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李大钊与研究系的诀别宣言——《别泪》

在李大钊一生中,曾与研究系发生密切关系,他留学日本有赖于研究系的资助,但思想迅速发展中的李大钊已与研究系的政治理念产生根本分歧。《别泪》一文既是他对研究系的诚恳忠告,也是其坚定政治理念的宣言。     

共产主义必然胜利

1.李大钊出生于河北省乐亭县,曾留学日本。1916年回国后,他在北京大学任教授并和陈独秀一起主办了《新青年》杂志。     

重新审视李大钊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形成过程——基于日语文献的考察

作为中国第一代马克思主义者和系统译介马克思主义的第一人,李大钊受到国内研究者的重视,但是从日语文献展开研究的尚不多见。李大钊在日本留学时曾阅读过的日语文献表明,国内李大钊研究的某些基础结论尚待商榷。李大钊最初开始转向社会主义,并不是通常所说的受到河上肇的影响,更多的是受到他的老师安部矶雄的影响;他真正转变成为马克思主义者是在《物质变动与道德变动》一文发表之后,而不是通常所说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从李大钊译介日本文献的数量之多、涉猎范围之广可以看出,李大钊的思想中确实存在不少日本因素。     

李大钊曾几莅上海

近读《李大钊三莅上海》一文,觉所述内容不确或有需评述的必要。文中说,“中共创始人之一的李大钊同志,因工作繁忙,连中共一大亦未曾去参加。然而他为了中国的革命三次来到上海”。“第一次是1922年8月下旬”。其实,据笔者所掌握的资料,李大钊为了中国的革命,他不止三次来到上海,第一次也不是1922年8月。李大钊第一次到上海是1916年1月底。当时,他在日本东京早稻田大学学习,在日本留学生中秘密进行反袁活动,时值袁世凯忙于复辟帝制,并接受日本帝国主义提出的“二十一条”,为此,李大钊以激愤的心情撰写了《警告全国父老书》,揭露日本帝国主义欲灭亡中国的野心及袁复辟的阴谋,并散发全国。为了广泛联络各方人士,他于1916年1月,来到上海,日夜紧张地与反袁志士协商反袁的一切事宜。此次在上海滞留两周,于2月中旬返回东京。     

乐亭县域文化对李大钊的熏陶

张同乐在《河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11年第1期《试论李大钊爱国主义思想的燕赵文化渊源》一文中指出,地域文化对李大钊人生观价值观的形成起了重要作用。1889年,李大钊生于河北乐亭县,大约至1913年他自天津含愤东渡日本留学,24年内,李大钊始终生长在燕赵文化的氛围内。燕赵文化源远流长,积淀丰厚,特别是乐亭县域文化对李大钊影响极深。乐亭皮影戏是乐亭县一带的著名民间傀儡戏剧艺术,是中国皮影戏的主要地方剧种之一。     

政治家改名趣事

李大钊原名李耆华。1913年东渡日本时，他依《方言》中的“钊，远也，燕之北部曰钊”，改名为李大钊，以表明自己救国救民的远大抱负。     

鲁迅和秋瑾(外一题)

(一)鲁迅于1902年4月间到日本留学。他说自己是“因为绝望于孔夫子和他的之徒,所以到日本来的”(《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和其他进步留学生一样,鲁迅除学习日文以外,“就赴会馆,跑书店,往集会,听讲演”(《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并许下了“     

李大钊与《史学要论》

李大钊(1889—1927年),字守常,河北乐亭县人。早年留学日本,考入早稻田大学政治本科,学习法律和经济。在那里,他接触到各种社会主义学说,也开始了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1916年回国后,先后担任《新青年》、《少年周报》、《每周评论》及《晨钟报》的编辑。1918年被聘为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有机会接触一些马克思主义原著和大量研究马克思主义的论著,并开始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指导自己的写作。1920年任北大教授,曾在史学、经济、法律等系,以及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师范大学、朝阳大学、中国大学等院校讲授“唯物史观研究”、“女权运动史”、“史学思想史”、“社会学”和“图书馆学”等课程。同年,发起组织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并参与筹建中国共产党。1927年4月遇害。 李大钊不仅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也是中     

关于李大钊对袁世凯认识过程的几种看法

建国以来,在史学理论界研究李大钊对袁世凯认识的问题上,曾有几种不同的看法。戴鹿鸣同志在《五四思想解放运动的先驱李大钊》一文中认为,辛亥革命以后的现实使李大钊“大失所望”,“他以敏锐的洞察力很快就看出了袁世凯军阀统治的专制实质”,他1913年发表的《大哀篇》指出:“所谓民政者,少数豪暴狡狯者之专政,非吾民自主之政也;民权者,少数豪暴狡狯者之窃权,非吾民自得之权也。”“这是对袁世凯专制统治最早的也是深刻的揭露和批判。”流传较广的《李大钊传》认为,《大哀篇》“尖锐地抨击了当时的军阀官僚政治”,认识到“以袁世凯为头子的北洋军阀,‘拾先烈之血零肉屑,涂饰其面,傲岸自雄,不可一世’,……篡夺了革命     

论五四时期的思想解放运动

“冲决过去历史之网罗,破坏陈腐学说之囹圄,勿令僵尸枯骨,束缚现在活泼泼地之我,进而纵现在青春之我,扑杀过去青春之我,促今日青春之我,禅让明日青春之我。”这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伟大先驱者李大钊在一九一六年发表的《青春》一文中的一段话。他在中国历史的转折关头,喊出了时代的呼声,他要求打破禁锢人们思想的封建文化,从腐朽的封建思想的精神枷锁中解放出来。他呼吁青年们“前进而勿顾后,背黑暗而向光明”,创建“青春之国家”,“青春之民族”。(《新青年》第二卷第四号)到了一九一九年,李大钊就明确地指出,“现在的时代是解放的时代,现在的文明是解放的文明。”(《新潮》第一卷第二号)过了一年,他更进一步认识到:“一切解放的基础,都在精神解放”,“所以我们的解放运动第一声就是‘精神解放’!”(《李大钊选集》第三○九页)陈独秀在一九一五年发表的《敬告青年》一文中也曾提出青年自求解放的问题。他说:“解放云者,脱离去奴隶之羁绊,以完其自主自由之人格之谓也。”他在总结近世欧洲历史经验后提出,“破坏君权,求政治之解放也,否认教权,求宗教之解放也;均产说兴,求经济之解放也;女子参政运动,求男权之解放也”。(《青年杂志》第一卷第一号)他希望青年从“忠孝节义”等封建伦理思想中解放出来     

关于李大钊如何接触河上肇马克思主义学说的考证

不少学者认为李大钊早在日本留学期间就接触到了河上肇的马克思主义学说,但经考证,李大钊是在回国以后,通过陈溥贤在《晨报》译摘河上肇的马克思主义书籍,逐渐接触到了马克思主义观点的。     

刘心武文学活动大事纪

<正> 1942年6月4日,刘心武诞生于成都市一个知识分子家庭,在重庆市度过童年。1950年随父母迁居北京,现自称是个“新北京”。他的祖父刘正雅(字云门)系清末举人,留学日本,回国后曾任北京大学、中山大学教授,同胡汉民、李大钊、鲁迅、朱德交往深笃,文学造诣亦深,有著作《哀江南》等流传于世。1931年在上海“一二·八”事件中遇难。父亲刘天演早年因经济拮据,肄业于北京协和医学院,一度在重     

杨度首倡“开放”政策

一九○二年四月,正当腐败的清廷政府签订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以后,二十七岁的湖南学生杨晰子度,怀着寻求“今日夷务应付之方”以挽救国家危亡的宏大志向,来到日本东京弘文学院留学.很快就因成绩优异而在留学生中崭露头角.是年十月,他被日本著名教育家伊泽修二破例约请为其所撰写的《日本学制大纲》作序①.在此序中,杨度对日本明治维新以来的教育史作了概述,同时提出中国要注意吸收日本成功的经验,发展自己的民族文化教育.     

变态的“他者”－－从《沉沦》三部曲中看日本的形象

现代文学史上的著名作家郁达夫留学日本近十载，十年的留学生活使他对日本这个民族有了深刻的了解。本文试图中从其《沉沦》三部曲中窥视郁达夫笔下的日本是怎样在文本中发生了“变态”作一尝试。     

李大钊与日本社会主义同盟

1984年10月,在河北省乐亭县举行的李大钊学术讨论会上,出席会议的日本东洋思想史专家后藤延子教授最早提到李大钊曾经加入日本社会主义同盟的问题。她的根据是1971年8月号的《图书》杂志刊载的山道健太郎《巴黎公社与日本》一文,其中介绍了作者保存的该同盟名册,有“李大钊(加)支那北京大学内,丸山幸一郎(加)支那新支那社……”的记载。在李大钊名字上方并写有“50枚”字样,大约是指已付给该同盟宗旨书50册的意思。     

鲁迅与东欧文学

鲁迅先生早年弃医就文,是为了唤醒国魂,复兴中华,张民族之正气,扬国民之精神.由于他认为“国民精神之发扬,与世界识见之广博有所属”(《摩罗诗力说》),所以从仙台回到东京后,便到处搜求西方各先进国家之科学文化典籍,普遍予以涉猎.尤其对于近世各种启蒙学说,再三致意,勤奋攻读,孜孜不倦.几年以后,他又认识到“欲救中国,须从文学始”,他在署周作人之名写的《域外小说集·序》中说:“我们在日本留学的时候,有一种茫漠的希望:以为文艺是可以转移心情,改造社会的.因为这意见,便自然而然的想到介     

“不成熟”抑或“时代等高线”——对鲁迅早期思想的新思考

1907年留学日本的鲁迅在《河南》杂志连续发表了《人之历史》、《科学史教篇》、《文化偏至论》、《摩罗诗力说》、《破恶声论》5篇论文,第一次系统地向世人昭示了他求索“改造国民精神”以“昌大宗邦”之道的致思宗趣.文章认为上述5篇论文构成了一个层次分明、意趣相融、理致一贯、以人的“个性自由”为精神主脉的思想整体.这些思想,构成鲁迅独特的历史文化观和人生价值观,表达了鲁迅对既关乎全民族每一个个我生命存在之意义,也关联着整个民族存亡之道的现实而终极、终极而现实的问题的思考.     

坪井九马三的史学分期思想及其在中国的影响

坪井九马三,生于1858,卒于1936年。早年留学德国,深受当时兰克学派观点的影响。后归国。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当时的东京大学“史学科”执教,并著有《史学研究法》一书。他是近代日本著名史学家,被有关学者誉为“日本近代史学理论的奠基者。”[1](p.244)本文主要就坪氏《史学研究法》中关于史学分期思想及其在中国的影响轨迹作一分析和探讨。     

早期留日生与中国共产主义组织的萌发和创建

中国共产党最早究竟是由哪些人创立的？现史学界公认“南陈北李，相约建党”。然而，不论陈独秀或李大钊皆是在日本留学期间接触了社会主义理论回国后进行传播的。如果没有昔日的留学经历，亦不会有其后来的建党之举。在“南陈北李”周围，团结着一批具有新思想的留学生，他们对引进、传播马克思主义和筹建最早的共产主义组织起了决定性作用，对西方共产主义在中国的生根、发芽、开花、结果有着深远影响。在所有五四时期留日生中，最早选择、接受马克思主义的首推李大钊。１９１４年至１９１６年李大钊在日本著名的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科学习…     

试探《穆天子传》传入日本的时间及途径

伊与部马养在《从驾应诏》诗中提到“瑶池”和“白云篇”,而“瑶池”与“白云谣”典故出自《穆天子传》,明示他受到《穆天子传》影响.伊与部马养是有文献可证的《穆天子传》在日本的早期接受者,其接受时间在持统天皇702年逝世之前.731年葛井连广成奉试对策提到了“黄竹”和“白云”,“黄竹”典故也出自《穆天子传》,说明日本上层对《穆天子传》已很熟悉.日本学者在诗文中引用《穆天子传》,既与他们注意学习《昭明文选》和李善注有关,也与他们直接阅读《穆天子传》有关.《文选》李善注本可能不是直接从唐朝传入日本,而是通过新罗间接传入.《穆天子传》则更有可能是由日本遣隋使团、遣唐使团中的学问僧与留学生带回日本.基于此,笔者将《穆天子传》传至日本的时间上限定为隋文帝开皇二十年(600年),日本圣德太子初次派遣留学生到中国留学;下限则为日本持统天皇逝世之年,即武则天长安二年(702年).具体时间难以确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