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越专家与公民的边界 ——基于后常规科学背景下的决策模式重塑

摘要：20世纪初的公共政策制定走向了一条科学化和理性化的道路。但后常规时代的科学往往无力提供政策制定所需的那种明确答案,因而也无法减少决策中日益增加的风险与不确定性。当前,科学与政策领域兴起了诸如“知识生产的模式2”、“知识分工”与“公民参与科学”等新兴概念,它们共同指向了专业知识生产的民主化趋势--必须重新开放科学的认知承诺,以一种与传统科学生产模式不同的、强调非职业化与情境化的知识范式去重新理解科学、知识生产与决策,以适应高度复杂与高度不确定性情境下的政策争端。这意味着突破专业知识的规范性承诺和前提性预设,赋予公民智慧与科学专家以能力上的平等地位,在开放、多元的参与情境中实现公众与专家的共同磋商。在科学领域,专业知识的民主化导向的是科学的认知转型;在政策领域,它将突破决策科学化与民主化的两难困境,导向一种更为扩大化的公民参与。     

科学不确定性背景下的邻避冲突与民主治理

在科技工业设施选址过程中,对科技风险的忧虑是引发邻避冲突的重要原因。在传统“技术治理”范式下,设施选址与邻避治理决策建立在科学知识的基础上,普通公众则被视为“非理性”或“无知”。然而以通信基站冲突为例进行的考察发现,针对电磁辐射健康风险的科学知识存在许多不确定性与“未知”问题。政府决策者却在很大程度上具有规避甚至不容忍科学不确定性的倾向,由此引发了公众的信任危机。科学不确定性问题的彰显使得邻避冲突的技术治理范式陷入困境,在此情况下需要走向一种基于“知识民主”的民主治理新范式。这种民主治理强调基于科学不确定性的预防原则、基于认知正义的信任重建以及基于风险沟通与集体学习的选址决策。     

反焚运动中的常民专家及其专业性——一个关于技术争议的人类学研究

G市垃圾焚烧发电项目引发了当地居民和环保人士的抗议行动。在反焚运动中，技术专家与反对者围绕垃圾焚烧技术进行了持续的论辩。争议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焚烧厂周边居民的公共健康、排放物的毒性与控制，以及技术运行的环境以及管理。双方针对垃圾焚烧技术风险生产了不同的叙事与知识。在反焚行动当中，常民并不是非理性地反对焚烧技术的应用。他们整合科学话语与地方性知识、结合当地经验和调查资料，发展自己的专业性，成为“常民专家”。常民专家的角色挑战了以往科学研究当中对于“专家－常民”的二元划分，其专业性给环境决策提供了必要的地方性视角。     

知识融合转化集成多元认知的协同创新机制

知识融合转化是认知主体解决复杂问题中基于多元认知策略进行复杂性思维的实践活动。为了建立一个比较完善的协同创新机制,实现复杂问题的圆满解决,知识融合转化应根据其内涵、特性及对多方协同创新的需求,遵循“非机器”隐喻认知的基本特征,采取以“系统”思维为基础、以“生命”隐喻为基本形式、以“生态”隐喻为基本保障的多元集成认知策略;在方法论层面,也要选择以整体论方法为指导、以新还原认知方法为具体手段、以网络认知方法为深化方式的多元集成认知方法。针对“机器”隐喻认知所形成的简单性思维,基于情理融通器官和知行互动器官综合集成而形成的多元认知方法,能使认知主体在复杂思维中同时自我实现知识向上与向下的因果作用和融合转化,最终确保复杂问题得到协同创新解决。     

“公众科学”研究——公民参与科学新方式

科学传播的理论与实践在经过“科学普及”、“公众理解科学”、“科学对话”等阶段时候开始逐渐进入“公众参与科学”领域。然而传统的“公众参与科学”所强调的实践多集中在科学民主化与科学决策上。“公众科学”概念的出现开始将“公众参与科学”引入到一个全新的科学知识生产领域。本文梳理了“公众科学”概念在西方语境中的提出与发展,并将其与科学传播体系中的其他相关概念进行了比较分析,并结合实际案例阐述了“公众科学”项目的实践模式。最后,在比较“公众科学”在实践中的利弊的基础上为其未来发展提出了讨论。对“公众科学”领域的研究不仅有助于我们与西方科学传播领域的研究相接轨,更有助我们利用全新的理论体系与实践方法为提高公民科学素养提供助力。     

基于“良序科学”理想对“CEPC-SPPC之争”的讨论

基切尔认为,树立于温和实在论基础之上的科学形象才是实际的,这也是将科学民主化的认识论依据;与此同时,布朗论述了将科学民主化的政治学依据。这两个依据是旨在为科学实践治理提供标准的“良序科学”理想得以建构的重要前提。“良序科学”理想要求“理想慎思过程”贯穿于科学的资助、具体的研究内容及研究成果转化的全过程,以此确保民主力量能始终发挥作用。基于“良序科学”理论来看,最近爆发的中国是否应该建造“环形正负电子对撞机和超级质子对撞机（CEPC-SPPC）”的争论至少反映出了当前中国科学实践及其治理存在的三个显著问题：1）中国科学实践的“治理”方面存在观念性障碍;2）治理主体未能充分认识到科学实践治理的民主模式及其多样性和具体性;3）治理主体未能辨明科普的双重目的：“理解”与“参与”。若要解决这些问题,下述的思路或许可供参考：1）思想观念方面强化认识科学实践时的整体论思维;2）理论研究方面引入普遍语用学的维度;3）制度设计方面重视科学实践治理的正义原则。     

创业制度环境对创业决策的影响机制

创业是我国推进创新驱动战略与经济结构转型的重要力量。对于“为何同样制度环境下个体有着差异化创业决策”的问题,现有创业制度研究未能有效解答。因此研究引入认知视角,试图揭示创业制度环境三类因素影响创业决策的微观机制,包括个体风险感知、机会评估及创业自我效能在这一“黑箱”中的作用。通过五省市1000份调研数据实证分析,结果表明：（1）三类创业制度的积极认知将显著促进创业决策生成;（2）创业制度通过影响个体风险感知、机会评估最终作用于创业决策;（3）三类制度作用机制有所不同,认知制度完全经由风险感知与机会评估的连续中介影响创业决策,规制制度与规范制度的作用路径则被二者部分中介;（4）风险感知会显著负向影响机会评估,两类认知因素对创业决策分别起到负向与正向作用。研究结论有助于深入理解创业成因与制度影响,进而提升“双创”建设和我国创业质量。     

高校服务乡村振兴的知识溢出绩效影响因素研究

高校作为知识的生产者和创新者，服务于乡村振兴战略是时代赋予的光荣使命。然而，受知识属性、吸收能力、接受意愿、制度环境等多方面制约，高校对乡村振兴的知识溢出存在着知识需求不匹配、溢出过程和途径不畅等问题。本文通过深度访谈与问卷调查的形式对高校服务乡村振兴的知识溢出绩效现状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调研。基于结构方程模型方法分别从知识源、接受方及关联情景三方面对假设进行验证，揭示了高校对乡村振兴知识溢出绩效的影响因素及其作用机理。结果表明：知识溢出绩效的影响因素中，知识源的“创新能力”和“溢出意愿”、关联情境中的“工作导向信任”和“政策环境”对“有形绩效”和“潜在绩效”有显著正向影响；而“知识距离”和“文化距离”对“有形绩效”和“潜在绩效”均有显著负向影响；同时，接受方的“吸收能力”、“合作预期”、“合作经验”、“接受意愿”对溢出绩效有积极的促进作用。研究为促进高校服务乡村振兴战略提供政策建议。     

集群企业知识资产治理模式演化研究

集群情境下，创新企业之间出现创新挤出，削弱了集群创新动力，迫使企业只能依靠自身知识资产治理的战略行动来填补制度的失效或缺位。本研究以桐庐制笔产业集群作为研究对象，通过纵向案例研究，探讨集群企业知识资产治理模式的形成及其演化逻辑，研究发现：第一，集群情境所特有的邻近性（包括地理、制度、认知等），使得基于独占性视角的产权制度治理知识资产过程中存在失效或缺位现象，整个集群陷入“近墨者黑”的恶性循环；第二，集群内创新企业通过“连横”“合纵”等制度创业策略，能动性选择、调整或重构集群企业知识资产治理的制度场域边界，推动基于合法性视角的本土化集群企业知识资产治理模式的形成与演化；第三，集群企业知识资产治理模式可分为基于专利法律的独占自治模式、基于社群规范的社群自律模式和基于多元制度的多元共治模式，从动态角度看，知识资产治理模式的形成与演化并非总是沿着同一路径，能动性、本土化成为模式演化的关键。     

创新董事对企业创新能力的影响研究

创新治理视域下创新董事作为创新治理的主体，其内涵为“专家+董事+授权”。本文首先通过数学建模，形成创新董事直接和间接作用下的企业创新能力模型；然后采用德尔菲法提炼出影响创新董事发挥作用的八个因素，继而以创新董事为潜变量，运用结构方程模型分析其对企业创新能力的影响。研究发现创新董事的直接作用、间接作用均与创新能力正相关，创新治理的关键是对创新者“赋权”，企业创新能力提升的有效逻辑是“创新治理→科技+权力的结合→创新制度供给→创新能力提升”。故企业应设立创新董事，进行硬授权、给予话语权，构建创新驱动的制度环境。为实现企业由“生产驱动型”向“创新驱动型”转变，国企须从“行政型治理”向“经济型治理”转变，民企须从“控制型”向“授权型”转变。     

基于科研社区的协同知识生产行为研究

知识是人类智力劳动的产物,知识的生产与创造往往伴随着科研工作者系统的科学研究工作。现代科学的精细化发展、科研领域的复杂性与交叉趋势给科学知识的生产与创造活动提出了新的挑战。面向科研的网络社区为学科专家的协同科研与知识生产活动提供了新的环境,而专家知识的生产行为也体现出鲜明的个体、团队、群体的层次性特征。

Abstract：

Knowledge is the outcome of mankind＇s intelligent labor.The production and creation of knowledge is always accompanied by the systematic scientific research work of the scientific research personnel.The refined development of modern science and the tendency of the complexity and intersection of scientific research domains bring new challenges to the production and creation of scientific knowledge.Scientific research-oriented network community provides a new environment for the subject experts’activities of collaborative scientific research and knowledge production,while the experts’knowledge production behavior also embodies the distinct hierarchical characteristics of individual,team and group.     

“算法”与国家治理创新——数据、算法与权力的知识生产与逻辑呈现

数据、算法在当前国家治理实践中发挥着巨大作用，为了揭示算法的知识本质及其权力逻辑，根据科学技术研究（STS）和批判数据研究（CDS）对西方算法理论进行梳理的基础上，结合多个警务部门的大量深度访谈资料和数据，从中得出经验见解来打开算法的知识黑箱。研究表明，作为一种构建知识和权力的技术机制，算法一方面可以构建非结构性数据间的相关关系，以预测分布式群体的行为；另一方面，促进对复杂社会需求的高度响应和协调。除了塑造社会秩序和回应社会需求，文章进一步揭示了隐藏在算法光鲜技术科学背后的风险根源。通过对引发算法技术争议的焦点——算法透明性进行分析，在此基础上剖析算法的风险是如何在“技术”和“社会政治结构”两套科学/叙事知识中产生，并随着算法在各领域的广泛应用而引起“平等与正义”的科学争议。由此，可以为算法这一新的研究范式提供连贯的分析与统一理论，系统呈现算法给社会科学研究带来的挑战。     

大数据视角下科技信息知识服务平台研究应用——以能源领域为例

以数据驱动环境下的科技信息知识服务研究模式变革为出发点，提出融合科技数据资源治理大中台与知识服务小前台的敏捷化大数据建设思路和整体框架，以能源科技知识服务平台建设为示范，初步形成能源科技知识服务态势感知环境，为开展支撑决策的科技信息知识服务提供有效支撑。通过科技信息数据中台建设对能源科技大数据资源体系进行有效治理，结合敏捷化微服务应用技术快速构建丰富化平台服务功能，有效形成各类以用户情景为导向的能源科技知识服务产品体系。敏捷化大数据应用于科技信息知识服务平台建设是数据驱动环境下的一次探索，为科技信息知识服务创新和迭代赋能提供参考。     

基于“集体实验”的新兴技术治理研究

社会治理需要技术创新的赋能，但技术创新风险的“时滞效应”又是社会治理的对象，这导致现代技术创新与技术治理在逻辑与实践上有了内在的协同性和反身性，即新兴技术的创新发展离不开适应性治理体系的同步建构。因此，科学实验向真实世界的经验延伸带来的治理困境，要求公众与专家的集体参与，通过探索性实践来直面不确定性，这就有了“集体实验”这一协同式的创新-治理模式。基于STS的视域和互构论的角度，集体实验现象的产生可以得到系统阐述，进而得以概念化，并对作为新兴治理模式的集体实验的实践路径做出规范性说明，以期对“作为真实世界实验的技术发展”这一新兴的STS主题进行拓展。     

专家信任的危机与重塑

专家信任是现代社会的基石,它对于公众生活、科学发展、产业发展和国家治理都具有重要意义。然而,我国当前存在一定程度上的专家信任危机。这不仅会动摇社会信任的根基,而且会威胁社会的健康发展。调查结果表明:专家的利益关联、公众与专家的风险观差异、科学传播的效果不理想,是导致当前我国专家信任危机的主要因素。面对专家信任危机,必须重塑专家信任,警惕反智主义和民粹主义绑架社会和专家。为此,应努力切断专家的利益关联,打造价值中立的专家;促进公众理解和参与科学,改善公众与专家的沟通;加强科学传媒治理,提高科学传播效果。     

智库双螺旋法的“十个关键问题”

随着智库建设的深入推进，智库研究的重要性日益凸显。智库双螺旋法着眼于解决智库研究“怎么做”这一基本问题，为智库研究提供了系统的认知框架和理论方法。文章从智库研究本源出发，围绕智库双螺旋法的“十个关键问题”展开研讨，阐述各关键问题的内涵及意义，梳理针对各关键问题的智库方法研究，并结合智库双螺旋法的理论研究与实践应用提出各关键问题的重点关注内容。“十个关键问题”是智库双螺旋法的又一创新、深化和发展，其解决将为智库双螺旋法提供更加具体的方法集和工具集，使智库研究更加具有操作性、规范性和科学性。     

科学、公众与疫情的社会治理───科学传播学的视角

突发公共卫生危机的社会治理离不开有效的科学传播。传统的科学传播是“赤字模式”,旨在通过科普以填补公众在科学知识上的赤字。这种模式割裂了科学知识的生产与传播过程,对所传播知识的准确性要求高而时效性要求低,缺少科学界与公众的对话。这种传播模式的缺陷在中国新冠肺炎疫情的治理中显露出来：科学家对知识生产的高度重视和对科学传播的相对忽视,影响了科学界对政府和大众决策所需知识的供给;在有限的科学传播中,科学用语与社会语言的隔阂,引发了大众对疫情风险的误解。因此,社会治理体系建设需要科学传播从赤字模式向对话模式和知识共同生产模式转型,融合科学知识的生产与传播过程,在传播中充分考虑社会情境与科学情境的差异,实现及时和有效的科学传播。     

科技创新的责任治理：从开放科学到开放社会

科学研究与技术创新在推动发展的同时产生潜在的社会负外部性,引发理论与实践关于科技创新治理的关注,以实现科学研究与技术创新活动的社会责任。而“开放”逐渐成为组织中一种强有力的规范和治理机制,从根本上改变了组织的资源获取方式、运作方式、与环境的互动方式,责任式创新的治理目标均能够在开放机制中得以实现。围绕责任式创新研究,从科学研究、技术开发与社会发展三个阶段,构建了以开放科学、开放战略、以及开放社会为基础的科技创新责任治理的开放机制,并结合争议性科学研究（生殖性克隆与预防性基因编译等）和争议性技术创新（区块链与人工智能等）的案例检验予以论证。研究构建的从开放科学到开放社会的开放机制为科技创新的责任治理提供借鉴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