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标准必要专利FRAND劫持规制

为规制标准必要专利中的FRAND劫持,促进标准必要专利更好地运用于市场,本文从FRAND劫持的本质属性出发,探索其与普通专利侵权存在的不同之处。在此基础上,借鉴美国、德国规制FRAND劫持的实践,结合我国具体情况提出建议。在标准必要专利信息对称层面,建立、完善标准必要专利信息披露制度和标准必要专利许可使用费相对公开机制;在标准必要专利侵权救济层面,通过审查标准实施者是否恶意决定禁令的实施,采用技术分摊规则、比较许可协议等综合考量确定专利侵权损害赔偿。     

论“专利劫持”的法律属性及其司法救济

标准必要专利是行业标准的必要技术,专利劫持产生的原因是专利与标准之间的利益冲突。专利权人不当申请禁令救济,破坏市场自由竞争,损害标准实施者合法利益。标准必要专利权人负有对外许可的义务,应当向所有标准实施者进行许可,而专利劫持却是一种违约行为。只有依据利益平衡的原则考虑签发禁令,确定标准必要专利的合理许可费,才能使标准专利的各方当事人对峙或冲突中走向相互协调,在法律规则的制定与完善中,实现司法禁令救济的正当性。     

标准必要专利FRAND许可费确定的影响因素实证研究

标准必要专利是新一代信息技术等技术密集型行业竞争的核心。标准必要专利的有效许可和实施是实现经济数字化转型升级的重要驱动力。虽然国际标准组织提出了以FRAND原则为核心的标准必要专利许可实施的国际规则治理体系，但在FRAND原则内涵模糊且无强制约束力的情形下，以标准必要专利许可费确定为核心的诉讼纠纷席卷全球。为探寻FRAND许可费确定的影响因素，本研究从专利价值评估理论及司法实践中寻找突破方式，对FRAND许可费确定的影响因素从专利价值确定的商业因素、技术因素和法律因素三个维度进行理论探讨，然后选取17个国内外典型案例进行实证研究，分析各因素的可行性及适用难点。研究发现：考量频率由高到低依次为：商业因素、技术因素、法律因素。商业因素中，可对比的许可是首选方式。技术因素中，专利对产品的技术贡献、专利对标准技术能力的贡献是次优方式，而专利胜过可替代技术的效用和优势、替代技术方案的实施成本因操作难度太高而缺乏参考意义。法律因素难以定量，故参考意义较小，但可为计算方法的选择、禁令救济的限制等提供参考。基于以上结论，本文为确定FRAND许可费提供了针对性建议。     

标准必要专利FRAND原则的解释与适用

专利权人在向标准组织申请将其专利写入标准时,通常需要披露专利并遵循"公平、合理和非歧视(FRAND)"许可原则,但是FRAND原则充满模糊性。如何理解和适用FRAND原则直接关系到技术标准的推广和创新的激励。以我国近期发生的4起标准必要专利案件为例,分析我国如何解释与适用FRAND原则,以明确我国对标准必要专利许可的专利政策。     

FRAND许可规则下标准化技术的治理研究

 首先介绍了知识产权与技术标准结合的研究背景,以及技术标准化实施中存在的专利丛林和专利劫持两类问题。针对以上问题,引出合作性技术标准化的组织形式和各自的职能。标准一经制定,相关专利权人往往凭借其市场力的提升,索取远高于自身专利技术价值的费用。有鉴于此,SSO为了规范标准技术市场提出了披露规则和FRAND规则。本文着重分析了在事后专利劫持、双边许可协商和事前技术竞争等经济情境下FRAND规则的多重含义。最后,以各种情境下专利权人和标准用户之间的制衡关系为基础,提出进一步的政策建议。     

论标准必要专利持有人与标准实施者关系的处理

本文首先分析了专利权的私权属性和标准的公共、强制属性。之后,基于近年来国内外涉及标准的专利诉讼、反垄断热点案件讨论了标准必要专利持有人与标准实施者关系及其处理。在此基础上,总结并提出了:首先,不宜基于标准专利的强制实施性理解为标准专利持有人对标准实施者的当然许可;其次,不宜允许标准必要专利持有人利用标准必要专利对标准实施者提起禁售要求;最后,结合三星与苹果的全球专利诉讼现状和我国商务部在两起并购案中的反垄断审查决定,提出标准必要专利持有人与标准实施者较佳处理专利争端的解决方式。即标准实施者应积极寻求标准必要专利持有人的许可,标准必要专利持有人应基于FRAND原则给予标准实施者以许可。     

标准必要专利滥用的反垄断规制

近年来,随着我国企业开拓海外市场,遭遇标准必要专利相关诉讼和反垄断案件也随之增多,这些案件涉案金额高,专业性强,有些甚至涉及国家重大公共利益。然而,我国虽然逐步推动标准必要专利滥用规制体系的建立,但尚未形成我国自己特有的标准必要专利滥用的反垄断规制体系。本文在分析我国现行立法的基础上,提出标准必要专利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行为界定、禁令救济限制和判定许可费率存在的问题,通过分析比较国内外标准必要专利滥用规制制度和侵权案例,提出完善我国标准必要专利滥用反垄断规制的对策,提出了相关市场范围的界定规则、禁令救济适用的情形、许可费率的衡量标准。     

技术标准中专利挟持的反垄断规制

专利挟持存在标准化前欺骗或不披露专利信息,标准化后索要许可费;标准化后不遵守FRAND规则,索要高额许可费;标准化后专利权人滥用专利禁止令等多种表现形式。美国和欧盟均是在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框架下规制专利挟持行为,但两者存在高低不同的违法证明标准,同时和解制度在实践中得到广泛运用。我国对专利挟持的反垄断规制,应当在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框架下,选择低违法证明标准,充分发挥和解制度的作用。     

标准必要专利许可FRAND承诺可实施性

标准必要专利FRAND许可承诺是一个具有多重目标和协调多方利益的私人规制治理制度,对FRAND做一般的原则性规定并以基于良好意愿的私人谈判为基础是治理有效的内在要求。FRAND承诺本质上是一个有约束力的合约承诺,大多情况下的FRAND许可费争议属于合同法问题,只在特殊情况下其才违反反垄断法。因此,对FRAND许可费纠纷应坚持合同法优先,采用“合同法+反垄断法”的混合实施路径。政府行政执法机关应避免对FRAND许可费实行价格监管,法院和执法机关在具体案件执法中对FRAND许可费的确定应重在坚持“事前递增价值”基准并基于个案来裁定。     

中美经贸协议仿制药专利侵权“快速救济措施”研究——基于药品专利链接和临时禁令措施的国际比较

中美经贸协议要求中国在被控侵权仿制药获得上市许可前,为专利权人提供快速救济措施。围绕仿制药专利侵权的快速救济,不同国家和地区采取了不同的法律措施。其中美国建立了药品专利链接制度,并设置了上市许可的等待期,但这一制度容易被滥用以推迟仿制药上市。未建立专利链接制度的欧盟和印度通过临时禁令制度在仿制药上市销售前为专利权人提供快速救济,但不能阻止侵权仿制药获得上市许可。澳大利亚和加拿大等国家则结合了药品专利链接制度等待期和临时禁令制度的相关元素,探索了更为平衡、合理的快速救济措施,值得中国在落实中美协议相关义务时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