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大革命时期的政治参与

政治参与又称大众参与或公民参政。它既是西方民主政治的一项重要内容,又是西方政治现代化的一个不可缺少的部分。要实现政治现代化,必须使参政扩大化,让整个社会中更多的人或集团参政,使公民直接卷入政治事务之中,并受到其影响。因此,政治参与的范围与程度,是衡量一个国家政治现代化的标尺之一。法国大革命为公民参政开辟了广阔的道路,人民群众积极、主动参加革命活动的本身,革命期间颁布的几个人权和公民权利宣、言历次宪     

五代武人的精神追求与文士的处世权谋

五代武人在大一统政治格局瓦解的形势下,个人权力欲极度膨胀,忠君道德观普遍淡薄,其利益权衡,更多以现实权力格局和利害关系为基准。但仍然有部分武人追求以忠君为核心的传统道德精神。而后唐君臣对唐室正统地位的继承与维护是这一追求的体现。五代文士在武人强势的政治局面下,普遍明哲保身,鲜有忠贞耿介之士,政治道德水准较前代下滑。但仍有部分文士敢于进谏,影响统治者沿儒家化政治方向施政。后唐文士对唐朝政治制度的追求,以及后晋文士关于契丹事务的议论,都为五代政治留下深刻的时代印记。     

论大唐文治与东南学士

大唐文治局面之形成历经太宗朝秦府文学馆学士、弘文馆学士,则天朝北门学士以及玄宗时期的集贤院学士和翰林院学士之逐步推进。而此五馆学士中之东南学士与东南学术,对于学馆构建、政治顾问、礼乐制定、律史修撰等都贡献极大。有唐一代文治之隆盛,是由于太宗、则天、玄宗三朝重东南文士之文治积淀而成。东南文士在大国盛世文化构建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唐代宦官专权延续性的原因探析

唐代宦官专权自玄宗始,经肃、代、德、顺、宪、穆、敬、文、武、宣、懿、僖、昭十四朝,近两个世纪,其延续性、持久化在中国古代史上可谓独一无二。唐中后期特殊的历史背景是其产生的内因;宦官干政的制度化是其延续持久的外部条件;君主易人不易权的手段、外朝对内朝的依附以及宦官世家的出现,更为其推波助澜,使其愈演愈烈,终呈延续发展之势。     

韩滉《文苑图》

<正>随着唐王朝逐渐进入盛世,有关文士私下雅会的情形也逐渐增多,不包含政治进取现实和功利目的,多为文士文化活动的私人聚会,有着个人感情因素的参与。如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中,曾提到其曾祖父魏国公与司徒"雅会襟灵,琴书相得",至后辈"更叙通旧,遂契忘言。远同庄惠之交,近     

唐代商人入仕析论

秉承传统的四民分业与重本抑末思想,唐朝政策律令禁止商人入仕。然而,有唐一代商人入仕前后不断,成为显著的社会现象。这一现象的形成,一方面是唐政府注重商品经济的发展,实行扶商政策的结果,另一方面也是商人为提高自身社会地位,努力寻求政治出路的结果。而唐朝官僚制度的缺失、科举制对身份限制的弱化、地方势力的增长等因素,无疑也助长了商人入仕现象。唐代商人入仕,一定程度上冲破了传统社会士商之间的界限,对当时的政治生活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唐朝收复河湟始末探究

安史之乱后,河湟地区为吐蕃所侵占,直至唐宣宗朝才收复。百年沦陷期间,唐朝历代君臣并未放弃收复失地的努力。只是限于国力未能如愿。唐宣宗朝张议潮沙州起义成功,并相继收复河湟其他数州,标志着河湟故地正式回归唐朝版图。     

试论唐代法律中的涉外法

唐代是中国古代社会的鼎盛阶段,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达,为唐朝对外交往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一时期,大量外国人来到唐朝学习和经商,为了保障外国人在唐朝活动应当享有的正当权利,稳定正常的社会生活秩序,唐政府专门制定了一系列涉外法律条文。这些法律条文涉及外国人出入唐朝边境的规定,外国人在唐朝生活、学习、经商等诸多方面的内容,体现了唐代法律开明严谨的特点。     

论杜甫参政实践及其文学影响

杜甫入仕之路坎坷,疏救房琯失败,表明其实际政治能力不足。儒家“学而优则仕”为杜甫参政提供了社会基础,“致君尧舜”的儒家政治理想促使杜甫一生积极参政,从而具有敏锐的政治眼光。杜甫参政的失败,与盛唐时期“吏治与文学之争”有关,而文学的浪漫与现实政治的冷峻功利的天然矛盾是杜甫参政失败的根本原因。杜甫的参政理想和政治理想代表着人类伟大而宝贵的良知。参政的经历乃至参政的失败,激发了杜甫文学创作的激情,并形成其独特的文学面貌。     

兴亡荣辱祸乱间 风雅之声流来叶——上官婉儿生平论析

在以男性为中心的封建社会,女子绝少有涉政参政的机会,但上官婉儿不仅两朝专美、位居权要,而且主持文坛、称量文士,对当时的政治、文化等方面影响甚大。而她传奇的一生,更交织着复杂性格与人性的转变。     

同气相求：贞元时期刘禹锡、柳宗元、韩愈的思想与创作

贞元前期,正当元稹、白居易、李绅定交,准备科举试,酝酿新的文学、政事活动之时,刘禹锡、柳宗元、韩愈在政坛、文坛上初步展示了他们的才能,开始了轰轰烈烈的事业,从而成为贞元前期文坛、政坛的新秀。比较接近的思想认识,是刘、柳、韩定交的基础,由此也开始了其共同的政事活动和文学创作。考察这一细微之处,有助于认识刘、柳、韩的思想发展和创作成就。     

论唐代科举策试的匡时济俗功能

唐代士人参加科举策试或私下模拟策试,都直言不讳地批评时弊,提出应对方案。其参政议政资格一经报名参加科举考试便自动获得。皇帝在开科诏令和策试题目中每每自谦德薄才寡,坦言施政失误,国家危难,恳请考生帮助自己。官方对于时政问题从来不规定标准答案,任随考生自主思考,自由表达。这种正视现实的勇气和征集、接受意见的诚恳态度,是唐代统治阶级自强、自信的一种体现。在这样的背景下,策试的匡时济俗功能才能发挥出来。然而由统治阶级自行举办的策试,尽管可以揭示某些表层化的社会现象,却无力解决社会的顽症。更兼政治派别斗争,策试的匡时济俗功能自然受到制约,并不能挽救唐王朝覆灭的命运。     

吴兴沈氏与刘裕建宋

吴兴武康沈氏是南朝最为活跃的南方土家族，而在刘宋一朝尤为突出。沈氏与刘宋政治发生联系始于沈林子兄弟。时值刘裕重构皇权政治，沈氏人物参预了刘宋建国这一重大活动，并与刘裕建立了特殊的君臣关系，由此而奠定其家族在南朝政治中的特殊地位。     

玄教宗师张留孙与元初道教政治

蒙元统治者为了利用与规范道教,在着力扶助张留孙建立官方政治化道教——玄教的同时,让张留孙参与国家政治事务,使之成为政治化道士。张留孙秉持龙虎山天师道传统的"黄老政治"思想,积极劝导蒙元统治者施行黄老政治,并由此和蒙元统治者展开了良好的合作关系。张留孙的思想与行为赋予了玄教浓厚的政治化特色,而蒙元统治者也利用玄教比较有效地实施了自己的宗教政治。     

唐代中州的文化世家

唐代统治者由尚武转变到崇文,大兴科举,形成了文人创作、文人参政的局面.统治者的政策吸引着大批有产阶级的官宦家族,用家传、师教的形式,使其子孙读书、创作、科考、仕进,逐渐使其家族成为文化世家.这些文化世家大都是奉儒守官、家传教育持续时间较长的家族,它们在形成过程中各显其长,别具特色,对中国古代文化的发展作出了极大的贡献.     

论晚唐体与张籍

在时代风气的浸染下,晚唐大多数诗人对外界的关。必面越来越狭窄。他们把全部精神技俩都用来写诗,从而形成了以苦吟著称的、世俗化的、具有轻浅纤微风格的“晚唐体”诗风。这种诗风虽然以贾岛、姚合为主要代表,但它的源头却可以追溯到中唐诗人张籍。张籍是中唐诗风向晚唐诗风过渡中的主要代表人物。解放以来仅仅把他作为乐府诗人来研究是远远不够的。他的格律诗,开启了“晚唐体”之先声,应该在唐诗流变的研究中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     

论晚清出使大臣刘瑞芬的内政政绩

晚清出使大臣刘瑞芬因军功入仕,多次担任地方要员,在管理地方政务、参与洋务方面,政绩突出。在任职的各个阶段,刘瑞芬都能审时度势,实干兴邦,忠于职守,勤勉有加,成功地给自己担当的角色添上浓墨重彩的妙笔。作为地方官员,他在筹饷征税、清理词讼、整治吏治、厘正民风、关心百姓疾苦、崇文兴教等方面都做了一些可圈可点的政绩。在晚清风云际会之际,刘瑞芬尽瘁国事,是近代史上一位值得关注的官员。     

刘师培与《国粹学报》

《国粹学报》以学术为武器，“微文见志”，宣传“排满反清”，倡导学术经世，是清末民初最具影响的刊物之一。其实《国粹学报》从一开始就是学术刊物，一些学派仅仅根据其政治态度的变化而予以否定和批判，未免有失公允。作为主要办刊人和主笔者的刘师培，为该刊的创立做出了重要贡献。他在该刊上所发表的大量政论和学术文章，在当时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同时也说明了《国粹学报》在不同时期的办刊倾向，反映了清末民初中国知识分子、特别是国粹派思想变迁的过程。     

康有为提出设制度局原因探析

康有为在戊维新运动中戌提出设制度局 ,不是由于资产阶级的软弱性而屈服于顽固派的压力 ,也不是受到光绪帝的宠信后而尊君权的权宜之策 ,而是资产阶级维新派对外挽救民族危亡 ,以求中国变法自强 ,对内防止“愚民”作乱 ,巩固清朝统治地位 ,并实现参政议政的一项重要举措     

诗人士子的理想与县尉职司的错位——对唐代进士诗人一种心理现象考察

在唐代的士人因为要参加科举考试而为官,而作诗又是必考的一项,所以入仕的士子们几乎没有不会写诗的,这就出现了身居官位的无数诗人。这些入仕的诗人绝大多数都是到县一级衙门任县丞、县尉一类的县令属官,在官僚品级中是最低的,官俸也甚少,平日俗务缠身,十分乏味。他们当年意欲辅弼君王、致君尧舜的期许落空;积存于心的治国安邦的宏韬伟略不得用武之地;在低层勤做苦熬,希求得到擢拔又不可期望,因而在宦途上日感失趣。这些人一般都选择了挂冠而去,在诗意中安居的归宿。在唐代无数进士诗人中,从县尉职司上挂冠而去,并留有较多影响的是高适、孟郊和顾非熊三位诗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