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子》英译中的视域融合

本文选取汪榕培和里雅各的《庄子》英译本从阐释学的视角分析翻译过程中的视域融合。从词汇和句法层面分析第一阶段的视域融合,从文化特色词层面分析第二阶段的视域融合。作者发现由于视域差的存在以及译者视域与译语文化视域的影响,最终形成的译本的视域与原文本视域有较大的差别。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任务就是尽力减少视域差,在译本中再现原文本的视域。     

《围城》英译本译者主体性研究

本文对珍妮·凯利、茅国权英译本《围城》中的讽喻的深入研究与剖析,从译文选词、翻译目的、翻译策略、形象再现等方面探讨两位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译者主体性。研究表明,哲学阐释学中的视域融合理论对于解释译者主体性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依据。译者在处理讽刺性比喻修辞手段时,为了保留原文的特色,采用了直译、意译、归化、异化、加注和解释等翻译策略,在翻译实践中践行了他们的翻译思想,充分发挥了主体性。     

阐释学方法论关照下的翻译学

回顾了阐释学发展的历史,解释了现代阐释学中"前理解"、"视域融合"、"偏见"等基本原理的内涵,最后从翻译的主体研究、客体研究、权力话语、翻译标准等四个方面的讨论了现代阐释学对翻译学的深刻影响.     

现代阐释学对大学语文教学的启示

现代阐释学的出现和发展对现代人文和社会科学诸多领域产生了重要影响,这其中也包括对语文教学理论的深化和发展所产生的意义。从现代阐释学出发,"阐释"并非作者自我意识的"独白",而是作者与读者之间的"视域交融",一种对话与交流,这将对重新审视和反思教育活动中教与学、教师与学生之间的本质关系提供有益的启示。在教学活动中准确捕捉到学生的"前理解",努力把握住学生对文本可能产生的各种不同理解,才能让学生真正进入到和作者的"对话"状态中。     

从伽达默尔的“视界融合”评析《红楼梦》两英译本

阐释学为翻译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视界融合”促使阐释者必须有效发挥自身的主观创造性和自主能动性,允许译者根据时代需要和自己的视界选择相应的翻译策略和翻译方法。译者要想与作者的视界达到融合,除了要全面理解原文、有很好的语言表达能力、熟悉双语文化外,还要运用多种翻译方法和翻译技巧,相辅相成、融会贯通、取长补短以求与原作的初始视界达到融合。本文旨在以伽达默尔的“视界融合”理论为指导,从意义和文化两个角度对《红楼梦》两英译本进行阐述评析。     

试论解构主义对译学研究的影响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兴起的解构主义哲学通过批判传统＂逻各斯中心主义＂,揭示了长期以来形而上学思维模式的局限性,给我们提供了一种新的思维方式。解构主义拓展了翻译研究者的视野,使他们重新思考译者在翻译实践活动中的地位,译者与作者的关系,译文与原文的关系,给翻译研究带来了活力。     

从游戏视角解读典籍翻译文本制约——以《道德经》第七十一章首句两英译本为例

翻译作为一种理解和解释,同时又是一门艺术,其翻译本质、原理与哲学阐释学中的游戏概念极为相似.从游戏的角度对<道德经>第七十一章首句的两个不同英译本进行分析,从微观角度探究游戏的"他者"即源文本上下文对解释和翻译的制约性,指出要尊重游戏中"他者"的存在,最终实现译者和源文本的共同提高.     

翻译研究的哲学解释学视角

本文从哲学阐释学的视角来探讨翻译过程中理解和表达这两个阶段以及哲学解释学角度下的翻译标准,力求为翻译研究提供一种新的视角.     

从思想意识层面分析译者主体性的制约因素

随着"译者主体性"研究的深入和发展,有众多学者开始对"译者主体性的制约因素"问题进行深入探讨。但就研究结果来看,还只是在理论层面上进行简单探讨和主观判断,很少有人就具体的译例进行实证分析。本论文试图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运用阐释学、功能翻译理论等相关论说,采用演绎的手法,通过对萧红作品《手》的两个不同时期日译本的比较,从思想意识层面来分析翻译结果不同的原因。     

接受美学视域下的进口电影片名翻译探析

接受美学认为,在翻译过程中,文本意义的实现有赖于作为读者的译者的理解和阐释,译者在翻译过程中要融合读者的期待视域,同时也要留出一定的审美空间,把握译文与读者的审美距离。笔者探讨了接受美学在电影片名翻译中的运用问题,论证了接受美学在电影片名翻译方法和策略选择上的指导意义。     

巴赫金对话理论在幼儿绘本翻译中的运用

根据巴赫金的对话理论,阅读活动中文学作品的作者和读者可以被看成是"说者"和"听者"的积极对话关系。在整个创作过程中,作者预测潜在"听者"的理解视野和统觉背景,并时刻关注"听者"的应答反应。幼儿绘本翻译中,译者带着译入语读者的统觉背景,是两种语言、文化的沟通者。译者以绘本"第一读者"和"第二创作者"的双重身份,进入了作者和读者的对话过程。译者和作者之间,译者和绘本原文之间,以及译者和译入语读者之间的三种对话关系,促成了绘本作者和译入语读者的相遇。幼儿绘本译者通过与作者、原文、读者的多重对话,了解原版绘本作者的创作意图和译入语读者的需求,真正实现"为孩子而翻译"。     

认知语境视角下译者的任务——以朱纯深的《雨霖铃》英译本为例

从认知语境角度分析译者在翻译活动所承担的任务。在翻译理解阶段,译者对作者的明示进行推理,以明白其交际意图;在翻译表达阶段,译者准确预测读者的认知语境并做出最佳相关表达,使其准确理解原文作者的交际意图。     

从译者主体性角度重新评价《飘》的傅译本

长期以来,翻译批评界一直在用静态的文本对照方法评判译作的优劣,批评者以＂忠实＂原则为标准将译文与原文对照。直到20世纪70年代晚期,翻译研究开始转向文化研究,许多翻译学者开始从宏观的角度来探索影响翻译的外在因素,而不仅仅停留在语言学的层面。本文旨在以阐释学为理论基础,从译者主体性的角度合理地评价《飘》的傅译本。     

以语言诠释学视角论翻译:一种谈话行为

本文通过语言诠释学视角解读翻译行为,即译者通过与原作谈话进行翻译。文学作品需要翻译进行流传,翻译是一种谈话行为,需要译者具备效果历史意识和视域融合,以谈话的方式参与到文学作品当中,使其对自己发生作用,并孕育出一种既不同于原语,也不完全等同目的语的一种新的语言。翻译活动的结束意味着读者与译作的新谈话开始了。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哲学研究综述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哲学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从大力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理论视域出发,深入开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哲学研究,是近年来国内马克思主义理论界和哲学界普遍关注和讨论的热点问题。     

《〈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的第一重意蕴

马克思唯物史观的达成离不开宗教批判这一重要环节,而《〈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一文则印证着马克思通过宗教批判已经转向唯物主义视域的事实。尤其是《〈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的第一重意蕴则高度体现了这一转向的开始,即马克思在宣告青年黑格尔派宗教批判环节已然结束的基础上,将批判的矛头直指那个产生了宗教的现实世界,同时以对宗教双重社会功能的肯定找到了哲学这个担负着改变客观世界的现实力量。其不仅使马克思的宗教批判事业具有了彻底性与现实性的可能,更是马克思开启唯物史观视域转向的重要前提。     

阐释学视阈下影视字幕的翻译策略探索

得益于互联网信息技术的发展,影视字幕翻译作为一种文学翻译对中外文化交流的促进作用日益显著。由于其特殊的限制因素,影视作品的字幕翻译评价标准和翻译策略与传统的文学翻译大不相同。斯坦纳的阐释翻译学理论认为理解即翻译,主张采用补偿策略来处理翻译中的难点问题,对影视字幕翻译有很强的解析力。基于阐释学翻译理论,译者可以根据字幕翻译的特性灵活采用补偿策略来提升译文水平。     

现代阐释学视域下的文化误读理论探析

20世纪60年代以后,阐释学逐渐发展成一股新兴的文化思潮,其理论基础在于对文本的理解和阐述。施莱尔马赫把阐释学理论运用在了对原文的重新阐述上面,并提出了对语言表达的理解划分为语法的和心理的这两部分。狄尔泰把阐释学的发展与他所处的年代密切结合,将阐释学继续发扬光大。海德格尔和伽达默尔两位代表人物把阐释学运用到了文学作品的翻译之中,并提出现有的观点是要建立在事先所掌握的基础知识上的。翻译活动本质上就是属于对可理解事物进行理解和认知的范畴,是一种创造性活动。只要翻译活动存在,就会有误读。     

风格传递还要谈忠实——以《红字》译本对比为例

在翻译研究中,译者和读者的地位不断得到提高,且越来越受到重视,甚至有学者认为应该抛弃传统的以原文作者和原文文本为中心的翻译策略,以求有所创新。针对这种翻译观念进行探讨,讨论如何处理原文风格和译文风格的关系。在翻译过程中译者还要继续坚持忠实于原作,这不仅是对老一辈翻译家和研究者研究成果的继承,也是翻译的本质要求。最后对如何做到忠实性和忠实于什么进行了探讨,并以《红字》译本为例进行了对比研究。     

文化"公共性"的诠释视域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合法性"问题

“合法性”问题关涉到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性质、主题、功能、特征及其发展形态等的深度反思和新的理解,是构成现代哲学深刻的文化-实践转向的实质性内容之一,是新的历史时期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性研究中的一个带有总体性的关键问题。将“合法性”叙事范式运用到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当前处境的分析,意味着必须反思我们究竟应该以何种新的理论范式,在何种意义上言说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合法性”。合法性概念所蕴涵的“反思”式叙事以及对于“认同感”和“尊严感”的价值诉求,从“检讨”和“建构”两重维度上,提供了一个现代性语境下分析马克思主义哲学合法化危机的有效诠释视域。合法性话语的确立,不是意识形态话语霸权的产物,而是“对话”的结果。立足当下以及未来思想演进的主题,从文化“公共性”视角介入,当是直面并化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合法性困境”的一个重要的学理性资源和正当性、合理性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