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兰西的市民社会理论述评

葛兰西的市民社会概念属于上层建筑的范畴，他认为市民社会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领导权得以实现的根本途径和载体，在西方国家，无产阶级革命的关键也是掌握意识形态的领导权。“现代国家”具有两个方面的职能，即“领导权”方面和专政方面的职能。国家消亡就是政治社会重新被吸纳到市民社会之中的过程。葛兰西的市民社会理论是他对意大利等现代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历史和现实进行反思的结果，对今天的中国也有积极的启示意义。     

市民社会理论的嬗变——从马克思到葛兰西

市民社会理论,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形成和发展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结合资本主义的现实对市民社会理论进行历史考察和哲学批判,是马克思创立唯物史观的重要理路之一;而“市民社会”也是著名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葛兰西哲学体系中的一个核心范畴,市民社会理论构成了葛兰西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与马克思的市民社会理论相比较,葛兰西的对市民社会的考察呈现出两个重要的差异：一是研究视角的转移,即从经济哲学的视角转移到文化哲学的视角;二是无产阶级革命策略的转移,即从政治革命转换到文化革命：文化领导权的争夺。     

葛兰西的市民社会理论

市民社会理论,源于古希腊,随着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的蓬勃发展,西方对市民社会理论的研究重点发生了变化,研究更趋向于实际。葛兰西的市民社会理论吸收了马克思实践哲学、列宁政党学说和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葛兰西的市民社会理论直至今日对于我国和世界的市民社会问题都具有指导意义。正确理解葛兰西的市民社会,可以促进市民社会这一研究领域的发展。从现实意义和学术方面,葛兰西的市民社会理论都值得我们研究。     

从马克思的意识形态理论到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理论——以一种市民社会的视角看意识形态

本文试图以市民社会理论为切入点,通过分析市民社会理论在葛兰西文化霸权理论中所起的重要作用,指出当前中国意识形态建设中至为关键的一个理论缺陷便是忽略了市民社会理论在意识形态建设中的重要作用。     

葛兰西对市民社会概念的重新阐释

葛兰西实践哲学中的市民社会思想最终指向现实的政治与经济斗争,但他认为社会不仅是通过政治与经济相互作用的关系而再生。现实社会更多是通过文化形式、社会交往以及法律结构等融入市民社会中的意识形态分子的合力作用而再生。葛兰西对待市民社会的问题,更多地不再是停留于政治与经济领域,而是将其置于意识形态范畴进行思考。市民社会在葛兰西实践哲学里属于上层建筑的领域,是无产阶级进行意识形态批判与意识形态建构的重要场所。     

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思想

葛兰西对文化领导权的论述是从国家、市民社会、意识形态、知识分子等角度来展开的。他指出，任何社会集团要想获得和维护政治领导权就必须首先占有文化领导权，为了夺取文化领导权就应当采取阵地战的策略，而实现这一目标则需要社会中的知识分子阶层的积极参与。     

浅析葛兰西的市民社会理论及其意义

葛兰西是在分析资本主义国家结构和总结无产阶级革命经验过程中展开对市民社会论述的,并从上层建筑角度定义市民社会,提出了国家=政治社会 市民社会的理论,成为其哲学理论体系的一个重要范畴。对其市民社会理论的内容、历史地位及其意义作简要的阐述。     

马克思市民社会理论与中国社会建设

马克思对市民社会理论的研究是马克思主义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环节。马克思“市民社会”理论建立在对黑格尔等前人理论批判的基础上,在马克思看来,市民社会的概念是一个历史的概念,“物质生产关系的总和”是市民社会的实质。市民社会决定国家,二者是既分离又相互统一的关系,人类社会超越市民社会和国家的时候,也是阶级和剥削消亡的时候。同时,市民社会的相关理论也对我国目前的社会建设具有重要影响和意义。     

马克思市民社会思想与黑格尔市民社会思想之比较及其价值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和市民社会问题的日益显现,马克思的市民社会思想已成为倍受关注的问题之一。市民社会不仅是黑格尔学说的重要范畴,也是马克思主义学说的重要范畴。马克思虽然批判地继承了黑格尔的市民社会思想,但他提出了与黑格尔不同的市民社会问题解决方式。马克思关于市民社会是直接从生产和交往中发展起来的社会组织的论断,是对市民社会本质的深刻揭示。     

马克思的市民社会研究对唯物史观形成的意义

市民社会的研究对唯物史观的形成具有重要意义。马克思通过市民社会的法哲学批判,得出与黑格尔截然相反的结论:不是国家决定市民社会,而是市民社会决定国家,由此达到了唯物史观的思想萌芽;而对市民社会的政治经济学解剖,历史唯物主义的一系列基本原理得以诞生,从而实现了唯物史观的全面创立。     

关于马克思市民社会思想对构建和谐社会的思考

马克思市民社会理论是在批判吸收黑格尔市民社会理论的基础上,建立自己的市民社会概念及其全部理论的。中国市民社会的兴起是构建和谐社会的现实基础。和谐社会的构建与市民社会的健康发展息息相关。马克思关于市民社会的思想启示我们：市民社会是人类自由发展的现实基础,也是实现人类解放的必经历史环节,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中,要辩证对待市民社会的生长,充分依靠社会主义国家的力量,克服市民社会的弊端,在国家与市民社会的良性互动中实现社会的和谐。     

马克思对市民社会的超越

马克思一生的革命努力都是为了在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超越市民社会及其典型形态即资产阶级社会。马克思反思批判了黑格尔的理性主义国家哲学,从国家“下沉”到市民社会,主张从市民社会出发揭示市民社会的真实面目以及与国家的关系,进而把握社会的整体结构及其组成要素,寻求超越市民社会的力量、途径与策略;在把视角降落到市民社会,以及发现了市民社会及其资产阶级政治哲学的缺陷后,马克思站在人类社会的基础上阐述了历史唯物主义,为剖析和超越市民社会奠定了理论基石;基于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他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层面上对市民社会进行了病理学诊断,揭示了市民社会的运行机制和基本矛盾,阐释了市民社会的历史命运;通过对市民社会的全面批判,马克思找到了实现超越的革命路径,为人类从市民社会过渡到“自由人联合体”指明了前进的方向。     

和谐社会视野下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公民社会发展研究

构建和谐社会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要求,而和谐社会的构建需要公民社会的健康发展,一个健全的公民社会是和谐社会的基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公民社会蓬勃发展,成绩明显,但由于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独特的历史、地理、社会环境,经济发展滞后,社会发育不足等条件的长期存在,严重制约了公民社会的发展。公民社会发展的缓慢和困境,使得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和谐社会的构建也步履维艰,困难重重。所以,认清当前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公民社会发展的现状和存在问题,找出制约其发展的主要因素是引导该地区公民社会健康发展的关键,也是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构建和谐社会的题中之义。     

论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对立及经济法的产生

市民社会的观念自产生以来，便对国家与法律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对立的理念确立后，经济法就在两者的交锋与妥协之间应运而生了。     

政府职能转变下公民社会的作用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我国政府职能也从计划经济时的全能政府,转变成了市场经济时的服务型政府。在这一转变过程中,必然存在着权力下放、机构改革等一系列问题。中国公民社会的兴起、发展乃至成熟,为政府的转型提供了一定的助力与监督。如缓解政治压力、监督政府、接替部分政府职能。     

西欧市民社会型塑对我国法治建设的启示

西欧法治产生的根源在于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分立和良性互动,而市民社会的成熟和发达为权利保障和权力制衡机制的形成提供了可能,市民社会成为制约公权力恣意行使的重要力量.探析西欧市民社会的发展路径和历史脉络,有助于梳理其法治传统的形成过程,能够为当代中国法治建设提供富有价值的借鉴意义.     

Economic Sectors as Discursive Resources for Civil Society Collaboration

This study explores the communication processes of civil society collaboration, with particular attention to the ways in which sectoral differences are managed communicatively and how sectoral differences among members are implicated in the processes of collaboration. Findings from a 10-month qualitative investigation of a civil society collaboration of social service providers indicate that sector differences are discursive resources that people draw upon to make sense of uncertainty and frame arguments. Findings also demonstrate how sector differences are managed communicatively through practices of recognition, resistance, translation, and mediation. This study builds on previous scholarship that conceptualizes civil society collaboration as a series of communicative processes and discursive practices (versus economic or structural characteristics), as well as research that advocates a processual approach to the study of organizational collaboration.     

论从市民社会和民商法到经济国家和经济法的时代跨越

两位作对令人兴奋的“市民社会”理念和追求作了冷峻的剖析，阐述了其概念、特质、作用及其与国家和民商法、经济法的关系。章认为，市民社会作为特定概念，以其自由民主明的价值追求，对社会的发展进步作出了应有的贡献。但是人类今从未有过市民社会，历史和现实决定了“市民社会”不可能是“全体公民”的社会；在社会化和全球化时代，“市民社会”本能地抗拒国家与社会握手言和并开展深度合作，反对国家承担协调、经济管理，提供公共产品及参与各种经济活动的职能，也颇不合宜，有违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市民社会”的终结就是经济国家、经济法的兴起，从民商法到经济法是不可逆转的时代跨越。经济法是现代民商法存在的必要条件，它以维护整体平衡和自由公正的社会经济秩序为己任，确保民商法得以对社会成员在良好的市场和社会环境下自在、自为的活动进行调整，发挥应有的积极作用。     

论政治哲学视域中的市民社会概念

近年来,“市民社会”无疑是国内学术界的一个热门话语。但是,由于它是一个源自西方的历史性概念,在历时态上它的内涵和外延一直处于不断演变之中,在共时态上它的概念所指也因学科领域(如法学、哲学、政治学、社会学等)的不同而有着很大差别。因而,某个时期或某个领域的具体规定就很难具有普适性,致使这一概念的使用却随着不同学科和不同观点之间讨论的日渐深入而渐趋模糊。那么,怎样才能祛除繁多的“领域壁垒”和复杂的历史演变对市民社会概念基本内涵的遮蔽,还“市民社会”以普适性的本质而使它成为一个适用于不同学科和理论领域的范畴呢?在我们来看,政治哲学的解读可能是一个理想的维度。从政治哲学视域来看,市民社会是一个具有多重层级的复合性概念：家庭是它的基础性层级,经济交往关系是它的核心性层级,而公共领域则是它的扩展性层级。这一规定对于解决学术界长期存在的对市民社会概念解释的歧义、混乱和矛盾不失为一条崭新的理路,因而具有多方面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