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规制、技术创新对全要素碳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基于中国省域的空间面板数据分析

为探究环境规制政策是否能够实现碳减排和经济增长的“双红利”,本研究采用松弛模型的方向距离函数(SBM-DDF)模型和空间面板计量方法,通过测算2006-2016年中国省域全要素碳生产率,刻画中国省域全要素碳生产率的空间特征,进一步厘清环境规制、技术创新对全要素碳生产率的影响机理。研究结果显示：(1)中国各省份全要素碳生产率存在显著的空间集聚特征,其中高-高集聚(H-H)省份多位于东部沿海发达地区,而低-低集聚(L-L)省份多位中西部欠发达地区;(2)环境规制会促进全要素碳生产率的提升,且环境规制对全要素碳生产率的“本地效应”大于“邻地效应”;(3)技术创新在环境规制对全要素碳生产率的影响中存在部分中介效应。     

环境规制、技术创新与工业全要素生产率——对“强波特假说”的再检验

基于2007~2014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采用DEA-Malmquist方法对工业全要素生产率及其来源分解进行测算,进而对环境规制、技术创新和工业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关系进行检验。实证结果显示:我国工业全要素生产率年均增长约3.4%,增长的主要来源是技术进步;环境规制和技术创新呈显著正相关关系,技术创新又进一步促进工业全要素生产率,表明环境规制确实能够通过促进技术革新这一路径达到提高生产率的结果;环境规制和工业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呈"U型"抛物线关系,只有当环境规制强度达到某一"门槛"值后才能促进工业全要素生产率。研究表明"强波特假说"是否成立取决于环境规制的强度大小,实施更为严格的环境规制将有利于提高企业的生产率和竞争力。     

高强度的环境规制真能促进技术创新吗?——基于“波特假说”的再检验

以往研究不论是否支持"波特假说",但一个政策共识都是需要加大环境规制强度,以此促进技术创新。环境规制强度与技术创新真是线性关系吗?为此,首先利用我国1992-2009年的面板数据分别从全国与地区层面判断我国环境规制和技术创新的关系,进而利用非线性门槛面板模型实证研究我国环境规制和技术创新的"门槛效应"。研究表明: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存在地区差异,"波特假说"在较落后的中西部地区难以支持,而在较发达的东部地区则得到了很好的支持。这种地区差异主要是受到环境规制强度及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环境规制强度和技术创新之间呈现"U"型关系,只有环境规制强度跨越特定门槛值时,"波特假说"才能实现;经济发展水平则存在双重门槛,GDP跨越的门槛值越高,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越显著。环境规制强度与经济发展水平的双门槛效应能对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假说做出合理的解释。     

新型城镇化提升了中国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吗？

基于2006-2017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采用基于SBM方向性距离函数的GML指数法和熵值法分别测算了中国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和新型城镇化水平。在此基础上,通过构建空间计量模型和面板门槛模型,探讨了新型城镇化对中国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影响的空间溢出效应和门槛特征。研究结果表明：新型城镇化对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空间溢出效应显著,而且存在单一门槛效应。在经济发展水平跨过门槛值时,新型城镇化对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影响的负向效应逐渐减弱,各省份之间经济发展水平呈现出不均衡性,使得新型城镇化对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差异性明显。     

环境规制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机制研究

在经济新常态下,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成为政府和学界关注的热点话题。本文利用省级层面的环境规制数据和微观层面的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实证检验了中国地区环境规制强度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及其机制。研究发现,地区环境规制强度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即随着环境规制强度的提高,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会逐渐提高,但环境规制强度提高到一定程度后,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会下降。研究进一步发现,适宜的环境规制强度能激发企业的"创新补偿效应",从而不断弥补创新的"遵循成本",提高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本文使用了不同的环境规制强度指标,进行了稳健性检验,并用环保人数作为环境规制强度的工具变量来克服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研究结果表明,实施严格且适宜的环境规制可以实现环境保护和生产率提高的"双赢"结果。     

新型城镇化提升了中国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吗?——基于空间溢出效应及门槛特征

基于2006-2017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采用基于SBM方向性距离函数的GML指数法和熵值法测算30个省份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和新型城镇化水平;在此基础上,通过构建空间计量模型和面板门槛模型,探讨新型城镇化发展对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影响的空间溢出效应和门槛特征.结果表明:新型城镇化对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存在显著的负向空间溢出效应;以经济发展水平为门槛,新型城镇化对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存在单一门槛效应,跨过门槛值时新型城镇化对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影响的负向效应逐渐减弱;各省份经济发展水平呈现非均衡性,使得各地区新型城镇化对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影响的差异性明显,属于低门槛值的省份逐渐减少,而属于高门槛值的省份主要集中在东部地区.根据研究结论,建议各级地方政府在制定新型城镇化建设和农业生产政策时因地制宜,推动城镇向集约化、智能化和绿色化发展,并注重推动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协调发展,从而促进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     

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空间溢出效应

基于中国30个省市2007～2016年的数据,采用动态空间杜宾模型,实证检验了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及其空间溢出效应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表明:我国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显著的"时间惯性"及"空间溢出"效应;在控制了产业结构、能源结构、外商直接投资、环境规制、城镇化水平等因素后,生产性服务业多样化集聚不仅对本地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有积极影响,而且对相邻地区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产生显著的促进作用;生产性服务业专业化集聚有利于本地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但对相邻地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有明显的负向空间溢出效应。     

资源环境约束下中国ETFP演变的空间计量分析

采用SBM-DDF-SML与空间计量模型相结合的方法对2005～2016年资源环境约束下全要素生产率进行测度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环境全要素生产率在2005～2016年成上升趋势,且各省市在增长率方面均呈现出显著差异。环境全要素生产率增幅普遍高于市场全要素生产率增幅,呈现出波浪式"W"型变化规律。计量结果表明环境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具有显著的空间集聚性和空间溢出性,经济发展、技术创新、能源效率提高、资源禀赋和产业结构优化对环境全要素生产率有显著正向影响;当前外商直接投资、企业所有制结构、能源结构和环境政策呈现抑制作用。研究认为,国家应建立行之有效的区域环境污染治理联动机制,提高环境全要素生产率正的空间外溢性;加大研发投入,构建绿色技术创新体系;改变现阶段不灵活、一刀切的环境规制方式,因地制宜地构建绿色、多样的环境规制体系。     

环境规制与绿色技术创新的动态关联研究 ——基于“波特假说”的再检验

为检视不同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的有效性,本文采用基准回归模型、中介效应模型、门槛效应模型分析了四类环境规制工具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之间的关系,对“波特假说”的中国实践进行了再检验。研究发现,与环境行政处罚、地区环境政策法规相比,排污费征缴、政府节能环保财政支出更有助于推动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反映出不同环境规制工具的选取对绿色技术创新影响的差异性。进一步通过中介效应模型和门槛回归模型分析,排污费征缴和政府节能环保财政支出均可通过提升企业研发投入强度来推动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但是四类环境规制工具的效果随着各自强度提升呈现出差异化特点,排污费征缴、政府节能环保财政支出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由负变正、由不显著变显著,环境行政处罚随着强度提高却更加阻碍企业绿色技术创新,而无论地区环境政策法规的强度如何,其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均不显著。     

行业特征、环境管制与生产率增长——基于“波特假说”的检验

运用全局ML指数测算了同时考虑能源和环境约束的中国工业行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并运用统计学中的聚类分析方法将测算结果聚为三类:高质量产业、中间质量产业和低质量产业。结论表明,高质量产业的环境规制强度维持在一个较高的水平上,而中间质量产业和低质量产业环境规制强度较为薄弱;我国工业的环境规制显著地改善了企业的生产效率,研究结论支持"波特假说"。政府可以通过适当的环境规制政策工具,达到环境保护和经济增长的双赢。     

低碳门槛下绿色创新补贴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

在碳减排门槛效应下,考察了绿色创新与低碳补贴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揭示了从高碳向低碳转变的制约因素。考虑了企业与政府的碳决策目标差异,将全要素生产率分为不含环境因素的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和包含环境因素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基于中国2006—2017年省际及重点碳源行业A股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进行门槛效应检验,结果显示：①在绿色创新与低碳补贴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中,碳减排具有显著的门槛效应;②当碳排放总量处于低位时,绿色创新与低碳补贴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有促进作用,超出碳高位的补贴将会失效;当碳排放强度处于中位时,低碳补贴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有积极影响;③碳减排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呈“S”型关系,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呈正“U”型关系,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也有正“U”型关系。因此,绿色创新与低碳补贴应契合碳减排的阶段性特征,选择有效路径,为全要素生产率协调增长提供重要借鉴。     

中国区域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空间溢出效应研究

运用DEA-Malmquist指数法测度了2007～2016年中国省域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及分解指数,并引入空间Durbin计量模型分析区域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空间溢出效应及影响因素。结果表明:技术效率的改善是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主要动因,而技术变化起着负面影响;省级区域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存在明显的空间溢出作用,并且这种空间溢出作用在逐渐加强。同时,各省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对本省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有显著正向促进作用,产业结构、能源消费结构、外商直接投资、污染治理力度在一定程度上阻碍本省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一个省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对除本省市外的其他省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有显著正向影响,产业结构和能源消费结构对除本省市外的其他省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有显著负面效果。     

工业集聚对城市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基于粤港澳大湾区9个城市的实证检验

将能源和环境作为投入要素纳入传统的产出密度模型,就工业集聚对城市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机制进行理论阐释.在此基础上,以2003-2018年粤港澳大湾区9个城市的数据为样本,采用考虑非期望产出的超效率SBM模型对城市绿色创新效率进行测算,并运用空间杜宾模型和面板门槛模型实证检验工业集聚对城市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结果 表明,粤港澳大湾区9个城市的绿色创新效率整体呈波动上升趋势,但城市间差异显著;城市绿色创新效率存在显著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工业集聚对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呈倒"U"型;工业集聚对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显著存在环境规制、工业企业规模和政府支持力度的门槛效应.基于此,提出促进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绿色创新效率全面提升的政策建议.     

环境规制对工业绿色发展的影响及调节效应——来自差异化环境规制工具视角的解释

从影响及调节的角度切入,采用SBM-ML指数法、面板门槛和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厘清我国环境政策自深化稳定以来差异化环境规制工具与工业绿色发展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显示:(1)命令控制型与公众自愿型环境规制工具对工业绿色发展的影响效应随规制强度增加呈倒“U”型趋势,但前者影响更大;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工具对工业绿色发展的影响效应则与规制强度成反比。(2)短期内命令控制型与公众自愿型环境规制工具对工业绿色发展的调节效应灵活且相反,但后者幅度更大;长期内则有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工具对工业绿色发展呈持续正向调节。基于研究结论,提出综合差异化环境规制工具建立一个平衡、动态协调的环境规制混合系统的建议。     

异质性环境规制、制度质量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本文基于2007-2018年中国30个地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GTFP)的面板数据,采用静态、动态空间杜宾计量模型探究异质性环境规制、制度质量对GTFP的影响机制。结果表明GTFP的改进具有时间惯性和空间溢出效应,其中市场命令型和群众参与型环境规制行为、制度质量提升均表现为积极的助推效应,对东部地区效果尤为显著。而命令控制型手段的竞次效应抑制了GTFP的改进。运用门限回归模型证明制度质量作为门限变量,三类规制手段在突破门限值后分别呈现为“分化效应”、“加速效应”和“收敛效应”,并利用分位数模型证明三类规制手段的区域适用性。最后使用中介效应检验表明资源配置效率、技术效率的改善是加强环境规制和提升制度质量实现GTFP改善的重要途径。中国各区域应根据自身特点制定具有针对性的环境规制政策,继续发挥制度质量的调节效应,形成环境规制和制度质量的合力驱动逐顶竞争,实现治污减排和技术效率改善的双赢局面。     

差异化环境规制工具对工业绿色发展的影响及调节研究

从影响及调节的角度切入,采用SBM-ML指数法、面板门槛和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厘清我国环境政策自深化稳定以来差异化环境规制工具与工业绿色发展之间的关系。结果显示：(1)命令控制型与公众自愿型环境规制工具对工业绿色发展的影响效应随规制强度增加呈倒“U”型趋势,但前者影响更大；市场激励型则与规制强度成反比。(2)短期内命令控制型与公众自愿型环境规制工具对工业绿色发展的调节效应灵活且相反,但后者幅度更大；长期内则有市场激励型持续正向调节。至此,提出综合差异化环境规制工具建立一个平衡、动态协调的环境规制混合系统的建议。     

环境规制下污染密集型产业的熊彼特利润测算

环境规制引发技术创新效应大小是实现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双赢"局面的关键。本文首先借助诺德豪斯的熊彼特利润理论模型阐明了熊彼特利润的产生机制,然后运用Malmquist-Luenberger指数方法测算了1998—2009年污染密集型产业包含资源使用量和CO2排放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及其分解。并在此基础上分别对比测算了中国污染密集型产业有无环境规制的熊彼特利润大小。测算结果表明:环境规制影响了污染密集型产业的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环境规制并没有促进污染密集型产业中生产者的科技创新水平;环境规制降低了污染密集型产业的熊彼特利润。     

数字经济如何影响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来自中国地级市的证据

基于2011—2020年中国地级市面板数据,运用多种计量方法探究了数字经济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具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主要推动绿色技术进步。产业结构升级和要素配置扭曲缓解在其中发挥中介作用。数字经济是资源型城市打破“资源诅咒”的关键因素,但数字经济发展不均衡会导致中心城市与外围城市存在“数字鸿沟”。从时间效应来看,产业数字化和数字产业化等数字经济细分维度的发展是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持久动力。最后,基于DID模型评估政策效应表明,数字化经济政策也有利于提升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环境规制与绿色技术创新的动态关联——基于“波特假说”的再检验

为检视不同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的有效性,采用基准回归模型、中介效应模型、门槛效应模型分析4类环境规制工具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之间的关系,对"波特假说"的中国实践进行再检验,研究发现与环境行政处罚、地区环境政策法规相比,排污费征缴、政府节能环保财政支出更有助于推动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反映出不同环境规制工具的选取对绿色技术创新影响的差异性。进一步通过中介效应模型和门槛回归模型分析发现,排污费征缴和政府节能环保财政支出均可通过提升企业研发投入强度来推动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但是4类环境规制工具的效果随着各自实施强度提升呈现出差异化特点,排污费征缴、政府节能环保财政支出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由负变正、由不显著变显著,环境行政处罚随着强度提高却更加阻碍企业绿色技术创新,而无论地区环境政策法规的强度如何,其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均不显著。     

资源依赖视角下金融集聚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

【目的】旨在引导资源型城市和非资源型城市通过合理布局金融资源以提升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方法】以2007—2019年中国153个非资源型城市和113个资源型城市作为研究样本,构建静态面板模型和面板门槛模型,检验资源依赖视角下金融集聚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产生的影响。【结果】(1)整体来看,在非资源型城市中,金融集聚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呈正相关;在资源型城市中,金融集聚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呈负相关。(2)构建以金融集聚为门槛的面板门槛模型时,在非资源型城市中,促进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金融集聚区间为[0.000,0.475],在资源型城市中抑制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金融集聚区间为[0.000, 0.385]和[0.475,+∞]。(3)构建以资源依赖为门槛的面板门槛模型时,在非资源型城市中,不存在显著的门槛效应;在资源型城市中,当资源依赖程度大于0.018时,金融集聚将会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产生抑制作用。(4)在成长型、成熟型和衰退型资源型城市中,金融集聚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呈负相关;只有在再生型资源型城市中,金融集聚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呈正相关。【结论】地方政府在合理规划金融资源集聚的过程中,应兼顾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