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层持股、所有权性质与公司诉讼风险

基于公司治理理论,以2007~2014年中国非金融类上市公司为样本,从理论与实证角度分析了管理层持股对公司诉讼风险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1)管理层持股比例越高,公司涉诉的可能性越低,涉诉的频度和严重性越低;(2)所有权性质对管理层持股与公司诉讼风险的关系起到调节作用,相对国有控股上市公司而言,民营控股上市公司管理层持股比例越高,公司诉讼风险越低.研究结论在我国上市公司推进股权激励计划的背景下有现实意义,为民营企业实施管理层股权激励机制,促进管理层与股东利益趋于一致,降低公司诉讼风险提供了经验证据.     

股权激励创新效应研究——基于研发投入的双重角色分析

本文以2008—2016年沪深A股204家实施股权激励的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首先从整体上实证检验股权激励与创新绩效的关系，然后从股权激励授予对象（管理层与核心员工）的视角，分析研发投入在二者股权激励与企业创新绩效之间的不同作用。结果表明，股权激励能够显著正向影响企业创新绩效，并且与管理层股权激励相比，核心员工股权激励对创新绩效的提升作用更明显；研发投入作为管理层股权激励与创新绩效之间的中介变量，其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比例为42%；在核心员工股权激励与创新绩效之间，研发投入则呈现出显著的正向调节作用。     

高级管理层股权激励对公司内部投资结构影响的研究

股份制公司中股东与高级管理层之间存在委托—代理关系,本文基于股东为风险中性,高级管理层为风险规避的假设,通过构建股权激励模型,探究了股权激励机制对高级管理层进行公司内部投资决策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高级管理层的努力水平与公司给予的股权激励比例以及公司内部投资结构中的风险投资比例正相关,与自身的努力成本负相关。同时,公司的股权激励比例与内部投资结构中的风险投资比例正相关,并且进一步得出股权激励比例的有效分布区间为[1/3,1/2]。     

股权激励对企业科技创新能力的影响

采用因子分析法,本文从科技创新的投入能力、科技创新的产出能力以及科技创新的成果转化能力构建了科技创新综合能力指标,研究不同终极控股股东特征环境中的管理层股权激励的实施对公司科技创新能力的影响效应。通过回归分析,本文发现,在终极控股股东两权匹配的环境中实施的管理层股权激励可以提升公司的科技创新能力;控股股东的控制权越大,股权激励对科技创新能力的促进作用越大。在终极控股股东两权分离的环境中实施的管理层股权激励会抑制公司的科技创新能力;控股股东的两权分离度越大,股权激励对公司科技创新能力的抑制效应越强;而且,国有控股股东与企业家型的民营控股股东环境中股权激励的实施对公司科技创新能力的影响并无显著性差异;但与企业家型民营终极控股股东相比,资本家型民营终极控股股东的两权分离程度对股权激励抑制科技创新能力的加剧作用更大。     

基于内生视角的股权激励与企业研发投入研究

    本文采用2006—2013年期间实施股权激励的公司为研究样本,以逆米尔斯比率作为管理层私人信息的计量变量,采用Heckman方法估计管理层私人信息,股权激励实施对研发投入的影响。研究结果发现：管理层私人信息与企业研发投入显著相关,即企业研发投入与股权激励实施具有内生性;在控制内生性基础上股权激励实施决策与之后三年企业的研发投入相关,即实施股权激励企业的管理层倾向于在之后的三年中增加企业研发投入。但结合样本选择模型结果,高管持股比例高以及高管薪酬高的企业越倾向于实施股权激励,说明实施股权激励是内部人控制的结果。因此,研发投入增加并不能被视为代理问题的缓解,实质是代理问题的表现结果,即激励效应与企业研发投入显著正相关是企业代理问题的表现结果,并非缓解企业代理问题。     

异质设计动机下的股权激励对产品创新能力的影响

在厘清股权激励对企业产品创新行为影响机理的基础上,本文采用案例研究方法,分析控股股东与管理层权力博弈结果对股权激励动机的影响,以及不同的股权激励设计动机对企业的产品创新行为的异质影响。研究发现,管理层权力主导和控股股东权力主导所造成的内部人控制问题,会使得股权激励沦为内部人谋取私有收益的工具,缩减提升公司竞争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但风险高、周期长的产品创新的投入,进而削弱产品创新的成果转化能力。只有在控股股东发挥积极监督治理的环境中实施的股权激励才具备提升创新投入和产出成果转化能力的作用。     

促进半导体产业创新发展的混合股权配置——基于组态视角研究

通过构建“控制权-股东结构-管理层持股”的模型,采用fs QCA法,探索提高半导体企业创新绩效的股权配置的方式。研究发现,存在“国企主导-混合制衡”“非国企主导-多元股权-股权激励”“多元股权-混合制衡-战略资本引领”“多元股权-混合制衡-股权激励”四种产生高创新绩效的混合股权配置组合;高混合股权制衡度是半导体企业获得高创新绩效的重要条件;战略资本与管理层股权激励之间有一定的替代关系。研究结论为推进半导体企业的双向混合所有制改革提供了实证证据。     

高管团队薪酬激励影响创新投入的实证分析

高管团队薪酬激励是否促进了企业创新投入？本文以企业高管团队薪酬激励政策与创新研发投入行为的关系为切入点，选取A股2009-2013年3862家上市公司作为观测样本，运用倾向得分法（PSM）克服样本选择偏误和内生性问题，综合采用多种匹配方法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1）整体而言，薪酬水平差距的提高并不能提高创新研发投入，但是股权激励却能对创新研发投入有显著正相关影响。（2）主板中股权激励对创新研发投入有显著正向影响，而薪酬水平差距在主板和创业板中都没有显著效果。（3）所有制性质对薪酬水平差距的影响不显著，但在非国有上市公司中股权激励变量与创新研发投入有显著正相关关系。（4）高新技术行业企业实施股权政策显著增加了企业创新研发投入，而薪酬水平差距则没有显著效果。（5）无风险投资参与的企业较有风险投资参与的企业对创新研发投入有显著正向效果。稳健性检验证实结论是可靠的。最后提出了高管团队薪酬激励创新投资的政策含义。     

环境保护税、高管股权激励与重污染企业绿色创新

为检验环境保护税对重污染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以及高管股权激励在二者关系中的调节作用,研究以中国A股工业上市公司2014—2021年的面板数据为样本,运用双重差分模型和调节效应模型进行分析。研究发现,与非重污染企业相比,环境保护税显著提升了重污染企业绿色创新;高管股权激励在环境保护税影响重污染企业绿色创新中起负向调节作用,即高管股权激励削弱了环境保护税对重污染企业绿色创新的促进关系;异质性分析发现,在国有企业、大规模企业和环保税税额标准提高地区企业中,环境保护税对重污染企业绿色创新的促进作用更加显著。结果表明政府应当继续加强环境保护税法等环境规制建设,企业应当制定合适的高管股权激励制度,进而推动重污染企业绿色创新。     

自主创新背景下我国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现状及其对策分析

在我国提倡自主创新的背景下,股权激励被视为调动技术和管理人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促进企业自主创新的有效激励机制.而我国上市公司已于2005年开始了实施真正意义上的股权激励计划.通过对已实施的股权激励计划从股权激励计划实施的年份、激励方式、股票来源以及与业绩的关系进行分析,为自主创新背景下股权激励计划的有效实施提供相应的对策和建议: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实施股票来源、激励方式可多样化,设计合理的绩效考核体系、进一步完善股权激励相关的政策法规等.     

中国制造业企业的研发投资:创新导向与激励机制的交互作用

利用2009年-2012年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的数据,结合企业行为理论和委托代理理论,研究创新导向和管理层激励对研发投资的交互作用。同时检验管理层激励与研发投资可能存在的非线性关系。研究结果表明,短期薪酬激励与创新导向对研发投资存在替代效应,而问题导向越明显,长期股权激励能够显著地促进企业研发投资。     

管理层持股、融资约束与创新绩效——基于融资约束中介作用的实证研究

本文以我国上市公司2012-2015的样本为对象，使用Hadlock等（2010）的SA指数构建了融资约束虚拟变量，通过递归模型实证研究了融资约束在管理层持股对公司研发投资和研发效率影响中的中介作用。结论显示管理层持股与融资约束是高度显著的U型关系，但与创新效率则是高度显著的倒U型关系，融资约束在管理层持股对创新效率的影响中显著地发挥了部分中介作用，而且管理层持股对公司融资约束和创新绩效的影响主要局限于非国有控股上市公司。本文的研究为明确我国公司管理层持股对公司创新的影响路径提供了新的证据，也为实施股权激励和提高公司创新绩效提供了有益的参考。     

管理层激励、机构投资者持股与企业异质研发

    本文旨在从异质性视角深入探讨管理层激励方式对企业研发投资的影响。在回顾相关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关于管理层股权激励和薪酬激励对企业异质研发投资影响以及机构投资者持股对影响关系调节效应的基本假设,并利用中国上市公司2007—2016年的面板数据,采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2SLS）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股权激励对研究投资和试验开发投资均有显著促进作用;薪酬激励对试验开发投资有正向影响,与研究投资间的关系则呈倒“U”型;随着持股比例的上升,机构投资者对企业投资决策的监督作用增强,这强化了股权激励对两种研发投资的促进作用,但薪酬激励对两种研发投资的影响被挤出;研发投资不仅可以提升企业当期绩效,对其未来绩效也有着积极影响,且研究投资和试验开发投资对企业未来绩效影响的持续期数存在明显差异。本文从异质性视角拓展了创新激励理论,对企业创新激励机制设计实践也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股权激励契约、技术创新与创新效率

本文以2010-2017年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运用多元线性回归、Tobit模型、PSM模型研究股权激励计划中契约要素对技术创新、创新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严格的行权条件减少了创新投入、增加了创新产出、提高了创新效率;较长的激励有效期增加了创新投入及产出、提高了创新效率,但是随着时间的延长,激励作用越弱,到第3年激励作用消失;核心员工股权激励增加了创新投入及产出,而高管股权激励减少了创新投入及产出。研究结论为企业设计恰当的股权激励契约要素提供实证证据。     

管理层风险激励模式、异质性与企业创新行为

本文基于2005年世界银行关于中国企业的投资环境调查数据,考察了管理层风险激励模式和异质性对企业创新行为的影响.研究表明：①管理层风险激励是企业创新行为的重要驱动力,但对于市场化程度较高的东部地区企业而言,短期风险激励的效果要逊于长期风险激励;②管理层任期与企业创新行为之间呈现倒U形曲线关系,即管理层任期过长容易使企业陷入“记忆僵化”的困局;③政治关系抑制了企业创新行为,但市场化程度有利于弱化政治关系对企业创新行为的抑制作用;④管理层的教育水平有利于推动企业创新,但在不同地区存在一定的差异性.通过工具变量回归发现,上述主要结果具有较强的稳健性.本文的结论为中国企业成功转型过程中如何有效治理管理层提供了经验参考.     

A股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的创新激励效应研究

本文基于A股2337家（次）上市公司2009-2013年的微观数据,运用OLS回归和倾向得分匹配法考察了我国上市公司实施的股权激励是否激励了企业创新。多种形式的OLS回归结果显示影响企业创新的主要因素是企业的创新传统、盈利能力和负债能力。OLS回归和倾向得分匹配法的处理结果都表明股权激励并没有显著提升我国企业的创新活动。改变匹配方法和对样本进行分年份、行业、规模、最终控制人性质等的匹配处理均证明股权激励没有明显的创新激励效应。这表明我国A股上市公司实施的股权激励还主要是一种福利型的制度安排,尚未发挥出创新激励效应,因此仍需加以改革完善。     

再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制度

以股票期权为主的股权激励制度,是迄今为止解决公司所有人与管理人之间代理问题最好的制度创新之一。这个制度创新在西方发达国家得到了普遍的应用,这种激励制度是否适用我国的企业至今仍存在极大的争论。通过对股权激励作用的分析,得出股权激励在我国可行的结论,并根据我国的具体情况提出了一些政策性建议。     

我国互联网企业股权激励的特征分析

随着互联网经济的快速发展,互联网企业对人才的竞争也愈发激烈,股权激励作为我国上市公司激励、挽留人才的常用工具,也被广泛应用在互联网企业中.从股权激励要素特征的角度出发,对《中国互联网企业100强》中在2006—2020年实施过股权激励计划的25家互联网企业实施的65项股权激励计划进行分析.研究发现:目前我国互联网企业在实施股权激励时主要以股票期权和限制性股票两种模式为主,激励对象更倾向于核心技术及业务人员,激励额度整体偏小;同时股权激励计划在行权条件和激励期限的设计上偏向于"福利型",存在多期股权激励计划同时实施的现象,并从股权激励的方案设计角度提出建议.     

高管团队人口特征、激励与创新绩效的关系研究——来自中国创业板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

本文以我国153家创业板上市公司2010-2011年的年报数据为样本,研究创业板上市公司高层管理团队(TMT)的内部人口特征与外部激励特征对公司创新绩效的影响.结果表明:TMT专业背景异质性、年龄异质性及任期异质性显著促进企业创新技术绩效;TMT教育程度、专业背景异质性、任期异质性显著促进企业创新财务绩效;TMT教育程度异质性显著促进企业创新战略绩效;TMT年度薪酬对公司绩效影响极不显著;TMT股权比例对技术绩效及战略绩效显著抑制.     

资本市场开放对我国制造业上市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基于公司治理的中介效应

将公司治理作为中介变量探究资本市场开放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机制。借助上海证券交易所A股上市制造业企业2012—2020年的非平衡面板数据,运用多时点的倾向得分匹配-双重差分（PSM-DID）方法实证资本市场开放对制造业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以及公司治理在其中的中介效应。结果发现：（1）沪港通制度实施能够显著提高制造业企业的研发创新投入;（2）沪港通政策能通过优化标的企业的公司治理水平,主要通过降低公司治理中的第一类和第二类代理成本促进企业进行技术创新;（3）沪港通政策对高新技术制造业企业研发投入的促进作用更加显著。为此提出政府应加强资本市场的基础设施建设、完善规则和监管制度等,而企业也应提高公司治理水平、加大创新投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