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高校科研经费投入对产出的门限效应

基于高校科研经费分配对科研产出存在一定的"门限条件",以人均科研经费拨入为判断标准,建立科研产出和科研经费的门限模型,采用2000至2012年的省级面板数据,分析中国高校科研经费投入对科研产出的影响。研究发现,科研拨入经费与科研产出之间存在显著的非线性关系;基于2000年的价格,门限值的均值分别为0.807万元和7.602万元;经费投入与科研产出之间的关系存在从负向到正向的变化。     

科研经费分配机制与科研产出的关系研究——以部分公立科研机构为例

近几年,我国科研经费的竞争性项目分配机制备受争议.搜集73家公立科研机构科研活动投入产出数据,对我国科研经费分配机制与科研产出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显示:竞争性科技项目经费投入对专利和论文的产出影响均不显著;来自企业的技术性收入对专利产出具有正向激励,但与论文产出无显著相关性;非竞争性的政府预算拨款对专利和论文均有较显著的正向激励,但控制研究所的属性后,其仅对专利产出影响显著.此外,还发现人员规模与论文和专利显著相关,很大程度上折射出我国科研评价的量化导向.     

政府科技经费投入、研发规模与高校基础研究科研产出的关系——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门槛回归分析

高等院校是基础研究工作的重要载体,运用Hansen面板门槛模型,以政府科研投入强度和人均政府投入科技经费为门槛变量,基于2010—2017年省际面板数据探讨政府科技经费投入和研发人员规模对高校基础研究科研产出的非线性影响关系。研究显示,二者对高校基础研究科研产出均存在双重门槛效应;政府投入强度处于中等区间为政府科技经费投入对基础研究产出的最优促进区间;人均科技经费达到一定水平才能充分发挥研发人员规模对基础研究的促进作用;强调资源配置和优化结构比单纯追求投入规模的增加对基础研究活动更有意义。我国整体上处于政府科研投入强度中等偏高、人均科技经费不足的情况,科研资源配置存在优化空间。     

中国高校经费投入、研发规模与科研产出——基于双门限模型的分析

基于科研经费和研发规模对科研产出的非线性影响预期,分别以人均经费、研发规模为标准建立了门限模型.根据2000—2012年省际面板数据的回归结果,分析了中国高校经费投入和研发规模对科研产出的影响.研究发现： 科研拨入经费与产出之间、研发规模与产出之间都存在显著的非线性关系;科研经费的影响从负向到正向变化,而研发规模的负效应由高到低逐渐减弱.研究结论有助于制订高校科研经费人均标准,推动高校科研团队组建及青年人才培养的政策考量     

新疆科研投入现状及问题分析

本文基于新疆2001—2013年科学与实验研究投入数据的统计,并且对新疆与全国的科研经费、科研投入强度、科研产出等方面进行差异比较分析,发现新疆科研投入存在的不足和问题,最后在此基础上提出拓展经费融资渠道、加大政府科研投入力度、保护科研人员知识产权等相关政策建议。     

省部级科研平台资源配置效能影响因素以及科研投入要素的阈值效应——以上海市医学领域重点实验室为例

进一步探索有利于实现省部级科研平台投入产出效能最优值的科技资源配置方式，以推动科研平台扩大其科技创新贡献。以上海市医学领域22家重点实验室为例，基于其2021年相关数据，在多视角整合框架下，分别利用单因素分析、限制性立方样条函数和广义可加模型等方法梳理实验室的资源配置现状、分析存在问题，并通过分段模型识别出科研要素投入的阈值效应。结果表明，所有科研要素投入与专利产出均不存在线性关系，高级职称人数、40～60岁人数两个变量与发表论文篇数有着显著正向影响。其中，实验室平台面积大小对平台产出无实际影响；总在研经费数和发表论文数量之间存在一种倒“U”型的非线性变化趋势，且存在一个临界值拐点，阈值为10 110万元；平台经费投入增加对发表论文篇数有着显著的正向刺激作用，但当总在研经费数到达阈值后其作用不再明显，斜率趋于平缓，达到饱和效应阶段。由此基于思考如何推动科研平台转型，将其“做宽做长”、做大做强，提升创新效能，提出加快建设大型公共仪器平台、改善平台治理机制、创新青年人才评价机制和推动平台转型等对策建议。     

基于课题组的农业科研绩效评价体系的构建与实证分析

本文以课题组为统计单元,就农业科研的投入与产出确定量化指标和权重,采用计量评价方法对浙江省农科院主要课题组科研产投情况进行实证分析,并探讨了课题组不同研究人数、不同研究类型、不同项目经费对科研产出影响以及科研产出对人年收入影响,初步构建并明确了适合农业科研院所的课题组绩效评价体系,提出了农业科研投入产出的主要特点与启示。     

基于面板数据模型的上海高校科研绩效评价的实证研究

以上海4所“985工程”和9所非“985工程”高校2000-2009年间的科技统计年报数据为分析对象,采用面板模型系统分析研究高校科研综合投入(R&D人力和R&D经费)对于高校科研成果(论文和专著)产出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R&D人力投入增加对论文产出增加和专著出版的影响较大,而对于三大检索系统发表论文的影响因子较小;R&D经费投入的增加对于科技论文,特别是三大检索系统发表论文的产出影响较大,而对专著出版的影响相对较小;综合投入对于不同类型高校的科研绩效的影响存在一定的差异.分析结果对于地方科技管理部门以及高校制订科技策略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浅析高等学校科研投入与产出

高校作为国家创新体系中基础研究和高科技领域原始创新的主力军肩负着人才培养、知识创新以及技术创新的重任。通过对高校科研投入（人员、经费）产出（论文、专利）效率的现状与质量进行分析,针对提升我国高校科研效率和自主创新能力提出建议。     

经费规模与科研产出——基于NSFC资助政策“净效应”的分析

科学研究离不开稳定持续的经费投入,科学合理的科研经费配置对提高科学基金资助成效尤为重要。采用双重差分（DID）方法,对NSFC面上项目2011年资助政策变化进行分析,检验了剔除项目不相关产出后经费增加对科研产出的影响,从而验证经费变化的政策“净效应”。研究发现：科学基金经费增加显著提升了科研产出数量和质量。而剔除不相关产出考虑政策“净效应”后,经费增加对项目产出质量提升更显著。通过异质性分析发现：经费规模增加对科研产出影响的政策“净效应”存在着“强者恒强”的作用,且中等规模团队在经费增加政策中受益更多。为进一步提高科研经费配置成效,可适当增加经费规模,引导科研人员“重质而非冲量”学术发表行为;科学基金针对不同人群实行精细化、差异化资助,提高资助政策精准化程度;进一步完善科学基金成果管理,应更加关注项目的实际产出。     

高校技术转移对科研产出的影响效应研究——科研资助的中介作用与调节作用

技术转移作为高校社会服务职能的重要体现形式，对高校科研活动究竟产生了何种影响是学术界关注的热点问题。本文以2008-2014年中国106所“211”及省部共建高校为样本，研究了高校技术转移对其论文产出和专利产出的影响效应，并对不同来源的科研资助（政府资助和企业资助）在高校技术转移与科研产出关系中的中介作用和调节作用分别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1）高校技术转移对论文产出的影响不显著，而对专利产出具有显著正向影响；（2）高校技术转移对其获取政府资助和企业资助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政府资助和企业资助在高校技术转移与专利产出关系中发挥积极的中介作用；（3）政府资助对高校技术转移与论文产出的关系具有显著的负向调节作用，而企业资助对高校技术转移与专利产出的关系具有显著的负向调节作用。     

重点研发计划立项分析及对科技计划管理的启示

针对国家科技计划在"十三五"期间改革后形成的5类计划之一的重点研发计划,基于2016-2019年9月完成的3批立项项目有关信息,从不同领域立项数和立项资助金额、牵头承担单位、立项区域分布等层面进行对比分析.结果 发现:国家对重点研发计划项目资助的力度和强度,除了基础配套领域,其他领域每年都有新的类型资助项目增加,社会环境领域项目数和经费数每年都排第一,高新技术领域次之,基础研究领域的重点专项投入最少,农业科技领域重点专项的投入不多且年均下降幅度最大,基础研究、农业科技领域的立项数和经费数明显低于前两个领域;与科研院所、企业相比,高校牵头承担项目数最多,项目平均经费却最低,这与高校牵头基础研究领域项目最多有一定关系,科研院所项目的 总经费和平均经费最高,企业的某单项经费最高;资助项目多数分布在北京、上海、广东、江苏等经济发达地区,北京的项目数约是排第二的上海的四倍.基于研究结果,对重点研发计划管理提出充分发挥产学研协同创新效应、促进区域间互补协调发展、深挖牵头承担单位潜能等建议,同时对国家科技计划管理提出加强顶层设计、提高研发起点和评审层次、引领科技发展方向、增设平台咨询服务功能以及以成果转化倒逼高质量实施等对策建议.     

“双一流”建设下我国药学学科的科研竞争力水平——来自48家高校院所的实证

为丰富从获取科研基金角度分析我国高校院所药学科研竞争力的研究,基于2005－2019年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NSFC）在药物学、药理学领域有关资助数据,从获取科研经费、基金项目负责人数量等维度构建改进的药学学科科研竞争力指数（PSCI）,以国内设有药学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的48家高校院所为实证对象,分析其药学学科科研资助情况、科研竞争力及变化趋势。结果显示：NSFC在药物学、药理学领域资助以面上项目和青年科学基金项目为主,资助项目数量和经费均呈现出先快速增长后平稳发展的态势,表明我国药物学与药理学领域基础研究水平已达一定高度;药学科研竞争力强的单位主要集中在东部沿海和北部沿海综合经济区;高校院所药学科研竞争力位次呈固化趋势,科研资源聚集现象显著。     

政府经费资助结构对高校科研创新的非对称性影响研究

基于2008—2017年115所“双一流”建设高校面板数据，运用动态面板数据模型，实证分析政府经费资助结构与高校科研创新间的关系。研究结果显示：（1）政府竞争性科技经费对高校科研创新产生倒“U”型影响；（2）政府非竞争性科技经费对高校科研创新产生正向影响；（3）高校类型对二者关系具有异质性调节作用；（4）不同地理区位下，政府经费资助结构对高校科研创新的影响强度以及高校类型的调节作用均存在差异。     

单项科研项目经费资助强度越大越好吗？——以人文社科项目为例

最近10多年来,我国人文社科单项项目经费资助强度稳步增长,但是项目经费资助强度的绩效问题目前研究比较缺乏。本文以教育部双一流建设高校为例,综合采用联立方程模型、面板门槛回归模型进行了深入研究。研究结果表明：项目经费强度对科研成果具有保障和激励机制;项目经费强度对学术论文的绩效总体较差,对学术著作的绩效尚可;近年来项目经费强度的绩效呈下降趋势;当科研成果较高时项目经费强度的绩效总体良好;学术论文和科研人员数量与项目经费强度负相关;人文社科研发人员的贡献大于研发经费。     

稳定拨款与项目资助的资助差异性研究———基于2009 - 2018 日本化学领域资助产出的数据分析

稳定拨款与项目资助是政府科研资助的两种主要模式。科学分析两种资助模式的差异性,对合理设计政府科研资助机制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以日本化学领域2009-2018年,稳定拨款与项目资助的产出所蕴含的多维科研活动特征信息为对象,从研究团队、研究内容、研究产出绩效三个维度入手构建了科研要素视角下的资助差异性分析框架。方法上,引入了深度学习算法,建立了针对化学领域的研究对象实体识别训练模型,实现了对研究对象实体的精准识别,为资助差异性的分析提供了事实基础。数据分析结果显示,稳定拨款与项目资助在多个维度均具有显著的差异性,稳定拨款资助下的科研活动更关注于研究问题本身,而项目资助下的科研活动则更多地体现了科学共同体对项目遴选的标准。结合数据分析结论,研究提出了应科学认识两种资助模式的差异性,合理布局、扬长避短,建立高效的政府科研资助机制的政策建议。     

我国政府资助的国际合作研究项目特征分析

国际科研合作是科学复杂化、科研人员专业化的产物,也是提升科学进步与发展的重要选择。分析我国政府支持的国际合作研究项目的资助特征及项目层面我国国际科研合作情况对科技政策制定者、科研管理人员制定与优化国际科研合作政策、管理规章制定等具有重要意义。本研究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2001-2018年资助的1053项“重大国际（地区）合作研究项目”为对象,通过数理统计、地理空间分析、社会网络分析的方法,从项目资助和合作网络两个层面分析“重大国际（地区）合作研究项目”的资助时间、地区、学科分布特征以及国家、机构合作网络特征。分析发现：?2001-2018年“重大国际（地区）合作研究项目”资助规模整体呈先快速上升后平稳发展的趋势。?从资助地区来看,2001-2018年我国共28个地区受到资助,东部地区是资助重点,北京、上海、江苏是资助的主要区域,且资助重心呈由东向西、由北向南的转移趋势,但总体转移幅度不大,我国西部和东北地区依然是资助的薄弱区域。?从资助学科领域来看,不同学科领域资助起始年存在差异,2007年之后资助的学科领域分布开始逐步稳定,其中,医学科学是受资助的重点学科领域,受资助数量呈上升趋势且明显高于其他学科领域;此外,2011年之后除医学科学领域之外各学科领域的资助比例趋于稳定。?从项目合作国家来看,我国共与38个国家（地区）开展过项目合作,但合作国家（地区）总体集中度较高,美、英、德三个国家为重点合作国家,美国与我国的合作最为突出;2001-2018年项目合作国家（地区）不断增加,中美合作强度最为突出,但总体集中于欧洲地区;?从项目合作机构来看,机构资助面越来越广,与国外合作越来越密切;合作网络的连通性不断提升,机构间信息交流越来越通畅;国内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上海交通大学、浙江大学、复旦大学和国外加州大学、德克萨斯大学是国内外合作开展项目较为频繁的机构。建议我国在国际合作研究项目层面进一步优化国际合作研究项目资助重心、调整国际合作研究项目资助领域比例、提高国际科研合作广度与深度。     

Evaluation in research funding agencies: Are structurally diverse teams biased against?

We analyze whether funding bodies are biased against diverse teams, which have often been linked to the production of transformative research. We develop a general framework that compares the drivers of success in the ex-ante grant decision process to the drivers of success in ex-post performance. We use our framework to systematically analyze the decisions of one of the major public funding organizations for scientific research worldwide, the UK's Engineering and Physical Sciences Research Council (EPSRC). We find that structurally diverse teams are not only penalized but are also biased against. Indeed, although teams that exhibit greater diversity in knowledge and skills, education, and/or scientific ability, are significantly less likely to obtain funding, they are generally more likely to be successful. Our mediating effects show that the evidence of a bias against diversity is weaker for teams led by prestigious researchers.     

美国STAR METRICS项目及其对我国科技评价的启示

联邦政府投资于科学,其产生的益处或者价值是什么？这是一个社会各界普遍关注的问题。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之后,奥巴马政府出台了总额为7870亿美元的一揽子刺激经济复苏方案,其中76亿美元被直接用于科学研究。为了向公众展示科学研究资金如何对美国经济社会产生影响,美国政府提出了STARMETRICS项目,旨在通过联邦政府和研究机构之间的合作,创建跨部门共享的数据库以及数据展示工具,从而对联邦R＆D投入的影响进行评价。对STARMETRICS项目的情况进行了深入地调研和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对我国科技评价的若干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