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蔽作证程序的限度探析

隐蔽作证对证人合法权利的保护具有重要的意义,但同时也会限制被告人对质权、辩护权等正当权利的行使,影响审判程序的公正性和公开性。从确保程序公正和实体真实的角度考量,域外法治国家均在利益衡量的基础上从实体限制和程序控制两个方面对隐蔽作证进行了法律规制。虽然我国2012年《刑事诉讼法》首次以立法的形式对隐蔽作证制度予以肯定,且2018年《刑事诉讼法》延续了这一规定,但规定的宽泛性和原则性极易导致隐蔽作证在司法实践中的无限适用。基于此,我国立法和司法解释有必要在借鉴其他国家隐蔽作证制度的基础上,对该制度的适用条件、对象、手段,以及程序作出进一步细化和完善,以此实现刑事诉讼中不同利益之间的协调。     

论行政立法程序中公众参与的问题与对策

民主参与机制是行政立法程序的核心和精髓.行政立法程序中公众参与具有促进立法民主、实现人民主权、提高立法质量、法的实施以及适应WTO要求的重要价值;当前我国行政立法程序中存在着法律制度不完善、行政机关漠视公民参与权、参与程序的可操作性不够、公民参与意识比较淡漠等问题;对此,必须加强立法、完善配套制度、转变行政机关观念、提高公民意识以及建立责任追究制,从而完善我国行政立法公众参与制度.     

法律保护创意的路径选择

我国现行法律制度未对创意的保护进行明确的界定,存在明显的法律困境。而从保护创新主体的合法权益和激励创新的角度看,为创意设立产权是必要的,也是可行的。借鉴数据库等新型知识产权的立法保护模式,构建创意的特殊权利保护机制便是创意保护立法的必然选择。从立法进程看,近期可先根据创意的不同内容和形式,有侧重地选择复合型法律保护模式。在将来司法实践经验积累充分、理论研究成熟的时候,应考虑以民事特别法的形式,制定专门的创意权法律制度。     

论和谐立法

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大背景下,我国利益多元化和利益冲突更加显现,同时,我国立法冲突现象依然严重存在,因此要求立法者和谐立法。要实现和谐立法,首先立法必须具有合法性,其次要完善现行立法程序．再次要健全法律清理制度。     

法治中国下的立法法修正与再修正

对2000年《立法法》进行修正是对全面深化改革、建设法治中国的应然回答。修正后的《立法法》从改善立法工作、促进科学立法和民主立法、完善法律工作的事前和事后监督制度等方面入手,以法律制度的顶层设计为依托,致力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及为建设法治中国立好章法、定下规矩。由于修正后的《立法法》仍存在立法权限划分不明确、行政立法程序不健全、法律解释制度不自洽、法律保留事项不充分等不足之处,所以,有必要从推进法治中国建设角度进行审视。对修正后的《立法法》进行再修正则应更符合建设法治中国的要求,以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建设法治中国,要求加强宪法实施,优化立法职权配置,保障行政立法参与,规范行政立法程序,健全法律解释制度,优化法律保留事项,以避免公民权益遭受侵害。     

完善我国商业银行破产法律制度

在中国人的传统观念里,银行与破产是不挂钩的。但金融改革后,银行作为企业法人也有了破产的可能与必要。同国外商业银行破产的成熟立法相比,我国商业银行破产法律制度存在很多缺陷与不足。我国亟需从完善立法、建立存款保险制度、完善破产预防制度等方面弥补这些缺陷与不足,健全商业银行破产法律制度,增强我国商业银行抵御金融风险的能力,降低因银行破产带来的经济损失和影响。     

我国行政决策程序法制化的主要障碍与对策分析

实现依法决策是我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必须重点关注的领域。我国必须加快行政决策程序制度建设,并使之走向法制化。我国行政决策程序法制化面临观念和制度障碍。为此,政府决策理念应实现由”官本位”向”人本位”转型,严格遵照法律程序,重视决策程序规范性法律文件建设,走从地方到中央自下而上程序立法和重大决策事项程序单行立法相结合的道路。     

论前科消灭制度在未成年人犯罪治理中的意义及其建构

在未成年人犯罪治理中引入前科消灭制度,可以充分发挥刑罚的教育和预防功能,实现未成年人利益最大化的特殊保护原则。未成年人前科消灭的性质是前科身份及其法律后果的消灭,我国应在适用对象、范围、实质条件以及程序方面率先进行立法建设。同时,司法机关及社会公众也应为该制度提供有力的制度保障和心理支撑。     

论我国强制医疗制度之完善

《刑事诉讼法》修正案以及《精神卫生法》的出台使我国精神病患者强制医疗制度有了质的进步。然而,由于立法与司法实践的脱节以及不同法律文本之间规定的冲突和矛盾,我国强制医疗制度仍存在诸多问题。譬如,在实体上,强制医疗制度存在着性质尚不明确、适用对象范围过窄、公安机关采取的临时保护性约束措施缺乏具体的程序规定、以及检察机关的监督方式缺乏规定等不足之处;在程序上,强制医疗制度存在着强制医疗程序与已启动的刑事诉讼程序的关系衔接不明、审判程序不明确以及强制医疗的期间缺乏规定等缺陷。为了更好的保障该制度的实施,有必要从程序和实体这两个方面进一步完善我国的强制医疗制度。     

论法定居住权制度在中国的确立

《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以下称《物权法》)在千呼万唤中出台了,这在中国立法上有着里程碑的意义。但欣喜之余却有些微遗憾,就是《物权法》没有规定居住权制度,更勿论对法定居住权进行规范。在物权社会化的世界趋势下,社会公共利益日显重要,而在建立和谐社会的世纪号角声中,弱势群体的保护应该奏出最强之音。因此,我国有必要在广义的物权立法框架中确定法定居住权制度,并使其定义、性质、法律关系的内容在法律上有所反映,从而实现法律保护弱者利益的目的,进一步完善我国物权法体系。     

关于地方立法中部门利益倾向的若干思考

地方立法中的部门利益倾向已成为制约地方立法步伐和立法质量的突出障碍。实践中相当一部分地方性法规存在严重的部门利益倾向。地方立法中的部门利益倾向破坏法制的统一,妨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降低立法效率和行政效率,损害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正当权益。我们应当防止和克服地方立法中的部门利益倾向。     

公民有序参与地方立法的制约因素及解决

公民有序参与地方立法既是我国民主政治建设中的一项重要内容,也是我国地方民主政治发展所面临的重大课题.我国公民有序参与地方立法受到观念因素、体制因素及部门利益因素的制约.为推进公民有序参与地方立法建设进程,必须培植公民现代民主法治观念,加强地方立法机关内设专门机构建设,完善公民有序参与地方立法的程序机制,加快公民网络有序参与地方立法的制度建设.     

试论重整计划表决中的意思自治及其限制

重整计划表决制度是破产重整程序中的一项重要制度,而在重整程序中意思自治及对其进行限制是利益平衡的必然要求,这一法律思想也体现在重整表决制度设计之中。作为我国破产法新创设的一项制度,重整表决制度在协调意思自治与法律强制方面仍有许值得商榷之处。借鉴外国先进的立法例,吸收其有价值的法律思想,是完善我国破产表决制度的一条重要路径。     

论行政立法的民主性

目前法律理论界、实践部门关于立法的民主性问题多从实质意义上进行探讨，认为只要立法机关向民众征求立法意见就体现了立法的民主性。也有从身份化的视角出发，认为邀请法学专家起草法律，较之于政府自己起草的法规、规章更能体现立法的民主性。从民主理论、程序正义视角来看，立法的民主性来源于参与主体的民众性、意见征求的被动性（制度性）以及少数人利益的保护性机制设立。     

对我国行政立法之反思

行政立法在我国立法体系中占据了重要的地位。随着依法行政和依法治国的进一步深入,行政立法的重要性更加突出。我国的行政存在立法主体缺失合宪性、部门立法化严重、立法随意性大以及监督不到位的弊端。因此,弥合行政立法主体的宪法地位、完善行政立法程序及其监督制度,是当前行政立法亟待解决的问题。     

构建和谐社会立法诉求的多学科分析

立法是规制利益格局、协调利益冲突、实现利益均衡和社会和谐的第一道防线。中国社会目前正处于转型时期，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法律经济学、社会学及法学本身来看，构建和谐社会都需要立法提供制度上的保障。     

浅析域外行政公益诉讼的经验与启示

行政公益诉讼已经成为大多数国家行政法律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行政公益诉讼制度的立法与司法实践水平也已经成为衡量国家行政法治水平的重要指标。然而,我国在行政公益诉讼的立法和司法实践上仍处于探索阶段,这既不利于社会公共利益的保护,也直接影响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大局。因此,我们必须在立足我国法律传统和司法实践的基础上,不断吸收和借鉴域外先进的立法经验,加快行政公益诉讼制度的立法步伐。     

论法定代理人的侵权责任——兼谈《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三条之完善

法定代理人的侵权责任,与其他特殊侵权责任相比,有着许多更为独特之处。例如,该种特殊侵权责任的性质、它所适用的归责原则等等。但这种民法理论上的独特性,并没有能够反映在我国的现行立法中。相反,《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三条之规定,不仅有悖于上述的民法理论,而且立法技术粗糙不堪,给司法适用带来极大的困难。追溯法定代理人侵权责任制度的发展史,参照大陆法系各国的立法例,对法定代理人侵权责任作深入的探讨,可以发现,我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三条之规定,无论在实质内容上,还是在逻辑形式上都有值得商榷之处,需加以完善。     

起诉不停止执行原则探讨

"起诉不停止执行"既是我国《行政诉讼法》中的一项重要原则,也是一项重要制度。但随着行政诉讼实践的发展和法学理论研究的深入,这一原则与行政机关强制执行权的立法和实践之间的不协调越来越明显。事实上,起诉是否导致行政行为的停止执行,取决于法官对相对人的利益和公共利益的衡量。基于国外的经验和我国的状况,我国宜采用"起诉停止执行原则"。     

对我国无效婚姻制度立法的几点思考

无效婚姻制度是我国修订后的《婚姻法》新增设的一项制度,它填补了我国婚姻立法的一个空白,是对我国婚姻立法的重大发展,也是我国婚姻法制建设的一大进步。它不仅完善了我国婚姻法理论,有利于婚姻法向民法典的回归,而且为人民法院审理违法婚姻案件提供了审判依据。但是,新婚姻法对于无效婚姻制度立法方面的设计还存在一些缺陷,所以对无效婚姻制度的内容、无效婚姻的确认、无效婚姻的法律后果进行深入的剖析,对于当前的司法实践及其婚姻立法相关内容的完善有着很强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