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武术史研究的史料规范运用问题——以“宋代禁止民间习武”为例

史料的规范运用,是保证武术史学研究成果质量的关键所在,具有知易行难的特点。为呼吁学界重视对史料的规范运用,本研究运用文献资料法,从史料考辨和史料解读两个方面,对既往“宋代禁止民间习武”论述中的史料运用情况进行再审视,指出其运用过程中存在的失范问题,为宋代政府对待民间习武态度寻求一种合理解释。研究认为,失范问题主要包括：①不重视史料考辨,将禁止民间持有兵器的史料错误理解为禁止民间习武的证据;②缺乏历史语境还原,忽视各类“禁武”诏令背后所隐含的流氓、盗匪等群体“以武犯禁”的史实;③违背客观性原则,对宋代城市武艺结社、乡兵保甲等反驳证据进行选择性忽视。研究结论：宋代并不干预普通民众为防身自卫、保家卫国而进行的习武行为,其禁止的是部分群体或组织“以武犯禁”,妨碍社会秩序的习武行为。封建政权虽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和表现,但保护社会不致在无休止的斗争中陷于毁灭也是其重要功能。当流氓、盗匪等群体“以武犯禁”,妨碍社会秩序时,无论何种性质的政权均有对其进行管制的权利和资格。     

传统与现代：破解民间武术组织发展困局的路径抉择

摘要：武术的发展壮大与民间武术组织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历史中“侠以武犯禁”为民间武术组织的建立提供了外部条件,而“忙来种田,闲来造拳”的习武之风则为武术提供了内部动力。然而,随着历史的转变,制度化、系统化、科学化、法制化的现代社会组织成为主流,民间武术组织在由传统迈向现代的过程中暴露出许多发展困局。在查阅文献资料、实地田野调查的基础上,运用民间体育组织的相关理论,针对当前民间武术组织困局进行分析研究。研究认为：民间武术组织根植于民间社会;民间武术组织离不开政府部门的引导和宏观调控;部分现行管理制度在民间武术组织中“水土不服”;民间武术组织“自组织”能力不强,缺乏资本的创造能力。针对现状和困局,通过协同合作、社会互动、网络传播等方式改善民间武术组织的生存状况。     

宋代“崇文抑武”政策下的体育发展研究

古代“文治武功”政策,从向度、维度与深度等方面对体育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在我国古代史上,“崇文抑武”政策贯穿于宋代始末,它造就了极致的华夏民族文化,对作为文化有机组成部分的体育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崇文抑武”政策下,宋代军事体育实力“形强实弱”,宫廷体育与民间休闲体育融合并繁荣发展,女子与文人士大夫体育发展缓慢。对我国当代体育发展的借鉴价值有：重视体育礼仪教育利于治理竞技体育异化,减少政府不当干预利于体育市场发展,排斥武学（即学校体育）影响国民体质提升。     

近代前期武术从业者群体的生存镜像与职业变迁

摘要：近代前期武术从业者群体的兴衰是该时期武术发展轨迹与特征的历史观照。运用职业社会学的视角，采用文献资料等研究方法，以武术从业者群体及其生存活动为研究对象，梳理武术从业者群体的变迁脉络，提炼其内在逻辑，为当代武术发展提供历史镜鉴。主要结论：1）近代前期武术从业者群体的职业活动呈现“生存挤压与社会低位”的总体特征，该时期的武术发展呈现冷热交替与高低起伏的历史特征；2）其群体的职业流动呈现“官方→民间”的特点，其群体的武术技能呈现“地位重要→地位冲击→地位挤压”的特点；3）其群体主要集中在社会底层，并带有一定的江湖文化色彩，社会地位低下；4）官方和民间是其群体生存活动的双重渠道，也是武术传播的双重渠道，应充分发挥民间渠道的力量推动当代武术的传播。     

龙舟竞渡历史上反复被禁的原因探析

龙舟竞渡作为我国一项具有优良传统的民俗体育活动,颇受世人欢迎,但历史上曾反复出现对其禁止的现象.运用文献资料法、逻辑分析法,从政治、经济、文化三个维度对相关历史资料进行解读.政治上:龙舟竞渡促使民间宗族群体的壮大、民众的不良社会行为增加与统治者巩固政权的目的相矛盾;经济上:竞渡引发的误农导致农业减产使得政府农业税收减少以及竞渡需要耗费巨额资金的同时得不到官方支持,导致民间非法集资的现象增加;文化上:南北文化存在差异,南北方端午习俗虽然目的相同但是行为表现大不相同,进而出现北方统治者对南方竞渡的蔑视,竞渡遭到禁止.     

民国武化运动的内容、逻辑及其新时代启示

民国武化运动是一场针对民国危局寻找中华民族出路的运动,是相对于新文化运动而言的。其思想光芒在今天依然具有时代价值。文章运用文献资料法、逻辑分析法等研究方法对民国武化运动的内容、逻辑及其新时代启示展开研究。研究认为,民国武化运动主要通过改造军人群体、提倡军事教育和体育救国及武术救国等内容,培育和弘扬中华民族尚武精神。救亡图存是其应激性反应的外在逻辑,强种强国是其内在的正向逻辑。其弘扬体育和武术的内在逻辑就是强国必要强种,强种必要习武,习武必要塑造具有尚武精神的现代化人格。这些逻辑思想光芒在新时代的重要价值是加强武化教育,建设一支具有尚武精神的现代化军队;通过武化教育,培养新时代青年自强不息、敢于担当的精神品质;增强价值认同,弘扬体育和武术文化的强身健体和教育功能。     

福兮祸兮:从《夷坚志》看宋代蛇信仰的双重性

宋代民众在信仰方面奉行"唯灵是信"的原则,民间信仰的对象亦是多种多样,蛇信仰是其较为常见的民间信仰形式之一.《夷坚志》中记载着大量的有关蛇信仰的事例,这些故事内容丰富,形式多样,为了解宋代蛇信仰状况提供了重要的史料依据.《夷坚志》中的蛇有着福祸并行的双重意象,反映了普通民众信仰中情感与利益的纠葛.     

门惠丰教授访谈录

摘要：口述史以口述的形式追忆历史,以口语化的形式表述历史,以口述者的经验与学识讲述历史,让后人能从“人”的角度认识历史、理解历史、感知历史,从而传承历史与其承载的文化。武术家口述史研究,聚焦武术家这一武术领域极具代表性的群体,为中国武术史补充口述历史史实,使武术史“见事更见人”,这是丰富和完善当代中国武术史不可或缺的重要方法和关键路径。以新中国武术发展和个人经历为主线,运用口述史研究方法,经制订提纲、初访交流、正式采访、文字整理、史实考证等步骤,访谈整理了武术家门惠丰教授的武术经历及其参与的武术史事,旨在推进新中国武术史研究与建设。内容包括：习武与授武之路、武术文化交流、创立东岳太极拳、武术继承与发展等。     

清太祖、太宗对金朝皇帝称谓问题考述——兼论清初二帝对金朝历史的改造

金朝历史对明末后金(清)政权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故而时常为清太祖、太宗二帝所提及。检视《满文原档》《清太祖武皇帝实录》《满洲实录》(满文部分)等较原始的史料,可发现清初二帝对金朝皇帝的称呼更多地是采用当时盛行的“年号称呼法”,而非《金史》中规范的“庙号称呼法”,这反映出清初二帝对金朝历史的了解方式可能并非亲自阅读元末修成的《金史》。正因如此,清初二帝口中的金朝历史,与《金史》所记历史往往相互抵牾。究其缘由,这是清太祖、太宗对金朝史实缺乏深入了解和他们刻意改造金朝历史以服务自身政权两个因素共同造成的。     

对“宋代出现冰嬉说”的质疑与辨析

通过文献资料法等方法,对“宋代出现冰嬉”这一观点及其依据、来源进行分析.研究认为:“宋代出现冰嬉说”在当代流传甚广;但该论断的史料依据不实,为误传;“宋代出现冰嬉说”最早可能来自于清代的《通俗编》.在国内承办冬奥会、发展冬季运动如火如荼之际,该研究对深入探讨我国古代冰雪运动,使世界各国正确认识中国传统体育文化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对中山国都顾城的历史考察

学术界对战国中山武公所居都城顾的位置众说纷纭,本文作者通过梳理相关史料,指出将“顾”定为定州和范县的说法是值得怀疑的,“居顾”就是“居鼓”,实际位置应在今河北藁城一带,并对武公居顾前后的历史进行了蠡测。     

临翔南美拉祜族迁徙史考析

综合流传于南美拉祜族民间的口承文化和相关史料,对其迁徙历史进行考辨,可以获知:如今临翔区政府所在地之"勐缅密缅"为其所开辟,其先民在此地曾处于以农耕为主的发展兴盛时期。在经历具体路线为:"今楚雄州——今大理州洱海地区——今临沧市临翔区即"牡缅密缅"——今临沧市双江县、思茅市澜沧县等地——部分迁徙至缅甸等东南亚国家"由北至南的迁徙后,南美拉祜族先民方开始出现分支和衰退的情形。     

清代民间宗教对武术的渗透与影响简

在清代对武术产生直接影响的宗教多为民间宗教,禁教（民间宗教）不禁拳的环境下,民间教门大都借传习武术来掩蔽其宣传教义,并借此发展组织和蓄养武装力量。民间宗教对清代武术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推动了武术的传播;教化了武德的内容;加剧武术与神仙、玄虚思想融合。     

宋代"武科"中的体育文化解读

从体育文化角度对宋代“武科”的确立与制度化、应试人资格与应试内容、武学等进行系统研究。结果显示:“武科”又称“武举”,是以“武艺弓射”等体育项目取士的科目,宋仁宗天圣七年(公元1029)正式设立,天圣八年确立三岁一贡举的制度;“三班使臣”、“虽未食禄实有行止”及“文武官子弟别无负犯者,如实有军谋武艺”之人可应试“武科”;武学课程除研习兵法,操练弓马外,还讲释“历代用兵成败,前世忠义之节”,武学教职由武学博士和学谕“一文一武”充当。宋代“武科”有助于社会“尚武”风气的形成和全民身体素质的提高,有力地促进了宋代民族传统体育———武术的形成和发展。     

村落体育的主要特征与社会功能探析——山东临沂沈泉庄的实地研究

以沈泉庄体育为研究对象,通过田野调查来探析村落体育的主要特征与社会功能。研究表明,村落体育与城市、乡镇体育相比表现出多种不同的特征:组织的松散性和形式的灵活性;时间的季节性和内容的民俗性;参与对象的广泛性和活动群体的不平衡性;体育功效的积极性和无序的偏向性。其社会功能主要有:有利于村落社区的整合、传承民间文化、促进文明乡风的形成、规避社会秩序的失范和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     

唐朝"武科制"的社会学分析

通过民族史学、体育史学、体育理论等多种学科原理,结合文献资料、背景分析、综合分析法等,对唐朝“武科制”进行系统研究。结果显示:“武科”,又称“武举”。创立“武科制”是武则天革新朝政,选拔将帅建立新的军事体育制度的需要,是武则天政权“不惜爵位,以笼四方豪杰自为助”,“务取实才真贤”培植扩大其亲信势力的必然结果。“武科制”创立:为“习武”之人敞开了入仕之门,有助于唐朝社会“尚武”风气的形成和增强全民身体素质;为国家遴选优秀的武术军事体育人才提供方便,提高了将帅军事体育素质;冲破了“贱武右文”的陈腐观念,对唐朝体育的发展,尤其是对我国民族传统体育———武术的形成和发展产生积极影响。     

宋代预防官员贪赃措施述略

宋代为预防官员贪赃犯罪,通过采取加强培育官员的法律素养、强化监察机关的监督职能、实行重禄养廉等一系列措施对赃罪进行预防,以图遏制腐败,起到了一定的效果。但是宋代作为一个以“人治”为特征的封建政权,存在着大量的特权人群,法律的权威性得不到保障,法律的重要性得不到正确认识,这就决定了这些措施只能在一定程度上遏制宋代官员的贪赃犯罪,而不是根除。     

符号学视域下武术短兵运动的困境与发展对策

在对相关概念进行阐释的基础上,从符号学的视角对武术短兵运动进行探析。指出,短兵运动具备完整的符号学因素。其符号学特征包括器物符号和动作符号,器物符号存在错用造成符码与元语言释义困境,而不同技术符号使用群体间的偏见造成了动作符号的认知困境。从社会文化语境元语言、自携元语言、能力元语言三个方面对短兵运动的发展困境进行分析,指出短兵运动存在社会文化语境元语言缺乏正确的历史认知和文化归属,自携性元语言缺陷导致可持续性发展困难,以及能力元语言培养不足方面的问题。认为,短兵运动的器物符号应突出中国元素,动作符号应体现中国刀、剑武艺的多样性;以古代个人武艺交流和武侠文化为社会文化语境元语言;修改竞赛规则完善自携性元语言;消除“侠以武犯禁”的历史偏见,促进能力元语言的培养。旨在促进武术短兵运动的可持续性发展。     

遵义“红军菩萨”民间信仰文化生成的文化人类学考察

遵义“红军菩萨”的历史源于20世纪30年代的中央红军长征经过贵州的历史事件。通过田野调查和史料分析等方式,对遵义“红军坟”及“红军菩萨”的民间信仰现状进行调查研究,诠释和解读“红军菩萨”信仰在时空背景中生成流传的合力过程。     

论范祖禹《帝学》与宋代的皇帝教育

君主专制制度作为中国古代最具特色的政治制度,皇帝在国家发展和政权稳固方面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和影响力,对皇帝的教育也成为中国古代帝王学的重要内容。入宋之后,士大夫们在与皇帝“同治天下”的观念引领下,对天子的为政之道和为君之德都有了更深层次的要求,这种要求突出影响了宋代的皇帝教育。北宋重要的史家和士大夫范祖禹在其所著《帝学》中,对宋代诸帝接受教育的形式、内涵及皇帝教育的意义都有所论述,是宋代士大夫关于皇帝教育的最为详细丰富的著作,展现出宋人对这一问题的关注和见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