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行政模式的现实价值及其实现途径

民主行政模式是对传统行政理论的扬弃,是政治民主化发展的必然结果。相对于传统公共行政,新公共行政学派提出了民主行政理论,为公共行政确立了新的价值取向。民主行政理论成为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世界范围内行政改革的理论基础和目标模式,而民主行政的实现根本途径在于建立参与型的行政决策机制,实行程序化、法制化的行政运行程序,实行非强制性的公共管理手段并推行竞争性的公共服务机制。     

行政契约相对人权利救济机制

行政契约作为一种特殊的兵体行政行为不同于民事契约。对行政契约的规制应采取特别的规则。首先要改革行政诉讼制度。扩大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把行政契约完全纳入行政诉讼；其次可以借鉴民法的一般原理；还应赋予相对人以程序对抗权，这样才能达到救济行政相对人的目的。     

转型时期现代政府公共行政模式构架初探

当前中国公共行政正在经历着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时期。在这转型过程中章按照市场经济的本质特征和民主政治价值追求方向，对现代政府公共行政模式的构架作如下探索；以“人民第一”为信条的服务行政，以“法律至上”为准则的法治行政，以“减事放权”为特征的分权行政，以公平公正为宗旨的公开行政，以“减事放权”为特征的分权行政，以公平公正为宗旨的公开行政，以信息化为核心的电子行政，以预算改革为重点的公共财政，以职业化为目标的技术行政。     

公共行政的民主制模式建构

传统的官僚制公共行政自身存在着难以克服的内在矛盾。二战后，西方各国公共行政面临的政治、经济与社会基础都发生了较大变革。这一切都使传统的官僚制行政受到冲击，与此同时，也呼唤着民主制行政时代的到来。作为一种制度的创新，民主制行政的基本模型主要包括建立参与型的公共行政决策体系，实施程序化的公共行政管理方式，推行竞争性的公共行政服务机制。     

论公共行政对行政法的冲击

公共行政的发展对传统行政产生了重大影响，旧有的行政法理论在行政主体理论、行政行为理论、行政救济范围上已不再适应现实的发展，理论上应对此有所回应。我们应该打破旧有思维的影响，扩大研究的内涵，在行政主体理论、行政行为理论、行政救济范围理论上有所突破，把非政府组织、非强制行政行为纳入行政法的研究领域及给予相应的救济，以适应时代的要求。     

满足行政需求；公共行政的终极目标

“服务”、“民主”、“公平”、“效率”、“公平与效率相结合”都不能作为公共行政的终极目标，公共行政的终极目标应该是满足行政需求，行政需求是社会向行政机关及其行政人员提出的合理要求，是公共行政得以维持和发展的前提。有一定支配权的政府、有社会责任感政府、有助于解决问题的行政行为、高质量的信息支撑网络和动态性的公共行政思想是满足行政需求必须具备的条件。行政需求可以通过政治建设、经济途径、社会途径和文化途径来满足。     

论行政人员公共服务意识的增强和有效树立

行政人员公共服务意识的增强和有效树立，是行政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当前制约我国行政人员公共服务意识的因素，主要有传统官僚制公共行政模式的影响、公共行政价值失范及公共行政运作中制度的不完善等。增强和树立行政人员的公共服务意识对推行服务行政具有重要意义。为此，必须从思想和制度两方面着手，贯彻服务行政精神，保证行政人员在主客观上都能自觉遵循维护和实现公共利益、服务公众的宗旨。     

公共行政领域的个人信息保护：行政法的规制

个人信息保护问题正在逐步从传统的隐私权范畴中独立出来,成为一个日渐重要的社会问题和法律问题.在这个过程中既有技术因素,也有逐步扩张的政府权力的影子.公共行政领域逐渐增长的对个人信息权利侵害的危险,指明了行政法规制的基本路径:从基本原则到具体制度以及在与行政信息公开制度的有效衔接中规制公共行政机关的个人信息行为.     

行政法理论遮蔽行政决策的价值研究

中西方传统行政法理论在研究上部分或全部地遮蔽了行政决策行为。解蔽行政决策行为,有利于强化理论对现实的回应与理性把握行政决策的规律特点,有助于对行政决策之自由裁量权进行必要的法律规制。     

以价值理性救治工具理性——生态行政的公共治理之路

当生态政治已经成为共识时,作为执行政治决策的公共行政却拖了后腿,传统公共行政模式已经不再适宜,我们亟需一种新的公共行政模式。公共治理可以成为一种选择,它可以凭借价值理性的追求救治工具理性的泛滥,从而应对生态问题。公民社会组织是公共治理的关键载体,它在生态行政时代的崛起,有利于消除生态问题广泛弥漫于社会中的风险效应。     

市场经济视野下服务型政府建设的战略思考

市场经济的发展凸显传统政府治理模式的诸多弊端,威胁到政府执政合法性,这客观上要求政府转型。政府转型的目标是构建服务型政府。建设服务型政府,应着力于从以下方面入手：倡导＂公民本位＂,重视公民需求;调适政府职能,聚焦公共服务;践行信息公开,保障透明行政;崇尚法律权威,维护法治秩序;明确政府责任,强化责任追究;倡导结果导向,提升政府绩效。     

论公立高校与教育职员的关系

高校行政人员实行职员制是高校人事分类管理的需要,旨在促进高校内部管理的专业化。国外公立高校与管理人员之间的关系的共同特点是:受公法调整,且大多纳入了司法审查的范围。我国公立高校与职员之间的关系属于内部行政关系,但当职员身份丧失时,这种内部行政关系就转化为外部行政关系,应纳入司法审查的范围。职员与教师之间的关系,实质上是职员所代表的公立高校与教师之间的关系。     

公共行政发展轨迹：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选择

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在公共行政发展中交替成为关注的焦点。以效率主义为核心的工具理性,在行政学建立之初就被确定为行政业务追求的主要价值。从公共行政剖析到效率主义的弊端,呼唤价值理性的回归,主张行政学应更多的关注公平、公正、民主等价值。以市场化和工商管理手段为主要特征的新公共管理似乎又回到了＂效率中心主义＂。如何找准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在公共行政发展中的平衡点,规范行政学科学地发展,是需要面对的一个现实的问题。     

对行政行为公定力的再认识

行政行为的公定力是行政行为效力的一部分。传统行政法学认为,行政行为一经做出即具有公定力,应当被推定为合法有效,对行政相对人、行政相关人和有关行政主体均产生法律上的约束力。但随着民主、正义理念的深入及行政法治和理论的发展,行政行为公定力的传统理论依据和制度构建逻辑的不完善之处逐渐显现,因而需要对行政行为公定力重新认识。对行政行为公定力予以完全否定甚至抛弃的选择不可取。合理的认定是,行政行为的公定力不是绝对的,而是有一定限度的,即行政行为公定力具有有限性。     

政府信息公开和隐私权管理

政府信息公开中的隐私权主体可以分成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公众人物和普通公民等三种类型。政府信息公开中对隐私权的管理具有公权与私权冲突和交叉、隐私权的行政性和多种法律的协调性等特征。政府信息公开中对隐私权的管理应采取原则考量、积极立法、创建自律规范和技术保护等措施。     

论公共行政学的叙事模式

基于叙事哲学的视角,检视西方行政思想史,将公共行政学的叙事模式划分为现代性叙事和后现代叙事两种模式。公共行政学的现代性叙事模式,采取主客二分、元叙事、理性主义叙事的方式。公共行政学的后现代叙事模式,具有主体性叙事、反元叙事、非理性主义叙事的特征。公共行政学的此两种叙事模式,既对立又统一,在它们之间存在过渡状态,并且后者是对前者的扬弃。中国行政学需要兼容并蓄,并主要基于后现代叙事的立场,吸收现代行政学和后现代行政学的精粹。     

试论网络环境下企业财务管理模式的创新

网络技术的发展与应用,改变了企业的财务管理环境、财务管理重点、财务管理的时效性和企业的组织结构,并支持财务与业务的协同处理。面对种种改变应提升企业财务管理层次、创新企业财务管理方法、建立集中式的管理模式、建立全面的预算控制体系、构建智力资本与财务资本相结合的财务管理体制和培养财务人员的创新能力。     

电子政务的法律现状、困境与出路

信息技术的高速发展促生了一种新的行政管理模式——电子政务,其优点不言而喻,但各种问题也日益凸显,究其原因主要在于电子政务法律法规的缺失。依法行政是现代行政法的核心与首要原则,作为行政的网络表现形式——电子政务也必须遵循该原则。但我国电子政务立法却表现出无纲领性立法、无确定立法规则、无有效的立法评价及监督机制的"三无"状态,所以我国必须从宏观和微观层面改进电子政务立法。     

行政权利的反向思考

“公共行政能否拥有权利”历来是公共领域研究的热门话题。传统观点认为公共领域要摈弃个人权利，即公共行政拒绝权利。然而，在笔者看来，公共行政中的个人权利不但不能拒绝，还应更加积极地予以维护，公共行政需要权利。在政府奉行“以人为本”治国理念的今天，只有进行体制创新，保障广大行政人员的合理权利，行政改革才会有新突破，公共领域的发展才会有新局面。     

A view from the inside: Collaborating with students to flip the classroom in real time

This article details decisions made to flip a small, public administration graduate-level course in real time. Interweaving student feedback with instructor notes and reflections gives a unique, personal look into a scenario-based course that changed weekly. We detail this dynamism, highlighting successes and failures in flipping the classroom. Students were positively able to apply administrative theories in real time but struggled to maintain relevance and connection to the readings. The narrative details how we all collaborated on an innovative pedagogical practice to apply public sector theories in real tim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