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辞其咎的大股东：绿色创新导向下政府补贴失灵的新解释

制造业绿色发展背景下，政府补贴已成为弥补资本市场缺陷，驱动企业绿色创新的重要融资方式。然而企业对政府补贴的配置效率却未得到最大化彰显。本文基于公司治理视角，尝试探讨大股东治理在政府补贴驱动企业绿色创新过程中的重要影响，以及该影响在企业生命周期中的动态变化规律。研究结果显示：政府补贴对企业绿色创新的促进效应主要分布于成长期和蜕变期；作为大股东治理的有效工具，股权制衡对政府补贴的平滑作用具有显著的门槛效应，只有当股权制衡超过门槛阈值时，政府补贴才能显著提升绿色创新绩效；股权制衡门槛效应具有动态特征，从企业成长期、成熟期到蜕变期，股权制衡的门槛效应表现出了由强变弱的递减规律。成熟期样本中，民营企业政府补贴对绿色创新的驱动效应比国有企业更加依赖于股权制衡的治理作用。本文基于股东治理视角，为政府补贴未能充分驱动企业绿色创新提供了全新理论解释，有利于丰富科技金融领域相关研究，并能够为提高公共资源配置效率和促进制造业绿色发展提供决策参考。     

制造业数字化绿色创新生态与经济效益影响因素研究

基于文献研究和理论分析,构建制造业数字化绿色创新生态与经济效益影响因素理论模型.采用中国高技术制造业2008-2018年时间序列数据,从技术进步因素、基础设施建设、政府支持、市场竞争强度、企业创新投入、人才基础以及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等方面构建主成分回归模型,研究结果发现:技术进步、政府支持以及市场竞争强度对制造业数字化绿色创新生态效益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基础设施建设、市场竞争强度以及企业创新投入因素对制造业数字化绿色创新经济效益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基于研究结论,为制造业数字化绿色创新的实施及制度完善提出对策建议.     

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对绿色创新绩效的影响研究——数字化水平的调节作用

结合“中国制造2025”发展战略以及绿色发展理念,从制造业数字化转型的3个维度分析其对绿色创新绩效的影响.运用2013-2018年中国制造业28个行业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制造业的数字化转型对绿色创新绩效的影响,并探究数字化水平的调节作用.结果 表明数字化技术转型和数字化创新能力转型均对绿色研发绩效、绿色制造绩效和绿色服务绩效有显著的影响,数字化效益转型则只对绿色服务绩效的影响显著.在调节作用分析中,数字化水平在以下5条路径中具有正向调节作用:数字化技术转型和数字化效益转型对绿色研发绩效、绿色服务绩效;数字化创新能力转型对绿色服务绩效.基于研究结论,提出实现制造业绿色创新发展以及推进制造业数字化转型的建议.     

数字化能否实现企业绿色创新的“提质增量”?——基于资源视角

随着数字经济和绿色发展战略的不断推进,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否促进其绿色创新质量和数量提升是亟待探索的待解课题。研究基于资源视角,以2015-2020年748家上市企业数据为样本,实证分析了数字化对企业绿色创新质量和数量的影响及异质性特征,并对创新资源投入的中介作用进行了检验。研究发现：(1)数字化显著提升了企业绿色创新质量和数量,相对而言,更能提升绿色创新质量。(2)创新人力资源投入和财力资源投入在数字化与企业绿色创新质量和数量间发挥部分中介效应。(3)相较于非国有、无政治关联、东部地区的企业,国有、有政治关联、非东部地区的企业推进数字化更能实现绿色创新的“提质增量”。(4)经济后果分析表明,数字化对企业价值的直接正向影响尚不显著,但绿色创新质量在其中起到了显著的中间传导作用。     

无米下锅抑或激励不足？政府补贴、企业绿色创新与高管激励策略选择

绿色创新已成为驱动中国制造业转型的重要路径。过度依赖科技政策的外生冲击而忽略企业内生激励机制,容易造成创新平滑失效和公共资源的配置扭曲。本文从财税政策与公司治理双重层面,重点探讨政府补贴与高管激励对企业绿色创新的整合影响。研究显示,薪酬激励的创新补偿效应能够提升财税补贴政策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平滑效果;相比之下,声誉激励对财税补贴与绿色创新关系的影响并不显著;薪酬激励与声誉激励的互补关系催生了激励组合的创新补偿效应,在薪酬激励强度适中的条件下,财税补贴能够实现对绿色创新的最优驱动作用。本文能够从公司治理视角揭示财税补贴创新悖论的成因,并为优化政府财税政策和企业创新激励机制,推动中国制造业绿色发展提供科学依据。     

制造业数字化创新对绿色创新绩效的影响:基于吸收能力的调节效应研究

以我国制造业为研究对象,实证研究了数字化产品、工艺和服务创新这3种数字化创新模式对绿色创新绩效的影响,并分析了吸收能力的调节效应,结果表明:数字化产品创新对绿色制造绩效有正向影响,对绿色营销绩效有负向影响,吸收能力均发挥正向调节作用;数字化工艺创新对绿色研发和营销绩效有正向影响且吸收能力均发挥负向调节作用;数字化服务创新对绿色研发绩效有正向影响但吸收能力发挥负向调节作用,对绿色营销绩效有负向影响但吸收能力的调节作用不显著,对绿色服务绩效有正向影响且吸收能力发挥正向调节作用.     

技术型企业家促进了企业创新吗？

作为中国经济创新发展的微观基础,企业创新的驱动因素及其机制问题备受关注,既有文献多从政策和企业财务等角度展开研究,鲜有文献分析技术型企业家与企业创新的关系。本文创新性地将董事长的研究与开发工作经历作为技术型企业家的表征,基于我国2008-2017年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研究发现,技术型企业家显著促进了企业创新产出。运用中介效应模型进行机制检验的结果表明,技术型企业家通过提高企业的创新补贴强度和R&D投入强度促进了创新产出。进一步考察所有制因素,发现国有控股企业的技术型企业家不能促进企业创新产出,也无益于增加创新补贴,但提高了R&D投入强度;而非国有企业的技术型企业家通过提高创新补贴和R&D投入强度进而提高了企业创新产出。本文拓展了高阶理论和企业家创新理论的相关研究,特别是基于企业所有制异质性视角,开创性探索了制度因素作用于企业家个人特征对创新资源配置有效性的影响机理。这些发现对完善企业创新支持政策和发挥技术型企业家创新引领作用具有启示意义。     

中国政府创新补助对双元创新绩效的影响研究

装备制造业是事关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战略性产业,探究政府如何更好地帮助装备制造企业取得技术创新突破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价值,本文以中国沪深A股装备制造业上市公司为样本,基于外部性理论和双元理论,实证检验了2010-2020年间,政府创新补助对装备制造业双元创新绩效的影响机制和作用机理。研究发现：(1)政府创新补助明显增强装备制造企业双元创新绩效;(2)政府创新补助对装备制造企业独立和合作创新都有显著正向促进作用;(3)独立创新和合作创新模式对装备制造企业双元创新绩效都具有正向影响,但独立创新模式对装备制造业双元创新绩效的影响强于合作创新模式;(4)独立创新模式与合作创新模式在政府创新补助促进双元创新绩效过程中发挥显著中介效应。本研究在理论上,有助于深入理解政府创新补助影响企业创新行为的内在机制;在管理实践上,为我国政府制定装备制造业的创新发展政策,提供理论参考。     

企业家精神、数字化转型与创新绩效——基于有调节的中介效应分析

在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引领下,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越来越多的企业家采取数字化转型战略,帮助企业获取竞争优势并实现持续创新。本文以企业家精神为研究对象,以数字化转型为中介变量,以环境不确定性为调节变量,研究企业家精神影响企业创新绩效的内在机制和路径。基于2011—2021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样本,构建有调节的中介模型进行实证分析。结果显示：企业家精神能有效促进企业创新绩效的提升;数字化转型在企业家精神和创新绩效之间起到部分中介的作用;环境不确定性负向调节三者之间的前半条中介路径。相较于已有文献,本文不仅有力补充了当前企业家精神与创新绩效之间关系的研究结论,也为数字经济时代如何提升企业创新绩效提供了实践参考。     

供应商参与绿色产品创新中的权力组合策略研究--基于资源动员视角

供应商参与绿色产品创新对制造业的绿色发展转型意义重大。本文从资源动员视角，揭示制造企业通过优先获取供应商的绿色创新资源来提升供应商参与绿色产品创新效能的权力组合策略。针对中国制造业229个样本的实证研究表明，制造商权力能够通过供应商绿色创新资源的优先获取，对供应商参与绿色产品创新效能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为了优先获取供应商的绿色创新资源，制造企业应以奖赏权为主，惩罚权作为补充并控制其强度；如果供应商不依赖制造企业，无须同时使用奖赏权和惩罚权；当制造企业掌握非媒介权力时，应尽量加大奖赏权的强度，若非媒介权力以认同权为主，还应尽可能减少惩罚权的使用。     

用户参与对制造业绿色创新的影响：知识距离与知识整合机制的调节

为研究制造企业用户参与、知识距离和知识整合机制（程序化机制与互动化机制）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机理，以197家制造企业为实证样本，采用SPSS23.0和PROCESS宏进行数据分析，从知识管理的视角出发，构建一个有调节的模型。结果表明，用户参与和制造企业绿色创新呈现正相关关系；知识距离能够负向调节用户参与和企业绿色创新之间的正相关关系；程序化机制缓解知识距离的负向调节效应不显著；用户参与、知识距离和互动化机制之间存在交互效应，与程序化机制相比，互动化机制更能缓解知识距离的负向调节效应。研究为制造业如何有效地利用用户资源提供新的见解，从而也为制造业采取措施推进绿色创新提供思路参考，促进企业可持续发展。     

“数据驱动”与“能力诅咒”：绿色创新战略升级导向下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战略悖论

企业摆脱对反应型绿色创新的低端锁定，向前摄型绿色创新战略升级，是中国绿色发展的战略导向从“被动性环境治理”向“主动性价值创造”转变的重要途径。而大行其道的数字化转型战略可能对绿色创新战略升级产生“双刃剑”作用。本文以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重点探讨企业数字化转型对绿色创新战略升级的影响机理与作用边界。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对绿色创新战略升级具有“数据驱动”和“能力诅咒”两种效应，两种潜在机制的结合使得二者间的互动关系呈现出一种战略悖论，并体现为显著的倒U形关系；组织的业绩反馈情境构成了数字化转型对绿色创新战略升级的内部作用边界，业绩顺差引致的利益相关者治理能够强化“数据驱动”和“能力诅咒”两种效应；作为外部边界条件，社会网络带来的信息优势能够加速“数据驱动”效应，但其诱发的组织间同群效应却能够强化“能力诅咒”作用机制。本文不仅能够为绿色创新战略选择动因的相关研究提供增量的理论贡献，并能在绿色创新导向下为企业数字化转型实践提供科学依据。     

自由贸易试验区促进了制造业企业创新吗?——基于多期双重差分法的实证研究

基于2009—2019年制造业上市企业微观面板数据,利用多期双重差分法,研究自贸区试点政策对制造业企业创新水平的影响,并利用调节效应模型检验其实现路径。结果表明：自贸区试点政策显著促进了区内制造业企业专利申请与授权数量增加,从而提升区内制造业企业创新水平,研究结论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中均成立。研究发现：自贸试验区通过提升研发投入促进效应、增强市场竞争倒逼效应和缓解融资约束便利效应的调节作用,显著正向促进了制造业企业创新水平。当企业研发投入强度越大、市场竞争程度越强、融资约束程度越弱时,自贸试验区对制造业企业创新水平的正向影响越大。异质性分析表明：自贸区试点政策的创新促进效应对非国有和高新技术制造业企业更为明显。     

科技服务业集聚对制造企业创新的影响

科技服务业是创新链产业链深度融合的纽带,是实现科技创新引领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一环,探究科技服务业集聚如何赋能制造企业创新具有重要意义。本文立足科技服务业的内涵特征与服务内容,采用2008—2019年沪深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运用面板Tobit回归模型进行实证检验,结果发现：地区科技服务业集聚显著促进制造企业发明创造的高水平创新行为,对低水平创新没有显著影响。该促进作用分别受到地区技术市场发育与企业融资约束的正、负向调节效应影响。异质性分析发现,科技服务业集聚对高技术制造企业、非国有企业、东部地区企业的创新促进作用更加明显;中低技术制造业、东部地区企业更容易从地区技术交易和转移中获益;缓解外部融资约束能够显著提升高技术制造业、非国有企业、中西部地区企业共享科技服务业集聚的创新溢出效应。本文在企业微观层面证实了科技服务业集聚的创新促进效应,也为有效完善制造企业创新服务体系提供了新的政策启示。     

数字化对商业模式创新的影响：基于企业生命周期视角

基于2013—2020年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非平衡面板数据,在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制造业企业数字化对商业模式创新的影响的基础上,深入挖掘不同生命周期阶段企业数字化对商业模式创新的驱动机制差异以及情境调节因素。研究结果显示：第一,制造业企业数字化能够显著促进商业模式创新;第二,制造业企业数字化对商业模式创新的影响因所处生命周期阶段的不同而存在异质性作用;第三,战略激进度在企业数字化与新颖型商业模式创新中起到负向调节作用,对效率型商业模式创新的影响却并不显著。基于此,提出管理者应当审慎判断企业所处生命周期,科学制定战略规划,以牢牢把握数字化机遇推动企业商业模式创新。     

基于元分析的数字化转型与企业创新关系研究

企业数字化转型与企业创新的关系研究日益成为学术界热议的话题，但现有文献尚存在两者作用机理不清晰、研究机制单一等问题。本文基于近5年的相关文献进行元分析，证实了数字化转型与企业创新存在中等强度正相关性。进一步分析发现，企业的情境要素、变量测量方式以及创新分类变量显著调节数字化转型与企业创新作用关系。具体而言，中小企业相较于大型企业调节作用更为显著；非制造业企业相较于制造业企业的数字化转型更能促进企业创新；变量测量方式中主观测量方式下的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创新影响更大。按照创新价值链环节对企业创新进行分类，企业创新类型及创新程度与数字化转型发展周期规律呈S形匹配。其中，在数字化转型萌芽期主要表现为流程创新与组织创新；在数字化转型成长期主要表现为产品服务创新与商业模式创新；在数字化转型成熟期主要表现为绿色创新与全员创新。研究结果对于未来纵向研究和情境化研究具有启发意义，同时能够对企业数字化创新战略提供理论指导。     

数字化驱动了产学研协同创新吗?——兼论知识产权保护与企业吸收能力的调节效应

深入推进产学研深度融合与协同创新是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当前不断深化的数字化进程能否驱动产学研协同创新？首先从强化知识溢出的广度与深度、增强创新系统的知识增值能力以及吸引需方参与促进成果转化三大维度剖析了数字化驱动产学研协同创新的理论机制,并将知识产权保护与企业吸收能力的调节效应纳入理论框架,在此基础上,基于2010—2019年中国30个省市区的面板数据定量考察了数字化对产学研协同创新的影响效应,并对其异质性和长期效应以及知识产权保护与企业吸收能力的调节效应深入探讨。研究发现：数字化水平能够显著促进地区产学研协同创新,在替换解释变量、处理内生性以及采用动态面板估计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依然成立。分区域来看,数字化对东部地区和南方地区产学研协同创新的提升效应要显著强于中西部地区和北方地区。数字化发展对产学研协同创新具有长期效应,呈现边际效应递增的趋势;进一步地,数字化影响产学研协同创新受到地区知识产权保护和企业吸收能力的门槛调节,在跨越知识产权保护与企业吸收能力门槛后,数字化对产学研协同创新的促进作用显著增强。基于此,从推动数字化发展、重塑数字经济空间格局、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与增强...     

绿色创造力对企业财务绩效的作用机制——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

全球制造业企业正面临着绿色转型的严峻压力，绿色创新已成为其实现绿色转型和创新发展的重要战略。本文基于307家中国制造企业的调查数据，通过构建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模型，探讨不同所有制和绿色培训水平下绿色创造力对企业财务绩效的作用机制，深入揭示新兴经济体制造业企业绿色创造力与企业财务绩效关系的中介机制和边界条件。研究表明，绿色创造力对企业财务绩效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绿色产品创新在绿色创造力与企业财务绩效关系之间发挥中介作用。此外，相比国有企业，非国有企业的绿色创造力对绿色产品创新的正向影响更显著；绿色培训正向调节绿色产品创新在绿色创造力与企业财务绩效关系之间的中介效应。研究结论深化了绿色转型时代背景下绿色创造力与企业财务绩效之间关系的理解，对于引导制造业企业积极实施绿色战略提供了理论指导。     

数字化对商业模式创新的影响--基于企业生命周期视角

商业模式创新作为企业重塑价值创造、交付和获取方式而实施的变革，在数字经济时代备受政府和业界关注，但既有研究对此却鲜有涉及。基于2013--2020年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非平衡面板数据，在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制造业企业数字化对商业模式创新的影响的基础上，深入挖掘了不同生命周期阶段企业数字化对商业模式创新的驱动机制差异以及情境调节因素。研究结果显示：第一，制造业企业数字化能够显著促进商业模式创新。第二，制造业企业数字化对商业模式创新的影响因所处生命周期阶段的不同而存在异质性作用。第三，战略激进度在企业数字化与新颖型商业模式创新中起到负向调节作用，对效率型商业模式创新的影响却并不显著。本文丰富了关于企业数字化后果的文献，亦为企业商业模式创新提供新的决策依据。     

企业数字化转型、绿色创新与碳绩效——碳排放权交易政策与公众环境关注度的调节作用

随着数字经济的迅猛发展,利用数字化优势助力企业绿色转型已成为“双碳”背景下的必然趋势。从利益相关者理论和信号理论出发,以2014—2020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工业企业为样本,实证检验了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否提升碳绩效,并探讨了绿色创新在其中的中介作用以及碳排放权交易政策和公众环境关注度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显著提升了碳绩效,并通过绿色创新正向影响企业碳绩效水平。同时,碳排放权交易政策与公众环境关注度均能发挥显著的正向调节效应。异质性分析显示,企业数字化转型对碳绩效的促进作用在非高新技术企业和高市场竞争程度的情境下更为明显,但产权性质的影响并不显著。研究结论厘清了企业通过数字化转型促进绿色创新进而提升碳绩效的驱动机制,为推进企业数字化转型以实现绿色发展具有重要参考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