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类型、所有权集中度与创新研究

基于经济转型体情境,本文利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检验了所有权集中度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并对比分析了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三种基本企业类型的创新表现和财务绩效。研究表明:集中型所有权与研发投入、创新产出负向相关;国有企业具有高水平的研发投入,但创新产出不高,外资企业在创新产出方面具有明显优势;与外资企业相比,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更加注重财务绩效。     

标准联盟组合配置与企业技术标准化能力

基于资源基础和制度理论,利用汽车产业1998-2013年参与正式标准合作的整车生产企业数据,实证探讨企业如何设计和管理标准联盟组合规模和多样性配置来培育技术标准化能力,并以权变视角揭示企业所处区域制度环境(政府与市场关系)和网络制度环境(网络密度)如何影响标准联盟组合配置与技术标准化能力的关系。结果表明,标准联盟组合规模和多样性均与企业技术标准化能力正相关,但组合规模的正向作用强于组合多样性,且二者组合效应与技术标准化能力负相关;区域政府与市场关系在组合多样性与技术标准化能力关系中发挥显著负向调节作用,但在组合规模与技术标准化能力关系中的调节作用不显著;标准联盟网络密度越高,组合规模与技术标准化能力的正向关联越强,组合多样性与技术标准化能力的正向关联越弱。     

融资约束、政府补贴与产学研合作创新绩效

本文以广东省产学研合作项目为例,分析和探讨了企业所面临的融资约束程度对由企业主导的产学研合作项目创新绩效的影响,同时分析了政府补贴对该影响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表明,企业所面临的融资约束程度对由企业主导的产学研合作项目的创新绩效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而政府补贴则对该影响具有显著的正向调节作用,即政府补贴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融资约束对产学研合作创新绩效的负向影响。同时从所有制的角度来看,与国有企业相比,政府补贴对非国有企业在产品创新方面所面临的融资约束问题改善的作用更为明显,而对专利研发方面所面临的融资约束问题改善的作用相对较小。     

转型情境下产学研联盟组合管理初探

基于联盟组合理论和中国转型情境,本文初探了企业应该如何有效管理产学研联盟组合,从理论上将有效产学研联盟组合管理廓清为三个相继阶段：有效产学研联盟组合伙设计、有效产学研联盟组合构建、有效产学研联盟组合管控。第一阶段,有效产学研联盟组合设计包括一致、搜寻和筛选3个子过程；第二阶段,有效产学研联盟组合构建包括谈判、契约和架构3个子过程；最后一个阶段,有效产学研联盟组合管控包括了成立组合专属管理机构、协同创新和监控评价3个子过程。本文的理论贡献在于,较为全面地探讨了企业产学研联盟组合有效管理提升企业自主创新能力作用机制的路径机理,并提出了相应的理论命题,从而拓展了我国产学研联盟的理论研究。     

产学研联盟关系网络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机制研究

本文基于2011—2020年中国上市公司数据,实证检验了产学研联盟关系网络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机制。研究结果发现:(1)产学研联盟关系网络有助于提升企业创新绩效;(2)产学研联盟关系网络有助于提升企业动态创新能力,动态创新能力有助于提升企业创新绩效,且动态创新能力中介了产学研联盟关系网络与企业创新绩效之间的关系;(3)研发水平负向调节了产学研联盟关系网络与企业创新绩效之间的关系,市场化水平和政府创新补助正向调节了产学研联盟关系网络与企业创新绩效之间的关系。本文研究结果为提高企业创新绩效,优化产学研联盟合作提供了新的思路。     

商业模式对企业绩效的影响研究——联盟组合资源多样性的调节作用

商业模式成为企业战略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有大量研究商业模式与企业绩效的直接因果关系,较少关注在联盟组合情境下,商业模式对企业绩效的影响。本文基于商业模式构成论和资源基础观,以创业板上市公司联盟数据库中2010—2016年的数据为样本,实证分析创业企业商业模式与企业绩效的直接作用关系,以及联盟组合资源多样性对这一关系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商业模式中价值定位、价值创造和价值获取均对企业绩效存在显著影响,同时联盟组合资源多样性会负向调节价值创造与企业绩效的关系,以及联盟组合资源多样性会负向调节价值获取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研究结论探究了在联盟组合情境下商业模式与企业绩效之间的作用机理,并为创业企业研究商业模式与企业绩效的影响提供了理论依据。     

中小企业股权集中度、产品市场竞争与企业创新可持续性

本文以中国中小企业为对象,研究了股权集中度与企业创新可持续性之间的关系,并进一步讨论了产品市场竞争和产权性质的情境效应。实证结果表明:企业股权集中程度越高,企业创新持续投资越低;在产品市场竞争激烈的情况下,股权集中度与企业创新可持续性之间的负向关系越强;同时与非民营企业相比,民营企业中股权集中度与企业创新可持续性负向影响更强。     

联盟组合多样性与企业创新——基于资源编排理论的实证研究

联盟组合多样性对企业创新的影响一直存在矛盾结论,本文深入联盟合作的资源层次,基于资源基础理论并充分考量创新情境的独特性,实证检验联盟组合资源多样性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同时在资源编排理论视角下进一步分析资源动员与资源协调对上述关系的单独与共同调节作用。以2010—2016年创业板企业构建联盟组合的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联盟组合资源多样性显著降低了企业创新,联盟组合功能多样性作为资源动员的具体方式与资源多样性两项交互与企业创新负相关,协调规范作为资源协调的具体方式与资源多样性、功能多样性的三项交互与企业创新正相关,结果表明联盟组合多样性正向效应的实现有赖于资源多样性、资源动员与资源协调等因素共同发挥作用,研究结论在一定程度上打开联盟组合多样性与企业创新关系研究的黑箱,有力支持并发展“资源-管理-创新”的理论观点。     

后发企业联盟组合多样性架构：定性比较分析

联盟组合多样性架构是联盟组合配置的重要战略决策。本研究从组织/技术/地理三个维度来联合刻画联盟组合多样性,采用架构的视角,通过基于集合论的定性比较分析（fsQCA）方法分析和探讨了三个维度联盟组成的不同模式对后发企业创新追赶绩效的影响。结果显示,有两条路径,即技术聚焦组织分散型以及组织国家联合分散型有助于取得高创新追赶绩效。相应得,后发企业可以在三种架构类型间做出选择以期获得高创新追赶绩效,从而为企业配置联盟组合多样性架构这一战略决策提供了路径和启示。     

政府支持、企业动态能力与商业模式创新: 传导机制与情境调节

基于企业性质与是否高新技术企业等情境视角,构建了政府支持、动态能力与企业商业模式创新关系的理论模型,然后以广东省企业为调研对象进行实证检验,结果发现: 政府支持可以直接或间接通过动态能力促进企业商业模式创新,动态能力在政府支持与企业商业模式创新之间起到了部分中介作用;与国有企业相比,民营企业能更有效地利用政府支持来促进商业模式创新;与非高新技术企业相比,高新技术企业能更有效地利用政府支持促进商业模式创新.     

企业绿色创新视角下“环保督政”的价值创造效应——基于环保约谈的准实验研究

环保约谈政策的制定与实施,拉开了中国“环保督政”的序幕,并对微观层面的企业环境战略产生了重要影响。本文以环保约谈政策的颁布作为研究契机,结合准实验研究与倍差法,重点探讨环保约谈对企业绿色创新这一“能动式”环境战略的政策效果和作用机制。研究显示：环保约谈为地方政府引致的生态治理压力,能够驱动企业的绿色创新战略,进而产生价值创造作用;从制度供给的路径效应来看,被约谈的地方政府所采取的普惠型制度显著促进了辖区内企业绿色创新绩效,然而选择型制度的路径效应不显著,但两类制度形成的政策组合是驱动企业绿色创新的有效制度形式;从产权性质的调节效应来看,政府被约谈后,辖区内的民营企业能够通过绿色创新战略积极响应政府的环境治理压力,并且对普惠型制度供给具有较强的敏感性。相比之下,具有“政策响应刚性”的国有企业未能利用绿色创新战略响应政府的号召,这可能与国有企业对被动性的末端治理战略的偏好性有关。本文不仅能够在绿色创新视角下完善中国环境政策实施效果的相关研究,还有利于厘清环境政策对企业环境战略的影响机理,能够为中国生态文明建设提供有益参考。     

环境保护税、高管股权激励与重污染企业绿色创新

为检验环境保护税对重污染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以及高管股权激励在二者关系中的调节作用,研究以中国A股工业上市公司2014—2021年的面板数据为样本,运用双重差分模型和调节效应模型进行分析。研究发现,与非重污染企业相比,环境保护税显著提升了重污染企业绿色创新;高管股权激励在环境保护税影响重污染企业绿色创新中起负向调节作用,即高管股权激励削弱了环境保护税对重污染企业绿色创新的促进关系;异质性分析发现,在国有企业、大规模企业和环保税税额标准提高地区企业中,环境保护税对重污染企业绿色创新的促进作用更加显著。结果表明政府应当继续加强环境保护税法等环境规制建设,企业应当制定合适的高管股权激励制度,进而推动重污染企业绿色创新。     

战略“三角观”视角下中国企业技术创新的竞争优势研究

鉴于传统的创新理论无法解释制度环境差异巨大的中国企业技术创新过程，为更为全面和细致地考察中国企业创新的竞争优势，基于企业战略“三角观”（资源观、制度观和行业观）理论，使用2007—2019年国泰安数据库的中国企业相关数据，运用Tobit面板模型，分析制度因素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效应，内部能力与制度因素对企业创新绩效的交互效应，以及技术前沿距离与内部能力、制度因素对企业创新绩效的三重交互效应。结果显示：知识产权保护执法对企业创新绩效有促进作用；政府支持弥补了转型过程中企业所面临的制度基础设施不足的不利影响，有利于企业创新；企业内部能力提升了知识产权保护执法与企业创新绩效的正向关系，但削弱了政府支持对企业创新绩效的正向效应；技术前沿距离放大了内部能力、政府支持与企业创新绩效之间的负向关系，且降低了内部能力、知识产权保护执法与企业创新绩效之间的正向关系。因此，新发展时期的中国在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执法和提升企业内部能力的同时，也需要将政府角色由经济干预者向秩序维护者转换，以适应中国技术进步新阶段的特点。     

国有企业债务结构对创新的影响——是否存在债务融资滥用的经验检验

论文嵌入中国情境,利用3SLS方法探究中国制造业国有企业债务结构如何影响企业的创新投入和创新产出。由实证结果发现,国有流动债务负向影响创新投入,正向影响创新产出;然而,长期债务负向影响创新产出,对创新投入的影响并不明显。国有企业高投入、低效率的创新现状表明,委托代理冲突是国有企业代理问题的主要矛盾。从创新效率的角度来看,适度地提高流动债务比例、降低长期债务比例,有助于降低代理成本,提高创新绩效。     

网络嵌入性与技术创新:间接联系及联盟多样性如何影响企业技术创新

关注战略联盟网络中,间接联盟关系及联盟类型多样性对技术创新数量和质量是否存在差异化影响。以网络理论和技术创新理论为基础,基于USPTO专利数据库、Recap联盟数据库和Compustat上市企业数据库,使用泊松回归对假设进行验证,研究发现:企业间接联系增加仅对创新质量有负向影响;企业联盟类型多样性增加对创新数量和创新质量都具有正向影响。     

混改背景下股权结构与企业研发投入研究

近年来企业改革不断推进,以国有资产保值增值为目标的混合所有制改革对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研发投入有不同程度的影响.以2011—2018年混合所有制改革的企业为样本,研究股权结构对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研究发现:对于国有企业,股权多样性和股权融合度对企业研发投入影响不显著,而股权集中度对企业研发投入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对于非国有企业,股权多样性和股权融合度对企业的研发投入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股权集中度对企业研发投入有显著的负向影响.     

知识基础与合作网络对企业知识创新的交互影响研究

内部知识组合是企业知识创新的重要前因。企业知识基础的一致性与多样性分别从知识组合的难易程度与新知识组合的机率对企业知识创新产生正向影响。同时,研发人员之间的合作关系所形成的合作网络也影响着企业知识组合的特征,其中合作网络的密度与程度中心势从不同方向影响关系网络中异质知识的进入与员工的认知共识。因此,知识基础与合作网络的结构特征可能对企业知识创新有交互影响。通过分析中国20家汽车行业上市公司2000年到2015年申请的24 175个发明专利数据,发现企业知识基础的一致性与多样性正向影响知识创新,企业内部合作网络密度负向调节了企业知识基础一致性、多样性与知识创新的关系,网络程度中心势正向调节知识基础一致性与知识创新的关系。最后,就创新型企业的研发管理对策和相关理论展开了讨论。     

开放科学视角下的产学研协同创新——制度逻辑、契约治理与社会福利

开放科学从新制度经济学视角为产学研协同创新提供了系统的分析框架。该理论将产业和学术部门视为两种不同的制度组织,强调产学研协同创新的制度逻辑来源于:知识的异质性、知识的公共物品属性和新制度选择逻辑。开放科学视角下的产学研协同创新的机理是企业纳税给政府,政府进行资源配置并资助大学的公共研究,大学在发现优先权和学术声誉的报酬体制下向企业开放知识,企业积极地吸收公共科学知识、并实现产业化。这种产学研协同创新的社会契约是开放科学制度选择的必然结果。     

OFDI动态决策对企业双元创新跃迁的影响研究

双元创新跃迁对持续激发企业创新活力、发挥企业创新主体作用具有重要意义。然而,已有研究较少关注双元创新跃迁的前因。国际化行为是影响企业创新活动的因素之一,因此,本文以2006-2021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采用固定效应模型从投资速度与广度视角考察OFDI动态决策对企业双元创新跃迁的影响。研究发现：(1)加快OFDI速度显著促进了正向跃迁,显著抑制了负向跃迁;(2)OFDI广度削弱了加快OFDI速度对正向跃迁的促进作用以及对负向跃迁的抑制作用;(3)异质性分析表明,与国有企业相比,非国有企业加快OFDI速度对正向跃迁的促进作用更强,而对负向跃迁的抑制作用较弱;与发展中经济体相比,加快向发达经济体的OFDI速度对正向跃迁的促进作用更强,对负向跃迁的抑制作用则较弱。研究结论在一定程度上拓展了企业OFDI的创新效应的研究视角,并为企业及政府推动双元创新跃迁提供了管理与政策启示。     

产学研基础研究合作、财税激励选择与企业突破式创新

创新关注点前移催生了激励范式转变的需求,在产学研基础研究合作过程中简单依赖财税政策支持可能造成激励不足和公共资源扭曲。本文利用2004-2018年我国信息与通信技术领域(ICT)的相关数据,基于负二项回归重点探讨了不同财税政策激励之下产学研基础研究合作与企业突破式创新的关系。实证结果表明：产学研基础研究合作有助于企业实现突破式创新;企业获得的研发补助对此过程产生了正向调节作用,而税收优惠对此过程造成了负向调节;进一步探索不同财税政策组合情境,发现在适当的研发补助支持下,税收优惠可以形成创新激励效应。研究结果丰富了产学研基础研究合作过程的相关激励理论,也为政府利用财税政策有序引导相关基础研究合作进程提供了思路和科学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