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行宫制度与宫廷革命——兼论陈寅恪"玄武门学说"之拓展

隋唐时期帝王行宫为数众多,主要集中于京师长安、东都洛阳的周围及两京道上,形成哑铃型分布格局.隋唐时期的行宫在功用上存在明显的不同,其中尤以避暑行宫的数目最多而且也最为重要.唐代都城建置对国家政治格局固然颇有影响,但宫廷革命的成败却并非只表现在宫城北门的得失这一个方面.隋及唐初的帝王们对不同的行宫有着不同的偏好,但他们对于某些行宫的频繁临幸和长时间居住,使这些行宫充当着临时性政治中心的角色,也就是说,客观上形成了两个政治中心,一个是都城,另一个是帝王所幸的行宫.帝王们在巡幸行宫期间,固然享受了生理或心理上的快感,但同时也为宫廷政变的发动者提供了绝佳时机.在行宫中发动政变的一方要想获得政变的成功,最为关键的因素是对相关行宫的控制.这一观点,可视为是对陈寅恪"玄武门学说"的一个拓展.     

现代旅游视角下的我国古代帝王行宫研究

作为我国古代帝王出行中临时寓居的官署，行宫是研究中国历史的活化石，也是研究古代帝王巡游及其他活动的绝佳样本。帝王行宫修建的历史年代、地理位置分布、建筑布局及风格、核心功能、文化传承、旅游视角下的规划与开发，都让它赋予现代旅游厚重而独特的文化内涵。我国古代帝王行宫需要在旅游发展战略和市场经济的双重指引下进行旅游资源开发与保护。     

避暑山庄及周围寺庙对清代承德多元文化的影响

清代自入关以来,统治者通过策划移民垦荒、设立驿站、北巡和木兰秋狝、设立行宫等对热河地区逐步开发。特别是康熙时期避暑山庄在此肇建,产生了人口和经济上的聚集效应,为承德的发展带来了深远影响,成为在避暑山庄周围形成城市的直接原因和决定因素。乾隆时期,继续完善避暑山庄及肇建避暑山庄周围寺庙的,并将避暑和秋狝长期化和制度化,这一系列措施使得承德人口猛增、商业不断繁荣,逐渐拉开了与周围地区其他行宫及城镇的差距,城市规模扩大。包围着避暑山庄的承德成为地区行政建制的州府所在,文化教育事业也从无到有。这里不仅成为了集皇家文化、贵族文化以及市井文化等社会各阶层文化的集大成者,同时也是多种宗教相容相合的道场,是满族文化、蒙族习俗、汉族传统水乳交融的代表之一。     

论唐文化的胡化倾向

唐文化具有明显的胡化倾向，其原因一是李唐皇帝带有鲜卑族的血统，能够推行各民族文化兼容并包的政策；二是各族入居内地者增多，为唐文化的胡化倾向尊定了坚实的基础；三是长期以来华夏文化同北方少数民族文化融合交流形成必然趋势，此外，具有鲜卑化倾向的西魏北周的长安文化，是隋唐文化的直接的、主要渊源之一。唐文化的胡化倾向主要表现在婚姻礼俗、饮食文化、服饰文化、体育活动、音乐舞蹈等方面。唐文化的胡化倾向虽然相当普遍，但华夏文化不仅没有被“化”掉，而且更加辉煌灿烂。     

南泉普愿与道家艺术人生的回归

中国文化固有弥合主客分离、主张绝对实在与尘世生活毫无阻碍的同一性,这样一种源自"轴心期"的诗性智慧.以此为背景,文章梳理了源自先秦道家艺术生活、发扬光大于中国禅宗思想的中国文化的内在资源,并强调这是中国文化第三次大碰撞中所不得不认真对待的重大理论问题.文章认为,南泉普愿在中唐以后于中国文化回归传统道家艺术人生境界的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并通过对普愿相关叙说的理路的梳理,论证了这一作用的所以然及其客观结果,进而提出了禅宗文化在当前中西文化碰撞和文化转型中的价值问题.     

论贾平凹小说中的女性意识

贾平凹惯用"文化"的视角来审视人生.他笔下的女性可以看作两种文化的代码.以<浮躁>中的小水为代表的"传统"女性表达了他对传统文化的认同.以<废都>中唐宛儿为代表的女性则体现了他对现代文明的思考和批判.从贾平凹笔下的女性形象,我们可以看出他创作的文化心态及作家对重塑国民性格的思考.     

唐代的日本留学生

唐代在中日友好和文化关系史上,都是个值得特别注意的时代。尤其在文化方面,两国关系之密和影响的深远,在历史上也是稀有的现象。有人甚至说:“日本中古的制度,一向被认为是日本固有的,但一翻开唐史,却发现有好多完全是模仿唐制的”。至今,日本还有很多事物的名称冠以唐字,如唐织、唐锦、唐金、唐锹等等,表明它们的来源是中国,以区别于日本自创的事物,后者有时特冠和字,如所谓唐样(即中国     

论中唐边塞诗

唐朝作为中国历史上最繁荣、最伟大、最神奇的时代,造就了一批大诗人、大乐手、大画家、大学者,是一个让人既敬佩而又迷惑不解的朝代. 诗歌是其时文化高度发展与繁荣的最突出代表,其气象是时代精神的体现. 唐以前的边塞诗不到二百首,而《全唐诗》中的边塞诗达两千余首,是唐诗中思想最深刻、想象力最丰富、艺术性最强的一部分.     

唐都长安的文化功能

长安作为唐代都城和国际性大都市,其所具有的人才优势,良好的教育环境,发达的学术文化,高度繁荣的艺术文化,丰富的宗教文化,享誉世界的中外文化交流等多种功能,确立了成为盛唐文化生发荟萃之地和辐射源泉的优越地位.无论在大唐文明与盛唐文化的形成发展过程中,还是在唐文化与域外文化的交流、融通和创新、传播中,唐都长安及其长安文化都发挥着核心功能和巨大的影响;同时也构建了自身瑰丽、博大和开放的风采与超凡的魅力.     

从唐传奇到元代才子佳人剧的嬗变——从《倩女离魂》对《离魂记》的改编说开去

中国古代文学中一直有才子佳人的文学传统。元代的才子佳人剧有相当一部分是对唐传奇中相关作品的加工和改编,同时又呈现出独特的时代精神和文化心理。通过分析郑光祖的《倩女离魂》对唐传奇《离魂记》的改编,可以探究才子佳人文学从唐传奇到元杂剧的嬗变轨迹。     

明初选家之唐诗观及其渊源论略——以高棅《唐诗品汇》对元和诗人之选评为中心

基于崇盛唐而薄中晚的唐诗观,高棅对元和诗人总的评价不高。然就各人各体而论,元和十大诗人之品级又颇有差异。其中柳宗元五言古诗最受重视,其次为刘禹锡、韩愈、张籍、王建的五七古和绝句;至于孟郊、白居易、贾岛、李贺、元稹诸人之作,则较难入其法眼。探源溯流,高棅此种态度及其选诗标准深受元人杨士弘《唐音》之影响,而南宋严羽及其《沧浪诗话》则是杨、高二人元和诗观乃至唐诗观的总源头。高棅在杨士弘之后,将严羽的相关诗论在《唐诗品汇》这一大型选本的选诗实践中予以进一步落实和张扬,遂对整个明代的诗学趋尚产生了深远影响。     

论中唐文人社会角色的变迁及其特征

士是中国古代的一种重要社会角色。唐前士人的社会角色经历了曲折的变化。唐代士人社会角色的变迁是与唐代社会政治的变迁紧密相连的。儒士、文人和官僚的三位一体,构成了唐代文人的基本面貌。从社会身分的角度看,活跃在唐代社会政治文化生活中的几种社会角色,基本上可说是郎官、翰林学士、谏官、幕僚、州官等等。这几类人中,除了翰林学士是新产生的一种社会角色外,其他几类基本上是在原有的官僚体制格局中略作调整;但郎官、幕僚和州郡官之流在社会政治和文化活动中尤为活跃,所起的作用也更加明显。科举和入幕,特别是科举,成为士人改变自己的社会地位和转换社会角色的两大基本途径。大多数士人都走过这条坎坷不平之路。而科举和入幕的共存,集中体现了唐代士人社会角色变迁的时代特征。     

唐代宗室食实封问题研究

食实封是唐代宗室最主要的经济来源,但由此造成了唐前期宗室占有很大份额的国家丁户,极大地侵蚀了国家的财政收入。唐玄宗开元中对此制度进行了重大改革,改革的核心问题是租调入封家而庸入国。唐宗室袭封是按食封继承法来执行,袭封的最终结果是五世以后宗室的食封数归零。     

唐玄宗政权与夹城复道

唐代夹城建置,至玄宗时期大盛,通过禁中宫门与复道互相联络,三宫防卫与政治构成管理的整体。夹城于武后时期已在上阳宫启用,玄宗经历重重复杂政治而得位,宫廷护卫的安全意识更为强烈。夹城除方便君主游幸与潜逃之外,且有监察诸王的功能,宦官作为帝王耳目,在夹城内外的活动日益频繁。     

唐长安城宏观布局与初盛唐诗歌

唐长安城所蕴涵的建筑文化思想表现出长安文化兼容并蓄、求实创新的文化气度 ,代表着初盛唐时代的审美理想 ,对初盛唐诗歌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初盛唐诗人笔下的关中景观是积淀深厚的社会之美 ,是蕴藉丰厚的文化意象。唐长安城的文化地理背景及其由宫城而皇城、外郭城 ,自上而下逐层推移的立体布局 ,赋予初盛唐诗歌高蹈雍容的气度 ,博大宽广的胸襟。长安城层层递进循环往复的方形平面建筑模式营造出刚劲稳健、明净朗练的美感氛围 ;整齐反复的节奏韵律又传递着强烈的秩序感、归属感与崇高感。大唐诗人的骄傲与激情 ,大一统王朝的政治意志、审美理想 ,就在这平整方正的布局里得到了尽情的发挥     

论唐代后妃预政

唐代后妃预政主要集中于唐高宗至唐肃宗在位期间,代表人物乃武则天、中宗韦后、上官昭容、肃宗张皇后,她们对唐代政治所起的影响作用是显而易见的。唐代特有的社会风气为后妃预政提供了环境。     

从滥赐铁券看唐朝政权的衰微

铁券是封建帝王赏赐功臣的一种享有某种特权的凭证。有唐一代政府频繁地赏赐功臣铁券,借以嘉奖其为保卫社稷、维护皇权所做出的贡献;安史之乱后,又不断地赐予有叛逆图谋的藩镇节帅,试图安抚其心,阻止叛乱。前者反映了唐代皇帝对功臣的日渐依重,后者则反映了唐政府对日益膨胀的藩镇势力的优容和姑息。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从其整个发展过程中都不难看出唐朝政权日渐衰微的轨迹。     

唐代任侠风气的社会文化成因

唐代任侠风气作为一种社会思潮,有其产生的社会文化条件和时代文化心理。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数端:唐代帝王的崇侠尚义,唐代民族大融合与开放的文化政策,商品经济的发展和都市的繁荣,民族自信心、自豪感的高度张扬,复仇的流行和对复仇行为在一定程度上的旌扬,唐代边塞战事引发的向往立功边塞的时代精神和新的侠义传统以及唐代武举、府兵制的实行等。唐代开放的社会文化环境、民族大融合的进一步发展、中外文化交流的频繁形成唐人开放进取、自由乐观的时代精神和功业追求与世俗享乐并行不悖的时代文化心理,成为托起唐代任侠风气的精神支柱。而中土文化和异域文化(胡风)共同影响的结果,又赋予了唐代侠和侠风鲜明的时代特征和异域文化情调。     

唐代令史、书令史探微

唐代令史、书令史,品居“流外”,职位卑微,为士人所不屑。唐代令史、书令史仅在唐中央文官机构中设置,品秩分布在从流外勋品至五品这五个品级上,在不同的官府中其品秩不同,书令史的品秩低于令史。令史、书令史作为“主典”之一,具体负责公文的办理。令史、书令史的选拔通过流外铨和逐级迁转来进行。令史、书令史之考课分为年考和任考,考满后可以入流内叙品而成为流内官。唐代令史、书令史有俸钱和禄米,但并不丰厚。在政治地位上,令史、书令史也没有享有太多的政治特权,其职掌繁重,但总体上处于受歧视状态,社会地位并不高。     

唐代“和亲”考略

在唐代289年间，周边民族曾多次向唐朝皇室求婚。据不完全统计，正式请求和亲的活动达40余次之多。对于这些请求，唐王朝采取了不同的态度，有些答应了，有些则予以拒绝。有唐一代，共确定用20位公主与10个不同的民族和亲。这些和亲大部分都实现了，但有几次出现了变故。最终有16位公主分别嫁给了7个少数民族。虽然实现和亲的情况比预期和亲的要少，但这在中国古代史上依然是空前绝后的盛事，其影响是不可低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