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意思自治原则与国际体育仲裁法律的适用

意思自治原则是国际体育仲裁法律适用的依据和准绳,国际体育仲裁法律的适用理应受到意思自治原则的规制。文章从意思自治原则的含义,意思自治原则在国际体育仲裁院法律选择中的具体运用和意思自治原则的条件性限制等方面论述了意思自治原则在国际体育仲裁法律适用中的地位,透视出对当事人的意愿及其程序主体地位的尊重,将是国际体育仲裁法发展的趋势。     

我国体育仲裁体系归属的立法体例研究

《体育法》对体育仲裁予以原则性规定,但由于其配套法律制度的缺乏,使得体育仲裁在我国并未真正建立。已有的观点认为我国的体育仲裁不能纳入我国的仲裁法律体系。在分析基础上,认为强制性并不是体育仲裁的特性,体育仲裁符合一般仲裁的基本属性,主张将体育仲裁统一到我国的仲裁法律制度体系之中,并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体育仲裁法》。     

我国建立民间性体育仲裁的制度困境

体育仲裁是我国<体育法>等体育法规确定的解决体育纠纷的基本方式,民间性是体育仲裁的基本属性.作为仲裁制度和体育制度的有机组成部分,体育仲裁制度的建立和完善需要从这两个制度获得理论和技术支撑,这两个制度本身的缺陷与失调会成为建它体育仲裁制度的障碍.民商事仲裁与行政仲裁的划分及不同立法模式,仲裁法实施中的行政化倾向以及现行行政主导型的竞技体育管理体制,均为民间性体育仲裁制度的建立设置了诸多障碍.体育仲裁制度的建立和实施需要这些基础制度的修改和完善.     

论国际体育仲裁院与竞技临时仲裁及《仲裁法》的关系

对中国竞技体育中临时仲裁的含义及法律性质进行了初步分析,并将其与国际体育仲裁进行比较。认为,目前在我国统一仲裁制度中没有《体育仲裁法》调整体育纠纷的情况下,根据国际奥委会的规定,为了解决北京奥运会期间相关的体育纠纷,ICAS(国际体育仲裁理事)可以在北京设立一个临时的体育仲裁机构,然而,我国的仲裁法不承认临时仲裁机构,这就可能会在仲裁裁决的执行上导致中外当事人的不公平。     

建立我国体育仲裁制度的法律思考

体育仲裁是一种特殊类型的仲裁,有其自身的特点和法律属性。体育仲裁因其速度、保密、花费少以及体育仲裁自身的特点和专门性法律属性等,而受到越来越多当事人的欢迎。本文在探讨建立我国体育仲裁制度的法律性质基础上,提出体育仲裁制度的建立应当既要体现国家意愿,又体现当事人意思自治特点的准司法性质,为我国体育仲裁制度的建立和完善提供参考。     

中国体育仲裁的程序建构探析

中国体育仲裁的程序设计,既要遵守<仲裁法>的基本原则,又要适应解决体育纠纷的特殊要求,要体现公正和效益的基本价值.在立法体例上可以借鉴国际体育仲裁的基本模式,与国际惯例接轨,但也要符合中国国情.特别程序适用用尽内部救济原则,调解应为普通程序的前置程序.体育仲裁的期限设定应普遍短于<仲裁法>的规定.     

关于确立我国竞技体育纠纷解决有限自治原则的思考

司法介入竞技体育纠纷的理论障碍主要在于体育纠纷解决自治原则,德日特别权力关系理论给该原则以理论支持,然而今天,特别权力关系理论已经势微,我国体育纠纷解决自治原则缺乏中立的体育仲裁制度保证,且其本身过于绝对,再加上我国现行体育社团内部解决机制因受体育行政权的制约而缺乏独立性。故应当确立我国竞技体育纠纷解决有限自治原则,并通过修改相关法律和章程、设立独立的体育仲裁机构和体育法院来实现。     

我国体育仲裁基本性质问题探讨

我国体育仲裁的基本性质是体育仲裁制度中一个倍受关注的理论问题,它对于体育仲裁制度的构建具有重要意义。在建立我国的体育仲裁制度中,如果对体育仲裁基本性质定位的偏差,会严重阻碍我国体育仲裁制度的发展。文章在分析和研究我国体育仲裁基本性质的意义和本质特征的基础上,提出了建立我国体育仲裁制度应注意的几个问题,为我国体育仲裁制度的建立和完善提供参考。     

论体育仲裁协议的关联性及其效力

意思自治是贯穿包括体育仲裁在内的一切仲裁类型的灵魂线索,既是生成全部仲裁制度的根基,也是甄别具体仲裁现象反仲裁与合仲裁的标准。具有反仲裁性的体育仲裁协议之关联化处理渐成国际体育仲裁领域的发展趋势,且先为有关司法机关、继为CAS所认可。将彼此错综勾连的仲裁协议予以关联化处理应被视为是走向更彻底、更综合的意思自治,从而延伸出善意解释及关联契约整体化的正当根据;并在予以效率代偿的同时因应体育仲裁的弱私密性。仲裁的关联化现象据此可得合仲裁性之理解。     

体育仲裁协议的法律特征思考

体育仲裁协议的法律特征为:主体的法律地位表现为非绝对平等性,双方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受到一定限制,协议表现形式多样,协议的效力从宽解释.正确认识这些法律特征,有利于完善我国体育仲裁制度、妥善解决体育纠纷.     

对奥运会强制性体育仲裁协议模式的反思

尽管现行奥运会强制性体育仲裁协议模式对解决奥运会体育争议纠纷起到了积极作用，并推动国际体育仲裁院(CAS)成为国际体育争议解决领域的权威。但是，其强制性对运动员公民基本权利的侵犯和对运动员仲裁合意与意思自治的限制，以及对CAS自身瑕疵的异化作用，却使其在不断瓦解体育仲裁本身优势的同时，进一步成为影响奥运会体育仲裁和CAS正当性的负面因素。因此，通过在最大程度上去除“强制性”，即仅在特例中允许强制体育仲裁的存在，改良当前奥运会体育仲裁模式，便成为维护与巩固CAS和整个奥运会体育仲裁公正性、权威性以及广泛国际影响力的必然选择。     

论国际体育仲裁协议的自治性 ———特别述及国际体育仲裁院之规则与实践

国际体育仲裁协议是体育仲裁机制的宪章,赋予其自治属性可据之免除司法机关的不当牵制而最大限度维护体育仲裁协议之有效性。根据国际体育仲裁规则与实践,国际体育仲裁协议的自治性表现为管辖权自治、法律适用自治和地位自治。国际体育仲裁院作为国际体育世界的"最高法庭",以其权威实践诠释了体育仲裁协议的自治特征,实现了行业自治与接近正义精神的两全。     

论体育赞助合同纠纷在我国民商事仲裁体制中的适用

国际上体育赞助合同纠纷只要满足其行使管辖权的前提条件,即存在仲裁条款或仲裁协议就可以申请国际体育仲裁院仲裁。当前赞助合同纠纷越来越多,在我国尚未建立专门的体育仲裁法庭受理体育赞助合同纠纷的情况下,由于合同当事人之间平等的法律关系并且未被仲裁法排除适用,可以将体育赞助合同纠纷纳入我国民商事仲裁体制内,为进一步寻求体育纠纷在体育组织外部的法律解决提供参考。     

国际体育仲裁中一事不再理原则的适用

运用国际法及案例研究的方法,分析 一事不再理原则如何在国际体育仲裁中得到适用。在国际体育仲裁中,仲裁规则并没有对裁决效力如何及于利害关系第三方做出规定,使得利害关系第三方另行提起仲裁的问题十分突出。由于体育争端的类型特征及仲裁管辖权取得与行使的特殊性,运用传统的＂一事不再理＂原则的适用标准对后续仲裁是否构成＂一事＂进行判别,有失偏颇。仲裁庭可以在告知第三方程序、仲裁原因及事实理由审查、衡量裁决结果的影响度等方面进行规则的制定与完善,以期＂一事不再理＂原则在国际体育仲裁中得到调适。     

强制性体育仲裁协议的合法性论证——CAS仲裁条款的效力考察兼及对中国的启示

国际体育仲裁是消解体育争议的有效方式,其运行基础完全决定于仲裁协议的有效性。包括IOC、NOCs、各IF等在内的主要体育组织都习惯于在其章程规范中插入CAS仲裁条款,此种做法使体育仲裁协议表现出强制性,并因直接冲犯仲裁自治精神和仲裁协议自愿原则而产生了合法性危机。附意合同理论、正当性补充理论、预期利益赠与理论、有效解释规则和严格解释排除规则,以及有利于有效的原则为强制性体育仲裁协议的正当性提供了坚实辩护。中国各体育协会的内部强制性仲裁条款因缺失基本的正义观念,无法通过这些原则予以正当化。CAS仲裁条款的有效性对中国问题的解决提供了启示。     

实现我国体育仲裁目标的研究

体育仲裁作为一种解决竞技体育纠纷和提供权利救济的手段，属于社会管理的特殊形式。构建中国体育仲裁法律制度，应该先研究它的目标，阐述了实现我国体育仲裁基本目标和特色目标的基本要求。     

体育组织章程或规则中强制仲裁条款的法律效力辨析

体育组织章程或规则中规定了强制性的体育仲裁条款,运动员必须承诺遵守该仲裁条款,才能参加相关赛事。从仲裁协议所要求的协商一致的同意要素来看,这种强制仲裁条款存在效力瑕疵。但出于维护体育自治以及高效解决体育纠纷的考虑,各国法院都不会轻易否定体育强制仲裁条款的效力。然而,德国慕尼黑地方法院与高等法院在佩希施泰因案中,对体育强制仲裁条款的效力提出了质疑,引发了国际体育仲裁机制合法性的重大危机。体育强制仲裁条款的社会合法性强于其规范合法性。可以考虑在兴奋剂领域变革意定体育仲裁为法定体育仲裁,或者至少在仲裁条款形式上进行改进,使体育强制仲裁条款能够清楚地为运动员所知悉和理解。根据北京奥运会期间中国最高人民法院对国际体育仲裁机制的支持态度,中国法院会承认体育组织章程或规则中强制仲裁条款的法律效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