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中国佛教的文化特征与现代转换

佛教形成于印度,发展于中国,影响及世界。但中国佛教无论是在思想内涵或形象外观方面,都与印度佛教有较大区别。印度佛教由原始的小乘教,中经分化后的部派教阶段,然后发展形成为大乘教.在大乘佛教内部,又分为中观派“空宗”与瑜伽行派“有宗”两大派别,它们分别凝聚着印度古代文化的智慧,达到了印度佛教思想发展的顶峰。但是,当这两家佛教思想先后经由姚秦罗什大师及唐代玄奘法师分别翻译介绍到中国,并相应创建形成“三论宗”与“唯识宗”这两大中国佛教教派时,却未产生大的影响,也未获得如印度那样有着较长时间的独立发展。反而倒是那些在印度影响不大的佛教经典,诸如《涅槃经》、《维摩经》、《法华经》、《华严经》、《楞严经》等,却甚受欢迎,而且,以其为据所相应建立的天台宗、华严宗、净土宗、禅宗等佛教宗派,均有着大的发展,其流传影响也甚为久远.     

山东青州龙兴寺佛教造像区域风格的分析

山东青州龙兴寺佛教造像,体现了与之相关的北朝佛教造像的趋同风格,却又有不同于其它地区造像的特征和艺术风格,史学界称为“青州风格”。通过与青州周边相关的佛教造像的先后时期或同一时期的比较和分析,确认了青州风格界定的结论与形成的青州风格的内在原因。提出了青州佛教造像对隋唐时期的云门山、驼山石窟造像产生的重要影响。为揭示从魏晋与隋唐时期之间佛教造像的演化过程提供了新的物证。     

由梁武帝的社会角色论其崇佛心态

文章从梁武帝多重社会角色的角度,分析了其崇佛心态的三个层次:既像普通民众一样希望通过奉佛来灭罪祈福,沉溺于积功累德、严守戒律以求将来胜果;又作为知识精英,理性地探研了《般若经》、《涅槃经》等大乘经典的义理;还有身为帝王,有意利用菩萨、菩萨戒等佛教资源来圣化自身形象、教化民众的功利考虑。梁武帝佛教信仰的三个层次,既交叉杂糅,又不无张力,从而呈现出复杂的面相。总体来看,帝王角色规范和主导了梁武帝的佛教信仰,使其难以超越现实事功的考虑。     

从庄严未来佛到布袋和尚--一个佛教中国化的典型

文章以准确的历史文献 ,碑刻资料等 ,论述了弥勒佛由《弥勒下生经》中所塑造的形象在庄严的未来佛传入中土之后 ,究竟是如何经过三次演化而转化为慈眉善目、笑逐颜开的胖佛爷的过程。从而证明了产生于印度的佛教传入中国后必须与本土的传统文化相融合 ,演变成中国化的佛教 ,才能生根、发展的道理     

敦煌唐代西方净土变功能性探析

唐代盛行西方净土信仰,西方净土变亦是敦煌石窟流行的造像题材之一。笔者从文本与图像的结合、图像组合与佛教义理的结合这两个角度入手,解析敦煌唐代西方净土变的功能,认为其具有追福孝亲、观像礼忏、表达佛教"十方三世"时空观三个重要的功能。     

中印文明的交锋——对魏晋南北朝三教论争的沉思

魏晋南北朝时期,以佛教东传为契机,中、印两大古老文明第一次在文化思想层面上相遇并展开激烈的交锋。印度文明以宗教出世主义为导向,中国文化则以现世主义为中心,因此,中国人在初次遭遇这种异质文化冲击时在一定范围内出现对本土文化全盘矮化的声音。另一方面,中华文明在应对印度文明主动挑战的过程中,对佛教采取的开放、接纳、改造的系列姿态,使得印度佛教为适应中国社会的特殊土壤而做出适度的修改,从而最终造就了极富思想创造性的中国佛教。此后佛教以中国为基地对东亚各国进行全面辐射,最终成为一种世界性的宗教。公元十二世纪之后,佛教在印度由于种种原因而绝迹,中国反而代之而起成为宣播佛教的主要中心之一。就中国文化来看,佛教及其所承载的印度思想的传入,大大拓展了中国文化的精神视域,提高了中国思想的思维抽象能力,弥补了中国文化现世主义导向过于强烈的俗世主义弊端。     

亚洲外国文学在中国

在历史上,我国介绍亚洲国家文学作品始于随佛经翻译过来的印度的一些传说、寓言、童话和民间故事。这些属于民间文学的作品穿插在各类佛经中,作为佛经教义的通俗佐证或用来神化释迦牟尼,是带佛教色彩的文学作品。那时中国的老百姓是当作佛教经典的一部分来接受,而不是当作文学作品来欣赏的。比如四五世纪有3个佛教徒译者分别译了印度诗人马鸣的长篇叙事诗《佛所行赞》就是例     

中国传统社会民间信仰之考察

路遥在《文史哲》2010年第4期撰文指出,中国民间信仰历史悠久,对这一概念的界定有必要从其产生和发展的土壤——中国传统社会中予以考察。中国传统社会早期并无独立的宗教。印度佛教传入中国后,在其中国化与民间化的过程中,为民间信仰提供了新的神灵崇奉和仪式行为,提高了民间信仰的层次。     

试论吉藏的方法论和真理观

嘉祥大师——吉藏(549—623),是中国佛教三论宗的实际创始人。三论宗是印度大乘中观学派在中国的继续和发展,其基本精神是破除一切有所得的偏见,把一切归为无所得。与归于无得的基本精神相适应,吉藏三论教学的主要方法论便是“破邪显正”。吉藏在《大乘玄论》卷5中说:“邪既无量,正亦多途。大略为言,不出二种,谓有得与无得,有得是邪须破;无得是正须申。他论有破有立,则有破别有所申。今论唯破不立,则唯破不申。所以然者,若经若论,唯破颠倒虚妄,更无所申。本有病,故有教。在病既除,教药亦尽。……     

南宋佛教水陆画及其商业化进程

佛教造像从石窟造像到壁画再到卷轴画的发展,是佛教艺术从不可移动造像向可移动造像的转变过程,佛教造像中心也从西北往东、往南移动。佛教绘画到宋代发生了一些变化,其中最为重大的一项就是水陆画的出现。水陆画出现的先决条件,是佛教汉化的完成和对外传播的需要。在宋代,佛教造像完成了其历时数百年的汉化进程,并积极向外传播。水陆法会的兴盛促进了水陆画的产生,而且需求量大增。水陆画首先是出现在宫廷大型法会上,后来逐渐向民间扩散,并形成相对稳定的仪轨。南宋时期,随着举办水陆法会的增多,水陆画的生产渐趋商业化,并形成了自己的手工作坊,而且还流传到了日本、朝鲜等东亚地区,其中以十王、罗汉的形象最为流行,使宋代佛像的形象和风格直到今天仍在这些地方发生深远的影响。     

"乐"的超越与"仁"爱之美--孔子美学的"类"觉醒本质探源

孔子美学通过人生的“乐之”境界 ,明确提出了其对美的形成根源的根本看法 ,指出了美在整个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 ,从而奠定了儒家美学的“类”本体论基础。“里仁为美”体现了他的入世致用和境界物化的美学内容 ,是“乐之”境界的“仁”学实践。而“大同”理想则体现了他对人的“类”本质和社会发展“类”归宿的天才觉悟及对异化的断然拒绝 ,表明了人与人、人与自然感应相通、呼吸与共、和谐相处的可能性 ,即在与天“同一”的“乐”的和谐态中所达到的超生物和超社会的审美存在 ,这是人性在获得物质和社会的非异化满足后的美学归宿。     

科学与道器之学——两种文明背后的两种"学"

文明有古今东西之分,如果说现代西方文明与科学——赛先生——有直接关系的话,那么中国古代文明显然是赛先生之前的文明。这说明赛先生之前、之外还有可以创造文明的先生,即科学之外还有“学”。中国古代文明与中华民族独有的道器之学有着因果关系。中华先贤从自然之道与自然之物中汲取了发明创造的智慧,形成了“以道论之”的思维方式。中华先贤以道论天地,以道论万事万物以及一事一物,以道论器,以道论技,以道论术,论出了一部部经典、一件件器具以及一项项技与术。中华先贤的创造,在当时的世界范围内,大都具有领先意义。道器之学以尊崇自然、和谐自然为基础,所以道器之学创造的文明是可以延续的文明。现代科学以征服自然为目的,所以科学创造的文明是不可以延续的文明。在天地、空气、水以及人类本身受到严重污染的今天,发明创造借鉴与尊崇自然的传统智慧,是必要与必须的。     

从"甚么"、"什么"的使用看《金瓶梅词话》的著录者

○　引言关于《金瓶梅词话》的作者问题,学者们有两种意见。一是某个文人独立创作;二是几个文人集体创作。最早谈及《金瓶梅词话》作者的,是为《金瓶梅词话》作序的欣欣子(生平不详)。他在序中说:“窃谓兰陵笑笑生作《金瓶梅传》,寄意于时俗,盖有所谓也……吾友笑笑生为此爰罄平日所蕴者,着斯传,凡一百回。其中语句新奇,脍炙人口。”笑笑生是一个化名。为了寻找这位笑笑生的真实身份,不少研究者进行了多方探索,结果分别找到了数十位大大小小的人物来担任《金瓶梅词话》的创作者。这是从文人独立创作的角度出发考察后得出的结论。这些结论还…     

"国学"的定位与文化选择的"度"

在当前的“国学”热中,正确的态度是应当给“国学”一个准确的定位。“国学”既是一个可以成立的独特的学科,也不应使其庸俗化。“国学”的提出,是中国学人在西风东渐的文化背景下现代学科重新划分中的应对智慧和策略的体现,“国学”的内涵,就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人文学科范围内的学术。“国学”应当是一种学术的定位,讨论“国学”的范围,是学术的范围,而不是全社会,因此,对出于商业目的的大众传媒的炒作应当保持警惕。给“国学”一个定位,给传统文化一个“度”,对近二十几年的文化热进行反思,乃至于对今后的文化取向的选择,也是具有非常重要的启示意义的。     

"自我"的"超越性"--以萨特解读老庄

对中西文化的比较研究,不仅要看到它们的差异,也要看到它们的相似之处.以萨特解读老庄,是借鉴西方哲学中的一种近似的思维模式和方法,换一个视角,对老庄哲学思想作一番比较考察.老庄思想中道与虚无、自在超越物我等等方面,和萨特的存在主义理论有若干近似之处.他们以人为关注的中心,无为而治的目的是为了社会,为了人.在老庄的虚无背后,落脚点还是人和人的自由,是不受礼法的约束,不受社会的限制.这也是一种人道主义.但和萨特不同,追求的不是实践、选择、认识自我、塑造自我,而是自我在精神上的超越和无所作为.     

前七子文复秦汉说的几个意义向度

前七子文章复古运动及其所标举的“文复秦汉”说虽然于中国文学史、文论史上声名甚著,但落实到具体问题,则学术界对之的研究一直有显薄弱。本文对尚存的前七子运动的许多观念性史料做了仔细的开掘与整理,并在将前七子“文复秦汉”说分述为若干个意义向度的基础上展开讨论,冀望借此而可对前七子文章复古思想有一清晰与完整的认识。     

《离骚》"性恋模式"试探

“香草美人”意象及“求女”等情节的运用,使得《离骚》若隐若现地隐含着某些不为人知的性恋意识。为人们所详加讨论的“男女之恋”不过是其中一种,却往往被视为君臣关系的隐喻或象征。而从全诗所表现的诗人心态来看,《离骚》中存在三种可能的性恋模式,即异性之恋、自恋和同性之恋,它们从现实层面、精神层面和意识层面反映屈原的整个情感世界和心理状态,包括其现实处境。     

孔子"仁"学说的功利特色

本文首先从"大功利观"的角度肯定了道德论与功利论的同一性,指出迄今为止研究中国传统道德学说的论著,仍然有过分地强调两者的对立,而忽视甚至完全抹杀它们之间的同一性的倾向.同时以孔子"仁"论为例阐释了其道德学说的人本特色和功利特色,发掘其中功利论内涵与道德观传统之间的内在关联性,并尝试着为中国古代道德思想的研究提供一种新的思路.     

"国民"与"奴隶"--对清末社会变迁过程中一组中坚概念的历史考察

本文主要考察了“国民”与“奴隶”二词的渊源及其在清末从古典意义向近代意义的转化过程 ,分析了当时围绕“国民意识”与“奴隶”根性问题的讨论情况 ,并探讨了二词内涵在当时转化与流行的原因及对近代中国社会变迁的积极意义。     

论白璧德新人文主义对"学衡派"的影响

受白璧德(Ieving Babbitt)新人文主义的影响,在文化观上,“学衡派”强调新旧调和与东西调和,反对新文化派提出的“弃旧图新”和“以西代中”的主张,不赞成新文化派对孔子和儒学的激烈批判,认为孔子既不是“神”,也不是“鬼”,而是伟大的“人文主义者”;主张伦理道德的改革而反对伦理道德的革命。在文学观上,“学衡派”以道德为文学批评的首要标准,视五四新文学运动为浪漫主义而加以反对,并在“文学的历史进化观”、文学的新与旧、模仿与创造等问题上与以胡适为代表的新文化派观点相佐并,进行过论争。在人生观上,“学衡派”认同白璧德的“人生境界三等说”和“人生二元之说”,主张以“人生二元之说”为“道德之基本”,既反对禁欲,也反对纵欲,希望人们能够做一个“以理制欲”的人文主义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