从产出弹性来看,消费各细分项目均小于公共投资、私人投资。     

我国基础研究环境恶化的10个方面——我国基础研究的环境研究之一

基础研究产出的是公共品,所以支持基础研究是政府的天然职责.一个相关的问题是发展中国家要不要进行大量的基础研究的投资.由于基础研究的投资较大,从投入到产出的周期长,产出的外部性大,因此,许多人认为,发展中国家应进行较少的基础研究,而应以知识应用的研究为主.也就是说,发展中国家基础研究发展战略应是"搭便车".但纳尔逊和赖特指出,在上个世纪的70年代和80年代,日本和韩国确实通过某种"搭便车"以快速地发展自己的经济,但现在这两个国家都在加大对基础研究的投资.这说明,纯粹的"搭便车"越来越难了.     

R&D投资结构增长效应及最优基础研究强度

针对以往研究中只关注R&D投资总量而忽视R&D投资结构和基础研究强度的缺陷,修正MRW模型,将R&D投资分解为基础研究和非基础研究,构建了R&D投资结构的内生经济增长模型,使用中国30省市自治区1998-2010年的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R&D投资结构对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基础研究与非基础研究的占比提高1%,经济增长上升0.08%-0.12%,R&D投资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重要。为推动经济增长,我国在提高R&D投资的同时,应加大基础研究的投入力度,优化其在R&D中的占比,以实现R&D投资的最优配置。     

中国基础研究投资的严峻态势及投资强度影响因素的跨国分析

基础研究对一国经济增长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利用2005—2010年世界28个代表性国家和地区科技指标分析发现： 我国研发投资结构不合理,基础研究投入占比过低,尤其表现在企业部门.同时,使用面板数据,对国家和企业层面的实证分析发现： 基础研究投资对政府资助的依赖性较强;资本市场发展能显著提高基础研究投资;另外,知识产权保护以及FDI也能促进基础研究投资.     

固定资产投资对经济增长贡献的比较研究——基于东、中、西部面板数据的分析

本文利用面板数据,运用变系数固定效应模型对固定资产投资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实证结果表明:固定资产投资仍是促进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原因;民营经济由于具有较高的产出弹性,是促进我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最重要力量;在东部民营经济已经开始寻求质的提高的同时,中西部民营经济还放在量的扩张的初始阶段,东部地区外商投资也开始出现过剩迹象;而要从根本上改变中西部地区的落后面貌,加大国有投资力度不可避免。     

何种类型的研发投资更有利于提高一国生产率?——来自OECD国家的经验证据

研发投资是提高生产率的重要途径,不同类型的研发活动对于一国生产率的改善存在着差异化作用。本文构建了反映基础研究、应用研究、试验发展与生产率关系的理论模型,并以经合组织(OECD)23个国家1996-2010年的面板数据为样本,从宏观层面检验了不同研发投资对生产率的异质性影响,结果发现:从作用时期来看,试验发展活动对当期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具有显著的正效应,应用和基础研究的功能发挥则存在一定的时滞,且基础研究的滞后期更长;从影响效果来看,基础研究的偏效应大于应用研究,而试验发展的作用显现虽然非常迅速,但其对生产率的带动效果相对较弱。因此,过多地依靠应用研究和试验发展投资并不是提高一国生产效率的有效途径,应充分重视基础研究的投入和积累,以发挥其在促进生产率中的核心地位和长效作用。     

全球主要经济体企业科技创新版图分析及启示——中国企业加强基础研究是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必然选择

企业创新能力是科技强国的重要体现,而基础研究是科技创新的源泉。基础研究的执行主体无疑是高校和国家科研机构,而企业在基础研究活动中扮演什么角色？一直以来存在不同观点。文章立足宏观,首先对基础研究的内涵进行探讨,明确企业基础研究的应用导向属性;然后从基础研究投入、科研论文、《专利合作条约》（PCT）专利、国家竞争力指标等多个维度分析全球主要经济体企业的表现,由此构建全球主要经济体企业创新版图。通过分析比较,文章发现：（1）发达经济体的企业重视基础研究,形成大量持续创新型的百年老店;（2）改革开放以来的40多年,中国企业创新能力整体上取得巨大进步,但基础研究是短板,这是历史发展阶段所决定的。由此,文章认为,当前中国已经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中国企业通过合适的方式围绕行业发展未来实质性地加强基础研究,既是企业增强自身竞争力的需求,也是建设创新型国家不可或缺的。文章最后讨论了中国企业开展基础研究的若干方式。     

基于产出能力的农业科研基础条件投资效果研究

科研基础条件是指为了支持和促进科研活动开展而配置的科学实验条件与基础设施,是所有科技创新活动的"硬件"物质基础,加强基础条件投资对于提高科研机构的产出能力具有重要作用。本文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对1995—2009年间农业部系统内科研机构的基础条件投资效果进行了分析,得出增加科研基础条件投资对于提高科研机构的产出能力具有显著作用,其中对部属科研机构的产出能力影响最为明显,政府部门应进一步加强对农业科研机构的基础条件投资。     

非权益性资产泡沫、企业家技术选择与产出效率

抓住在中国经济快速资本化过程中资本在非权益性资产领域积累并形成泡沫、实体经济创新投资低效问题,深入到创新投资到成果转化的关键环节--企业家的作用。借助Matsuoka and Shibata（2012）非完全市场条件下企业家技术选择模型,限定资产泡沫的属性,在微观层面采用均衡分析方法探索非权益性资产泡沫对经济产出效率的影响机理以及内在关联机制得到：①非权益性资产泡沫通过提高企业家的外部资金成本,限制企业家投资创新生产项目,导致产出效率低下;②非权益性资产泡沫会降低企业家的资本积累,阻碍企业家投资创新生产项目,降低产出效率;③产出效率的提升,会提高企业家资本积累和债务偿还能力,促使企业家投资创新生产项目,反过来实现抑制非权益性资产泡沫、提高产出效率的目标。     

国外数字信息服务评估研究策略探析

国外数字信息服务评估研究多采取由权威机构牵头设立大型研究项目的形式开展.这种以大型项目为依托的研究策略在资源保障、研究范围扩展、获取支助、跨领域合作和实证研究方面均体现出显著的优势.我国数字信息服务评估研究可借鉴国外成功经验,调整研究策略,拓宽研究思路.尽快推出符合我国实际的数字信息服务评估体系.     

我国科研经费投入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在分析我国科研投入的资金规模、结构,以及科研项目管理体制的基础上,指出了我国科研经费投入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并提出了相关的对策建议：政府在直接提高科研投入中基础研究经费比重的同时,应合理配置R＆D活动中三类研究经费的比例;采取政府和企业共同投资的办法,对于开展基础研究的企业,给予研究成本适当比例的财政补贴或税收减免补偿;应加强计划项目的统筹规划、协调衔接,建立科技协调合作机制和科技计划管理公共服务信息平台,从管理体制上解决多头配置、重复立项的现状．     

美国基础研究经费投入与管理对我国未来的经验借鉴

基础研究是整个科技创新活动的基础和源泉。通过对美国基础研究投入情况总结与分析,为我国基础研究经费投入及绩效评估工作提供借鉴。本文系统分析了美国联邦政府基础研究投入与执行、基础研究经费管理经验,结合我国实际情况,提出了加大基础研究投入力度、充分发挥政府的引导和支持作用、构建有效的协调机制和加强基础研究经费绩效评估等相关政策建议,对我国未来基础研究经费管理提供经验借鉴。     

美国工业实验室的研究传统及其变迁

作为美国R&D重要组成部分的工业实验室 ,其研究传统正发生着意义深远的改变。面对全球范围内日趋激烈的市场竞争 ,置身科技日新月异的当今世界 ,美国工业实验室逐渐摆脱了V·布什所倡导的R&D线性模式 ,开始重新认识科学与技术、研究与发展、长期与短线等问题 ,并因此从较为重视基础研究转向全面理解发现、发明与创新的关系 ,以期寻求更为有效的生存发展之道。     

经费规模与科研产出——基于NSFC资助政策“净效应”的分析

科学研究离不开稳定持续的经费投入,科学合理的科研经费配置对提高科学基金资助成效尤为重要。采用双重差分（DID）方法,对NSFC面上项目2011年资助政策变化进行分析,检验了剔除项目不相关产出后经费增加对科研产出的影响,从而验证经费变化的政策“净效应”。研究发现：科学基金经费增加显著提升了科研产出数量和质量。而剔除不相关产出考虑政策“净效应”后,经费增加对项目产出质量提升更显著。通过异质性分析发现：经费规模增加对科研产出影响的政策“净效应”存在着“强者恒强”的作用,且中等规模团队在经费增加政策中受益更多。为进一步提高科研经费配置成效,可适当增加经费规模,引导科研人员“重质而非冲量”学术发表行为;科学基金针对不同人群实行精细化、差异化资助,提高资助政策精准化程度;进一步完善科学基金成果管理,应更加关注项目的实际产出。     

影响我国基础研究强度因素——基于AH模型的一种解释

尽管基础研究经费在不断增加,但在过去的20年间我国基础研究强度始终维持在一个低水平均衡状态。本文在借鉴内生增长理论A H模型基本结论的基础上,从知识积累的角度尝试对这一问题进行解释。研究表明基础研究强度与基础研究生产知识的弹性系数正相关,而与应用研究投入（尤其是导向型科学研究）对基础科学新知识的弹性、“干中学”学习效率负相关。并据此结论对我国基础研究强度长期维持低水平均衡状态原因做出尝试性解释。     

基础研究投入:政策缺陷与认识误区

基于国际比较,本文发现我国基础研究投入仍存在经费相对不足、结构有待优化的问题。究其因,现有政策和主观认识或可解释。分析表明,现有政策具有突出实用导向、弱化科学导向,突出研发投入强度、弱化基础研究投入,突出高校成果转化、弱化基础研究要求等缺陷。从认识上看,"基础研究无用论"、基础研究投入"不划算"、基础研究投入不高合理等深层次误区存在已久。建议进一步探讨和统一对基础研究的认识、合理确定基础研究投入强度目标、中央财政新增研发经费投入应主要向基础研究倾斜、以及进一步明确高校的研发职能定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