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质量对高技术产业绿色创新效率影响的异质性——基于产业集聚的门槛效应

针对推动经济高质量增长与实现生态可持续发展重要战略结合点的绿色创新效率问题,运用SBM模型,构建以高技术产业集聚为门槛变量的面板门槛模型,测算2008-2018年我国28个省份高技术产业绿色创新效率,实证分析创新质量对高技术产业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机理.结果 表明:在研究期内,28个省份高技术产业绿色创新效率稳步提升但尚有较大提升空间,并存在明显的空间差异特征,其中绿色创新效率东部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创新质量对东、中部高技术产业绿色创新效率存在基于产业集聚水平的双重门槛效应,门槛值分别为0.636、0.944,而西部当高技术产业集聚水平跨越0.363门槛值时,创新质量对绿色创新效率才会有显著促进作用;企业规模、劳动者素质、政府行为对高技术产业绿色创新效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对外开放显著抑制绿色创新效率提升.最后基于研究结论,提出综合考虑区域发展差异、充分发挥协同优化作用、积极实施人才引进战略等促进我国高技术产业绿色创新效率提升的对策建议.     

环境规制对我国制造业绿色工艺创新的影响——基于行业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以中国27个制造业行业2003—2011年的数据资料为样本,采用面板数据分析模型,实证分析了环境规制对中国制造业绿色工艺创新即期和滞后三期的影响。研究发现:环境规制对于中国制造业绿色工艺专利数的即期、滞后1期、2期和3期均产生了显著地正向影响,在滞后1期的促进效果最好,且在时间维度上呈"倒U型"关系,表明环境规制对中国制造业绿色工艺创新有明显的促进作用。基于成本角度详细解释了环境规制对中国制造业绿色工艺创新促进作用的原因,并就如何扩大环境规制对中国制造业绿色工艺创新的促进作用提出相对应的对策建议。     

中国城市绿色创新水平及影响因素贡献度分解

明晰城市绿色创新的驱动因素并识别不同因素的贡献程度对城市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本文采用2005-2016年中国专利全文数据库识别地级市层面的绿色专利数量，通过回归分解识别影响地区绿色创新水平差异的主要决定因素及其贡献度。本文发现：（1）我国的绿色创新水平呈现明显的区域发展不平衡特征，东部地区整体发展迅猛，中西部地区相对缓慢，不同城市的绿色创新产出呈现两极分化。（2）不同地区影响绿色创新产出的因素存在差异性。东部地区创新投入要素对绿色创新产出的边际影响更为明显，中部地区绿色创新产出受到经济发展指标、创新投入要素和政府行为的联合影响，西部地区绿色创新产出呈现出政府行为主导的特征。（3）对于不同类型的绿色专利，经济发展水平仍是各类专利产出不平衡的主要因素，而创新投入的要素作为影响创新产出的直接因素对不同类型绿色创新的影响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创新质量对高技术产业绿色创新效率影响的异质性研究 ——基于产业集聚的门槛效应

摘要：绿色创新已成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增长与实现生态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战略结合点。运用SBM模型测算2008-2018年全国内地28省市高技术产业绿色创新效率,构建以高技术产业集聚为门槛变量的面板门槛模型,实证分析创新质量对高技术产业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机理。结果表明：国内高技术产业绿色创新效率在研究期内稳步提升,但尚有较大提升空间;高技术产业绿色创新效率存在明显的空间差异特征,绿色创新效率东部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创新质量对高技术产业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存在基于高技术产业集聚水平的双重门槛效应,企业规模、劳动者素质、政府行为对绿色创新效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对外开放显著抑制绿色创新效率提升。     

基于Super-NSBM模型区域绿色创新效率及影响因素研究

基于两阶段创新价值链理论，将“三废”治理投资指标纳入两阶段绿色创新效率研究框架，利用超效率网络SBM模型测度2006—2019年区域工业企业两阶段绿色创新效率值，运用GMM模型验证影响因素的动态效果。结果显示：(1)我国绿色创新效率主要由东部地区拉动，中、西部地区需强化绿色创新研发活动，绿色创新成果沿长江流经省域呈T字形扩散；(2)34.48%的中、西部地区为低研发-低转化型，44.81%的中部、沿海地区为低研发-高转化型和高研发-低转化型，可按6种提升类型逐步提高各地区两阶段绿色创新效率；(3)绿色创新研发效率持续影响下一阶段研发活动，而绿色创新成果转化效率不具有延续性，两阶段绿色创新效率与产业聚集、环境规制均呈U型关系，与外商直接投资呈负向关系，绿色创新成果转化阶段需重视企业规模、研发投入的促进作用。     

——基于外商直接投资的中介效应检验

运用考虑非期望产出的SBM模型,在测度长江经济带沿线102个城市2004-2018年绿色创新效率的基础上,构建中介效应模型实证分析外商直接投资在环境规制对绿色创新效率影响的中介效应,并基于门槛回归模型,综合考察环境规制在不同FDI发展水平下对长江经济带沿线城市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机制。研究结果表明：(1)研究期内,长江经济带102个城市的绿色创新效率存在较大的空间非均衡性,长江上游和长江中游的绿色创新效率基本保持稳定,长江下游的平均绿色创新效率呈现出不断上升的趋势。(2)加强环境规制,对于绿色创新效率具有显著促进作用,外商直接投资在环境规制对城市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中具有部分中介作用,政府加强环境规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有效限制污染型行业外商直接投资的流入,从而促进长江经济带沿线城市进一步提升城市绿色创新效率。(3)在不同FDI发展区间内,环境规制对长江经济带沿线城市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方向并不相同,存在双门槛效应,跨过第一门槛值8.293后,环境规制对城市绿色创新效率由促进作用变为抑制作用,跨过第二门槛值11.695后,环境规制对城市绿色创新效率又再次变为促进作用。     

对外直接投资、环境规制与国内绿色技术创新

利用2005—2013年中国30个省级行政区的面板数据,实证分析环境规制视角下对外直接投资(OFDI)对国内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环境规制力度较强时,对外直接投资对提高国内的绿色技术创新能力具有显著的正向效应,且这一效应呈现出明显的地域差异,其中中部和西部地区的正向作用最为明显并显著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东部地区的影响效果最小。因此,在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不断增长的同时,要加强环境规制,确定适当的环境规制强度,提高对外直接投资企业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     

我国高新技术产业创新效率静态与动态测度

应用静态、动态效率测度模型,研究了2013—2021年我国高新技术产业创新效率整体和区域变化情况,并对高新技术产业创新效率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发现从静态模型测度,消除了环境变量和随机误差影响后,我国高新技术产业创新效率均值为0.725,还有一定的上升空间,且东、中、西部地区高新技术产业创新效率存在差异,表现为东>中>西;从动态模型测度,2013—2021年我国高新技术产业创新效率为1.009,表明从动态趋势上2013—2021年高新技术产业创新效率呈现上升趋势;从市场结构、政府投资、外商投资、劳动力素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这些影响因素均对高新技术产业投入松弛变量产生不同的显著影响。结果表明：在生产前沿的条件下,东部、中部、西部地区高新技术产业的技术还未达到有效;东、西部高新技术产业创新效率增长需要技术效率的提升,中部高新技术产业创新效率增长需要技术效率的提高和技术进步。     

环境规制对长江经济带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研究——基于外商直接投资的中介效应检验

运用考虑非期望产出的SBM模型,测度长江经济带沿线102个城市2004-2018年绿色创新效率,构建中介模型分析外商直接投资在环境规制对沿线城市绿色创新效率影响下的中介效应,并基于门槛回归模型考察环境规制在不同FDI发展水平下对城市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机制.研究表明,长江经济带沿线城市的绿色创新效率存在空间非均衡性;加强环境规制对沿线城市绿色创新效率具有显著促进作用,FDI在其中具有部分中介作用;环境规制对长江经济带沿线城市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基于FDI存在双门槛效应,呈现"N形"非线性关系.     

中国工业绿色创新绩效的地区差异及趋同性研究

基于工业绿色创新绩效的二象性特征构建评价体系对其进行综合评价,并引入基尼系数、泰尔指数和对数离差均值作为地区差异测度指标,对全国整体以及东部、中部和西部三大地区间、三大地区内的工业绿色创新绩效差异进行了对比分析;在此基础上,运用空间趋同模型实证分析了中国工业绿色创新绩效的趋同性。研究结果显示:中国各地区之间的工业绿色创新绩效差异显著;全国、东部、中部、西部的工业绿色创新绩效整体上均不存在!趋同,但是存在明显的β趋同。     

科技人力资源对工业绿色转型的门槛效应——基于环境规制的视角

系统分析中国36个工业行业绿色转型差异性结构,通过环境规制视角构建动态面板门槛模型,探析科技人力资源对于工业绿色转型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中国工业绿色转型水平较低,粗放与集约发展并存,且行业间存在显著差异性,转型过程呈现明显波动特征;中国科技人力资源对于工业绿色转型的作用存在显著的环境规制门槛效应,较低程度的环境规制水平并不利于科技人力资源对工业绿色转型的促进作用,产业环境规制强度增加并超过临界点后则在一定程度上降低这种不利影响,进而推动科技人力资源发挥正向促进效应。以期明晰中国工业绿色转型过程中不同行业环境规制程度的差异性与适应性,为探析科技人力资源对工业绿色转型的作用机制提供实践性政策参考。     

环境规制、民间投资与我国绿色技术创新

通过选取2006—2015年中国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不包括西藏和港澳台地区)的面板数据作为研究样本,对民间投资、环境规制与绿色技术创新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研究发现:从全国范围看,民间投资显著地促进了我国的绿色技术创新,而环境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为负。分地区来看,民间投资和环境规制对我国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具有区域差异性,东部和西部地区的民间投资显著地促进了绿色技术创新,中部地区的影响不显著;中西部地区的环境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显著,而东部地区的结果不显著。除此之外,研发投入、外商直接投资、产业结构等因素均对我国的绿色技术创新产生了积极影响。但是,我国的人力资本优势不明显,没有能够对我国的绿色技术创新产生积极影响。     

环境规制、绿色金融发展与企业技术创新

以制造业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对环境规制对于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以及绿色金融在其中的调节作用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环境规制对企业技术创新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这种促进作用在强融资约束企业中表现相对较弱;绿色金融发展对环境规制对于企业技术创新的促进效应具有显著地正向调节作用,且这种正向调节作用在强融资约束企业中表现得更为明显;与低环境规制强度地区相比,强环境规制地区的绿色金融发展对于环境规制与企业技术创新关系的正向调节作用相对更大。     

环境规制对绿色竞争力的影响机制研究 —基于中部地区的实证分析

为揭示环境规制对绿色竞争力的影响机制,测算中国中部六省绿色竞争力综合指数,并运用系统广义矩估计(SYS-GMM)与可行广义最小二乘法(FGLS)回归模型,分析环境规制对绿色竞争力的影响机制.研究表明:(1)中部六省2008-2017年绿色竞争力整体上有所上升,绿色竞争力时序均值得分湖北＞江西＞安徽＞湖南＞山西＞河南,2017年子系统得分为资源环境承载力＞经济增长绿化度＞政府政策支持度.(2)环境规制与绿色竞争力存在倒"U"型曲线关系,目前中部六省处在拐点的左侧,增加环境规制强度有利于绿色竞争力的提升.(3)科技创新对绿色竞争力的提高有负向影响,环境规制能够间接通过科技创新对绿色竞争力的提高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并为中部六省绿色竞争力提升提出采取柔性化市场手段鼓励环境保护、加大政策对科技的引导作用、推进产业结构高级化、推进绿色城镇化和扩大对外开放水平等对策建议.     

政府质量、环境规制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

绿色技术创新是提质增效与保护环境的关键所在。本文基于技术创新理论,选取我国30个省2000-2011年面板数据,研究政府质量、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直接影响及交互效应。通过运用Stata12.0实证研究得出：地方政府质量与环境规制均显著影响企业绿色产品创新和绿色工艺创新,地方政府质量正向调节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产品创新和绿色工艺创新的影响。研究表明提高地方政府质量与制订合理的环境政策,对促进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同等重要。     

组态视角下的工业绿色技术创新水平提升路径

工业绿色技术创新受到多种要素协同影响,为辨析最有利于（1）各地区工业绿色技术创新发展路径之间存在的异同,基于协同理论厘清外部环境因素对工业绿色技术创新作用机制,以我国30个省份为对象,运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以2013—2017年的有关数据均值作为评价依据,从组态视角探究多重并发因素和复杂因果机制下工业绿色技术创新的现实路径。结果发现：金融发展-环境规制主导和金融发展-政府支持主导是影响工业绿色产品创新的2种路径类型,影响绿色工艺创新的路径为金融发展-政府支持主导型,相应省份主要集中于东部;非高工业绿色产品创新和非高工业绿色工艺创新的影响路径分别为5条和8条,相应省份分布均匀且主要集中在中西部,其中节能环保支出和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以及节能环保支出和政府创新支持具有替代作用。基于研究结论,提出构建完善金融体系、加强政府创新支持、合理运用环境规制等建议。     

环境规制政策、环境执法与工业绿色创新能力提升

利用30个省2005~2014年的面板数据,研究了环境规制政策、环境执法对工业绿色创新能力的影响。结果表明:不同环境规制政策对工业绿色创新能力影响不同。从全国来看,"三同时"制度、环境排污制度、环境投诉处理率与工业绿色创新能力呈倒U型关系,污染治理制度与工业绿色创新能力呈正U型关系;研发投入、企业规模具有积极影响,而技术改造和市场制度具有消极影响。分地区来看,污染治理制度对东部地区工业绿色创新能力具有正U型关系;环境排污制度、环境投诉处理率对中部地区工业绿色创新能力具有倒U型影响,而污染治理制度存在正U型影响;环境立法对西部地区工业绿色创新能力具有负向影响,"三同时"制度、环境投诉处理率具有显著的倒U型影响。     

区域绿色创新效率评价与收敛性研究——基于组合DEA与空间计量视角

融合SBM模型、超效率DEA模型、共同前沿函数法以及DEA视窗分析模型构建我国区域绿色创新效率评价的组合DEA模型,对我国30个省级行政区绿色创新效率进行实证评价,并在对评价结果进行纵横分析的基础上采用空间计量模型分析其绝对β收敛性。研究结果表明:从横向看,无论是MEGIE还是GEGIE均存在明显的地域差异性,呈现从东部、中部到西部由高到低的阶梯式发展格局,且大部分地区绿色创新效率水平较低;从纵向看,东部、中部和西部的MEGIE和GEGIE均呈现不同程度的上升趋势,但三大区域内部具有不同的分异特征。我国区域绿色创新效率的空间相关性主要表现为误差项之间的交互效应,区域的MEGIE和GEGIE都存在显著的收敛特征,且在三大区域内部均存在着俱乐部趋同。     

科技人力资源是否有效促进了中国工业的绿色转型？基于环境规制的视角

当前,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问题迅速凸显,通过科技人力资源促进工业绿色转型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一环。本文基于Super-SBM系统分析中国工业行业绿色转型异质性结构,通过环境规制视角构建动态面板门槛模型,探析了科技人力资源对于工业绿色转型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中国工业绿色转型还有较大发展空间,粗放与集约发展并存,且存在显著异质性,其转型过程呈现明显波动特征。有趣的是,中国科技人力资源对于工业绿色转型的作用存在显著的环境规制异质门槛效应：较低程度的环境规制水平并不利于科技人力资源对工业绿色转型的促进作用,而随着产业环境规制强度的增加并超过“临界值”,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这种不利影响,进而推动了科技人力资源正向促进效应。     

绿色经济发展与政府环保行为的互动效应

随着环境规制联合治理体系的构建,政府规制工具的变更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当地绿色经济的发展现状,厘清两者间的互动反馈机制,有助于政府选择合适的规制手段推动绿色经济螺旋式上升。本文基于2007—2016年中国省际环境规制和经济投入产出的面板数据,采用非径向方向性距离函数构造绿色经济绩效指标,运用面板VAR模型测度环境规制体系互动视角下的绿色经济发展与各主体环保行为的互动效应。在此基础上,将绿色经济增长率分解为“追赶效应”“创新效应”和“领先效应”,分别探究东、中、西部地区3种效应与地方政府环保行为的互动影响。结果表明：①全国层面,绿色经济发展与政府偏好下的命令型环境规制呈互动正相关关系,形成“绿色经济发展—命令型环境规制”的螺旋上升机制,而与市场型环境规制手段负相关,同时虽然公众环保行为未有效助力绿色经济发展,但绿色经济仍对其存在拉动作用。②分地区考察发现,政府环保工具的选择存在显著的地区依赖特征。绿色经济绩效的提升致使东部地区致力于自主型环境规制的开发,但现阶段绿色经济发展仍依赖于市场型环境规制,中部地区政府环保更依赖于命令型环境规制,而西部地区现阶段并没有环保的意愿。③由于绿色技术的区别,地方政府的规制手段受到不同效应的差异化影响。各地区应综合考虑自身特征,因地制宜完善环境规制体系,设定阶段性技术创新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