鄱阳湖地区城市资源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评价

在鄱阳湖地区城市化和经济快速发展过程中,资源环境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越来越凸显。本文基于这种背景,构建了鄱阳湖地区城市资源环境质量及经济发展水平综合评价的指标体系,采用主成分赋权法和模糊隶属度函数法,对2007年,2008年,2009年这3年鄱阳湖地区6个城市（南昌、景德镇、九江、新余、鹰潭、抚州）的资源环境质量和经济发展水平进行综合评价。在此基础上,给出资源环境和城市经济发展的协调度与协调发展度的计算模型,并划分出协调发展类型,对协调性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鄱阳湖地区6个城市资源环境质量与经济发展水平之间协调性存在较大差别,南昌属于良好协调发展类资源滞后型,新余属于勉强协调发展类资源滞后型,景德镇属于勉强协调发展类经济滞后型,九江属于勉强协调发展类经济滞后型,鹰潭和抚州都属于中度失调衰退类经济受损型。     

枣庄市循环经济与协同进化研究

从协同论的角度分析循环经济对煤炭城市系统发展的作用。通过建立煤炭城市系统演化模型,证明循环经济是煤炭城市系统协同进化的序参量。并以此为基础建立煤炭城市协调度评价指标体系,计算并分析枣庄市协调发展状况,得出枣庄市整体协调度不高,波动幅度较大,协同发展能力不足的结论。     

西北民族地区城镇化与信息化耦合度分析

运用熵值综合评价法和耦合法,着眼于研究2002-2011年西北民族地区的城镇化和信息化协调发展水平。根据研究数据分析显示:总体上,西北民族地区城镇化与信息化协调发展度较低,城镇化发展较为超前,信息化发展较为滞后;城镇化与信息化的耦合度、协调发展度呈区域不平衡现象,工业发展好、城市规模大的城市,其城镇化与信息化的协调发展度较好,而工业发展较为薄弱、城市规模小的城市,其协调发展度较差;城镇化与信息化的耦合度、协调发展度呈收敛趋势。文章就此提出政策建议,认为应大力推进信息化建设,提高信息化水平;大力发展工业、推进大中型城市的发展。     

四链互动视角下军民融合产业协调发展评价

首先设计出军民融合产业协调发展过程中的"政策链-创新链-产业链-价值链"四链互动模型,利用微笑曲线和武藏曲线来诠释军工企业和民品企业的价值链状况,以技术生命周期为时间维度归纳出军工企业与民品企业之间的价值链融合途径。其次构建出军民融合产业协调发展的评价指标体系,并引入系统动力学协调度模型,设计出军民融合产业协调发展的评价方法。最后结合实例分析,对四链互动视角下军民融合产业协调发展状况进行评价,实证分析结果表明,2012—2016年内样本城市的三螺旋系统与军民融合价值链系统的耦合协调度水平不断提升,亦即该市的军民融合产业呈现出从基本协调到协调的相互促进状态。     

绿色发展评价及实证分析

绿色发展的核心是实现经济和环境的协调发展.文章提出,绿色发展其内涵包含两方面:一是经济发展过程中要坚持环境保护和资源节约利用;二是环境保护和资源节约利用有助于推动经济发展.绿色发展评价体系应包括经济发展评价和环境发展评价以及两者发展的协调性评价.文章以天津城市经济发展和环境发展数据为例进行城市绿色发展评价的实证分析.     

煤炭矿区可持续协调发展评价的实证分析

根据区域系统协调分析与评价的一般思路,建立了矿区协调发展多层次评价指标体系,采用模糊综合评价法对矿区可持续协调发展水平进行综合评价,并综合协调度与系统协调发展水平,确定矿区系统协调发展度阈值,从而对矿区系统协调发展状况进行定量分析与评价,并选取具体矿区进行实证分析.     

城市化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评价研究——以长江三角洲城市群为例

城市群是城市区域化发展的一种重要形式,也是一个地区经济力量在空间上的集中表现,城市群内各城市的城市化水平高低是衡量城市发展的重要标准.但盲目的提高城市化的水平而忽视生态环境的保护会使城市群的发展具有不可持续性,从而降低城市群在区域发展中的带动作用.为了使城市群能够健康持续的发展,本文以长江三角洲城市群为例,针对城市群的城市化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首先构建了城市化与生态环境发展水平的评价指标体系,然后运用主客观相结合的方法确定了城市化与生态环境各指标的权重,并对长江三角洲城市群16个城市的城市化与生态环境发展水平进行了计算,根据协调发展度模型对16个城市城市化与生态环境的协调发展程度进行了测算,依据测度结果将16个城市划分为4种发展类型,并对每一种发展类型的城市进行了分析,最后对评价结果进行了总结.     

新型城镇化与产业结构演变协调发展度测度研究——-以湖南省为例的实证分析

根据生态系统理论,构建新型城镇化与产业结构演变协调发展评价指标体系,综合运用熵权法、层次分析法和主成分分析法对指标赋权,借助城镇化与产业结构协调发展定量评价模型,对湖南省2000-2015年新型城镇化与产业结构演变协调发展度动态变化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从时间维度看,新型城镇化和产业结构演变综合发展水平均呈不同程度上升趋势,前者明显快于后者,两系统时间性协调存在不均衡性;从结构功能看,两系统相互作用不明显,整体功能性尚未得到充分发挥;从动态趋势看,两系统协调发展呈现良好势头,协调发展度不断提高,但协调类型从城镇化滞后转变为产业结构滞后;各市协调发展度存在不均衡性,东部城市远高于中西部城市。     

新型城镇化与产业结构演变协调发展度测度研究——-以湖南省为例的实证分析

根据生态系统理论，构建新型城镇化与产业结构演变协调发展评价指标体系，综合运用熵权法、层次分析法和主成分分析法对指标赋权，借助城镇化与产业结构协调发展定量评价模型，对湖南省2000-2015年新型城镇化与产业结构演变协调发展度动态变化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从时间维度看，新型城镇化和产业结构演变综合发展水平均呈不同程度上升趋势，前者明显快于后者，两系统时间性协调存在不均衡性；从结构功能看，两系统相互作用不明显，整体功能性尚未得到充分发挥；从动态趋势看，两系统协调发展呈现良好势头，协调发展度不断提高，但协调类型从城镇化滞后转变为产业结构滞后；各市协调发展度存在不均衡性，东部城市远高于中西部城市。     

江西省新型工业化与新型城镇化协调发展研究

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协调发展是促进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基于新型工业化与新型城镇化协调发展的内涵,构建了新型工业化与新型城镇化的评价指标体系,引入协调发展度模型综合评价江西省二者协调发展水平.研究发现：江西省新型工业化水平整体上滞后于新型城镇化水平;新型工业化与新型城镇化协调发展度空间分异规律明显,西北部城市协调发展水平高于其他地区;从两大子系统内部差异探寻新型工业化与新型城镇化失调的成因.在此基础上提出相关对策建议.     

基于GM（1，N） 的小城镇协调发展综合评价模型及其应用

小城镇作为社会、经济、资源与环境的复合生态系统,其协调发展是一个多复杂因素组成的动态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各子系统的发展状态及其相互关系是影响到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关键问题。在本文分析小城镇协调发展过程基础上,借助GM（1,N）模型和多元统计分析,以各子系统以及整个小城镇的发展是否趋于协调为标准,建立了小城镇协调发展综合评价模型。然后,利用该模型对浙江省东阳市横店镇以及其他几个国家可持续发展实验区（孟庄镇、毛集镇、清溪镇、邱隘镇）在1993年～2001年间的协调发展趋势进行分析,结果表明,这些城镇在1993年～2001年期间的发展协调性虽然具有一定的波动,但整体趋势是不断趋于协调的,这与国家成立可持续发展实验区以后的各小城镇的实际发展状况是相一致的,结果也证明了模型的有效性。     

科技投入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评价研究

科技投入是科技活动的源头,是实现产业升级、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前提.以黑龙江省为例,通过建立科技投入与区域经济发展评价指标体系,运用因子分析方法对黑龙江省1999-2008年科技投入与区域经济发展的综合水平进行了测度,并根据测度综合水平与回归分析结果,利用所构建的科技投入和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度模型,对科技投入与经济发展协调状况进行定量测算,最后基于实证分析科技投入与经济协调发展中存在问题,并结合实际提出若干建议.     

一流大学建设中高校科技创新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研究

随着知识经济的到来,大学逐步走向社会的中心。大学的职能也随着社会的需求而不断发生变化。一流大学科技创新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是实现其大学职能的显著特征,也是汇聚办学资源、实现大学内涵式发展的必由之路。通过分析部分一流大学科技创新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境况,指出当前存在的质量有待提升、服务发展不平衡、协议落实不足等问题,提出在一流大学建设中高校科技创新要破除旧有思想观念、开发校内既有资源、着力优化服务体系、推进政府、大学、企业协同治理,以全面提升大学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     

中国区域高等教育与科技创新协调发展测度实证研究

引入波特“钻石模型”构建中国区域高等教育与科技创新协调发展评价指标体系,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评估并解读两者复杂耦合关系。结果表明,区域高等教育与科技创新耦合作用强;区域高等教育超前、同步与滞后于科技创新发展情况共同存在;区域高等教育与科技创新协调发展程度不佳、整体水平偏低、区域差异显著,仅广东和江苏为良好协调发展类,尚未有区域达到优质协调发展类。最后,提出政府加强教育与科技资源统筹协调、促进企业与高校互动式发展等方面的提升策略。     

我国科技与经济社会发展协调度的测度研究

基于科技与经济社会发展的耦合性构建科技与经济社会发展协调度的评价指标体系,采用主客观相结合的方法确定评价体系的各指标权重,利用协调度模型,从省际差异的宏观角度对全国29个省市的科技与经济社会发展协调程度进行分析。分析表明科技与经济社会发展存在正向的互动关系,各地科技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协调程度存在显著差异,各省区科技发展失衡现象比较突出,应加强对科技落后地区的科技管理,这对于协调我国科技与经济社会发展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     

中国人工智能产业科技创新能力测度及趋势演进

基于2009—2018年省域面板数据,运用G1-CRITIC组合赋权方法测度中国三大经济圈人工智能产业科技创新能力,并采用Kernel密度估计、空间Markov链分析方法从时空维度考察三大经济圈人工智能产业科技创新能力分布动态和长期演进趋势。研究发现：(1)三大经济圈人工智能产业科技创新能力呈上升态势,但其梯度特征明显,长三角经济圈人工智能产业科技创新能力处于绝对领先地位,泛珠三角与环渤海经济圈处于较低水平;(2)三大经济圈人工智能产业科技创新能力“极化效应”加剧,长三角、泛珠三角及环渤海经济圈均存在多极分化趋势,且呈现明显层级结构,空间集聚效应显著;(3)由于经济圈内部省份之间的空间交互影响和正向溢出效应,人工智能产业科技创新能力的“俱乐部趋同”现象和“马太效应”有所缓解,且趋同过程不独立,空间溢出效应的异质性持续存在。     

我国农业区水资源-能源-粮食系统协调适配与农业产出——基于人力资本门槛效应的实证

基于2012—2016年我国40个农业区域的面板数据,在考虑人力资本差异的情况下,建立耦合评价模型和面板门槛模型,测度农业区水资源-能源-粮食(WEF)三大主要资源的协调适配程度,并以此为基础,探索WEF系统的协调适配对农业产出的影响。研究发现,(1)我国大部分农业区WEF系统处于临界适配区或耦合失谐区,整体上投入产出存在不匹配的现象,投入要素冗余严重,资源配置效率偏低。(2)WEF系统协调适配与农业产出存在双重门槛,只有当农业从业人员达到较高教育水平时,WEF系统的协调适配对农业产出呈现显著的促进作用。     

中国生态文明综合评价及环境、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研究

以生态文明理论为核心,以系统间耦合协调发展为导向,运用层次分析法和主成分分析法,研究建立了环境保护、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三大子系统,12个要素,64个指标因子的生态文明综合评价体系,并以此为依据进行系统间协调发展度的研究,从全国和省域两个尺度分析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和协调发展的时空演化规律。运用1990-2010年全国尺度的时序数据进行分析,表明21年间中国生态文明建设水平持续提高,环境与经济、社会之间的协调发展能力不断加强。以中国省域为对象,定量研究其生态文明建设水平和协调发展度的空间分布规律,评价结果显示各省份存在着显著的区域差异,协调发展度基本呈现东部地区高于中西部地区的格局,但生态文明指数的空间分布状况并不完全符合东高西低的特征,并依据评价结果将中国31个省份划分为5个不同的发展类型,提出了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     

城市社区组织的治理结构效应分析——基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视角

在社区社会管理中,社区组织既是一个重要的管理者,又是一支推进社区协调发展的重要力量。社区组织之所以具有促进社会协调发展的作用,主要取决于社区组织所具有的身份治理和契约治理两重属性。在我国现阶段的社会经济发展条件下,身份治理是行政管理节约管理成本的工具;交易契约内部化是组织管理节约市场交易成本的工具。这两个方面效应综合作用的结果,实现了社区社会治理的相对低成本和高效率的组织目标。     

基于GRA的互联网经济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测度模型研究

[目的/意义]旨在为推进互联网经济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提供参考。[方法/过程]以系统间耦合协调发展为导向,整合互联网经济与生态环境两大子系统5个要素,27个指标因子,构建互联网经济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测度模型。以2017年统计数据测算中国31个省级行政区域互联网经济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度。[结果/结论]构建的互联网经济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测度模型可行性高,能反映中国互联网经济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的整体情况。中国互联网经济与生态环境与区域发展不平衡,协调发展整体水平较低,呈现东部沿海高于中部、西部地区,东北地区高于西南地区的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