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管持股与研发投资:利益趋同效应还是管理防御效应?——基于高新技术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

运用高新技术上市公司2008—2011年面板数据,实证研究了高管持股与研发投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对于研发投资战略,高管持股比例较低时具有利益趋同效应,随着持股比例增加,产生管理防御效应;股权性质微弱负向调节公司研发投资强度与高管持股之间的关系;股权集中度负向调节公司研发投资强度与高管持股之间的关系;股权制衡度微弱正向调节公司研发投资强度与高管持股之间关系.因此,适度的高管持股比例及制约大股东控制的影响将有利于公司加大研发投资     

创业板上市公司研发投入对成长性的影响研究——基于股权结构的调节作用

以公司治理为起点,以创业板科技类上市公司2011—2015年数据为样本,构建股权结构与研发投入的交互项,研究股权结构对研发投入与企业成长性关系的调节作用。实证结果表明,(1)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对研发投入与企业成长性具有负调节作用,"一股独大"阻碍企业创新研发成果转化;(2)前五大股东持股比例之和显著正向调节研发投入与企业成长性的关系;(3)股权制衡对研发投入与成长性关系具有显著正向调节作用。     

中国航空装备制造企业研发投资的驱动因素北大核心CSSCI

经营者报酬与政府规制是驱动中国航空装备制造企业增加研发投资的内外驱动因素。本文以2007—2014年在中国深沪A股上市的中国航空装备制造企业的为样本,运用多元回归分析模型,实证分析了经营者报酬和政府规制对企业研发投资的直接影响关系和交互影响关系。研究发现:经营者持股、经营者年薪和税费返还对企业研发投资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关系,政府补贴对企业研发投资具有正向影响关系,但不显著;经营者持股与年薪报酬、政府补贴与税费返还对企业研发投资的交互作用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关系。     

中国航空装备制造企业研发投资的驱动因素

经营者报酬与政府规制是驱动中国航空装备制造企业增加研发投资的内外驱动因素。本文以2007—2014年在中国深沪A股上市的中国航空装备制造企业的为样本,运用多元回归分析模型,实证分析了经营者报酬和政府规制对企业研发投资的直接影响关系和交互影响关系。研究发现:经营者持股、经营者年薪和税费返还对企业研发投资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关系,政府补贴对企业研发投资具有正向影响关系,但不显著;经营者持股与年薪报酬、政府补贴与税费返还对企业研发投资的交互作用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关系。     

高研发强度企业一定有更多的探索性创新吗?

探索性创新能够基于现有知识基础产生更加明显的变化,并促进企业发现新机遇,其重要性日趋增长。以中国A股上市企业2011—2015年的数据为样本,对企业研发强度与探索性创新的关系以及技术机会和财务冗余对两者关系的调节效应进行检验。实证表明:总体而言高研发强度的企业往往探索性创新更少;两者之间的关系受到显著的调节效应,调节变量能够促进研发强度对探索性创新的激发作用。两种调节变量之间存在补充作用,能够积极缓解低水平技术机会或财务冗余对于研发强度与企业探索性创新之间关系的阻碍程度。     

高管持股对企业研发投资的影响研究——基于民营上市公司的实证

选取2012—2014年民营上市公司为样本,运用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企业高管持股和现金流量对研发投资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企业高管持股与研发投资之间具有倒U型关系;企业自由现金流与研发投资正相关。因此,对企业高管进行适当的股权激励有利于提高企业的研发投资,但持股比例需控制在合理的范围内,否则会产生壕沟防守效应,保持充足的自由现金流对企业研发投资具有促进作用。     

CEO薪酬契约设计、研发投资行为与公司价值创造

本文以2007—2011年中国深沪A股571家上市公司为样本,运用联立方程组和三阶段最小二乘法,研究了CEO薪酬契约设计对CEO研发投资行为,以及CEO研发投资行为对公司价值创造的影响关系。研究发现:①在国有控股企业,研发投资没有被纳入CEO考核变量和年薪支付依据,增加CEO年薪却诱导CEO减少研发投资;在私有控股企业,研发投资已纳入CEO考核变量和年薪支付依据,增加CEO年薪能够激励CEO增加研发投资。②无论在私有控股企业,还是在国有控股企业,CEO持股比例对公司研发投资强度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关系。③在国有控股企业,研发投资强度对公司价值创造具有正向影响关系,但关系不显著;在私有控股企业,研发投资强度对公司价值创造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关系。     

区域金融发展、企业财务柔性与研发投入——以中小企业为例

结合财务柔性这一特殊视角,分析了区域金融发展和企业财务柔性对中小企业研发投入的直接及间接作用机理,并运用HLM模型,以我国30个省(市、自治区)592家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为样本进行了实证分析。计算结果支持研究假设:首先,企业层面财务柔性对研发投入具有直接的正向影响;其次,区域层面金融发展、金融机构发展水平和资本市场发展水平不但能够直接促进企业研发投入的提升,还作为调节变量,促进了财务柔性对企业研发投入的正向作用;同时,区域金融结构指数越大,即资本市场融资所占比例越高,金融发展对研发投入的直接和间接调节作用效果越显著。     

已吸收冗余、政治关系强度与研发投资

研发投资是企业发展竞争优势的关键因素。本文基于资源观,运用233家上市公司2007年-2011年为样本的面板数据,研究可吸收冗余、政治关系强度对企业研发投资的直接影响及交互效应。通过面板数据的固定效应检验,运用固定效应回归模型,实证研究得出已吸收冗余与企业研发投资呈倒U型关系,政治关系强度对企业研发投资有正向促进作用,且企业政治关系强度进一步增强已吸收冗余与研发投资的倒U型关系。本研究拓展了研发投资的理论研究,同时对于中国企业技术创新投资有实践指导价值。     

CEO年薪报酬、研发投资强度与公司财务绩效

本文以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运用联立方程组模型和三阶段最小二乘法,研究了CEO年薪报酬、研发投资强度与公司财务绩效之间的互动关系。研究发现:(1)高新技术企业的CEO年薪报酬与研发投资强度之间存在显著的正向互动关系;虽然非高新技术企业的CEO年薪报酬与研发投资强度之间存在负向互动关系,但关系不显著;(2)高新技术企业的研发投资强度对公司当期和上期财务绩效分别具有显著的负向和正向影响关系;当期和上期财务绩效对公司研发投资强度分别具有显著的负向和正向影响关系;而非高新技术企业的研发投资强度与公司财务绩效的互动关系相反,并且关系不显著;(3)高新技术企业的CEO当期年薪报酬与公司当期财务绩效之间存在显著的正向互动关系;虽然非高新技术企业CEO的当期年薪报酬与公司当期财务绩效之间存在正向互动关系,但关系较弱。本文研究结果不仅丰富了现有相关研究文献,而且在优化CEO年薪报酬契约,矫正公司研发投资不足和提高公司可持续盈利能力等方面,为高新技术企业提供理论支持和决策参考。     

股权结构与企业R&D投入关系的实证研究——基于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的数据分析

以我国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对股权结构与R&D投入的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股权集中有利于R&D投入,而且一定的股权制衡很有必要,一股独大不利于R&D投入;非机构企业法人大股东与R&D投入显著正相关;我国机构投资者已经不符合短视投资者假定;国有控股不利于R&D投入;个人大股东与R＆D投入之间的关系不明确.     

股权结构与R&D投入的相关性检验——来自创业板市场的经验证据

选取2011—2014年创业板上市的281家公司为研究对象,对股权结构与RD投入的相关性关系进行实证研究。结果发现大股东具有攫取控制权私有收益的倾向,导致大股东的堑壕效应,股权集中度与RD投入呈显著的负相关关系;第二到第五大股东能够对第一大股东实施有力的制衡,股权制衡度与RD投入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机构投资者能够理性投资,参与公司治理,机构投资者持股与RD投入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研发投入、独立董事结构与创新绩效——基于中国上市家族企业的实证检验

本文以2012-2015年间中国上市家族企业的面板数据为样本,实证检验家族企业的所有权程度与创新绩效的关系,考察了独立董事、政企关系以及区域市场化程度对二者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表明,家族企业的所有权程度对创新绩效的影响存在倒U型的关系,家族所有权通过研发投入的中介机制对创新绩效产生影响;独立董事的数量和结构均负向调节家族企业的所有权程度影响研发投入的关系;政企关系对于家族企业的研发投入和创新绩效的调节作用不显著;区域市场化程度正向调节家族企业的研发投入和创新绩效;高市场化程度越会削弱政企关系对家族企业的研发投入和创新绩效之间的正向调节作用。通过发现研发投入的中介机制以及独立董事、政企关系和区域市场化程度的调节机制,本文为家族所有权程度与创新绩效的关系以及影响因素做了新的理论诠释。     

考虑非对称溢出效应的竞争企业研发投资

    考虑两个竞争企业的研发投资存在非对称溢出效应时的最优研发投资策略问题。运用博弈论构建有无研发投资的模型并求解分析,揭示不同强度的研发投资溢出、吸收能力和研发成功概率等因素对竞争企业研发投资博弈均衡的影响。结果表明：两个企业的研发投资溢出均较弱时,它们都会投资;一方的溢出较弱而另一方的较强时,双方将分别成为唯一的投资方和搭便车者;溢出效应中等时,它们或者都投资,或者都不投资;溢出效应均足够强时,二者都不投资。敏感性分析显示,企业会依据不同水平的产品差异度、吸收能力和研发成功概率调整最优研发投资策略。此外,消费者剩余和社会福利在两个企业都投资时最优,单一企业投资时次之,无研发投资时最差。     

混合所有制企业控制权、制度环境和研发创新

本文以2011-2015年度的制造业和信息软件行业作为样本,讨论混合所有制企业控制权特征因素对企业研发创新行为的影响。本文利用Tobit模型实证检验发现：混合所有制企业中非国有资本董监事分享控制权会抑制了企业研发创新。同时,两者之间的关系也受到制度环境深刻的影响,与制度薄弱地区相比,制度完善地区混合所有制企业治理特征更有利于激发企业的研发创新,并抑制了堑壕效应。     

高管薪酬激励对企业研发效率的影响效应研究

国内外学者历来高度重视高管薪酬激励与企业财务业绩之间关系的研究,却长期忽视了高管薪酬激励对企业研发效率的潜在影响。本文通过手工搜集2004-2012年中国沪深两市A股全部工业上市公司的研发数据,运用Green(2005)提出的真正随机效应随机前沿分析模型,在控制公司个体异质性的前提下实证检验了高管货币报酬和持股对企业研发效率的影响效应。经验证据表明:高管货币薪酬与企业研发效率显著正相关;高管持股比例与企业研发效率之间呈现显著的倒U型关系。进一步的研究还发现,高管薪酬激励与企业研发效率之间的具体关联模式并非恒定不变,而是会受到区域市场化程度、所有制性质和行业特征等企业内外部环境因素的影响和制约。     

基于注意力基础观的企业内部研发与合作创新交互效应研究——财务松弛和信息技术的调节作用

基于注意力基础理论及其基本原理,探讨了内部研发与合作创新对企业创新绩效的交互影响及财务松弛水平和信息技术能力两个情境因素的调节作用。本文利用世界银行对中国制造企业的调研数据进行Tobit模型分析,并对企业研发选择的内生性进行检验和控制。结果表明,内部研发和外部合作对创新绩效的影响主要体现为替代效应;高的企业财务松弛水平能够对短期财务目标形成缓冲,使管理注意力更多地投向创新等长期目标,有利于减弱两者的替代性,使其呈现互补协同作用;信息技术在创新方面的应用对创新绩效有直接的正向影响,但会强化两者的替代效应。     

股权结构对企业R&D投资的影响——来自制造业上市公司2002～2008年的经验证据

以2002～2008年已披露R&D支出的制造业上市公司为样本,分别利用OLS的混合数据回归、面板数据的固定效应和随机效应模型检验了股权结构及股权性质对企业R&D投入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我国上市公司R&D投资额随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的增加呈现出先减少后增加的"U型"关系,第二至第五大股东能够对第一大股东的R&D投资决策起到有效的制衡作用,否定了不同性质的公司R&D投资存在显著差异的结论。     

企业创新文化真实地驱动了研发投资吗?

企业文化影响企业行为。研发投资作为企业最重要的决策之一,其受企业文化的影响及其情境因素尚缺乏广泛的经验证据。通过构建企业创新文化、研发投资以及制度环境和两职合一的理论模型,以2009-2013年创业板上市公司数据,运用多元回归方法实证检验了企业创新文化与研发投资的关系以及制度环境和两职合一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表明:(1)企业创新文化能够从价值观念、制度以及企业行为实践等方面影响企业进而促进研发投资;(2)制度环境负向调节了上述关系,即相比于制度环境好的地区,制度环境差的地区创新文化对企业研发投资影响更大;(3)两职合一正向调节了上述关系,即董事长、总经理两职合一的企业,创新文化对研发投资的促进作用更强。     

管理层持股、融资约束与创新绩效——基于融资约束中介作用的实证研究

本文以我国上市公司2012-2015的样本为对象，使用Hadlock等（2010）的SA指数构建了融资约束虚拟变量，通过递归模型实证研究了融资约束在管理层持股对公司研发投资和研发效率影响中的中介作用。结论显示管理层持股与融资约束是高度显著的U型关系，但与创新效率则是高度显著的倒U型关系，融资约束在管理层持股对创新效率的影响中显著地发挥了部分中介作用，而且管理层持股对公司融资约束和创新绩效的影响主要局限于非国有控股上市公司。本文的研究为明确我国公司管理层持股对公司创新的影响路径提供了新的证据，也为实施股权激励和提高公司创新绩效提供了有益的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