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赋能和商业模式创新如何协同推进数字化转型

基于数字赋能和商业模式创新理论,本研究结合案例研究和定性比较分析探究两者对制造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协同机制,并追踪其转型过程的进化路径。研究发现：(1)数字赋能转型机制可分为管控赋能、价值赋能和级联赋能;(2)制造企业商业模式创新主要有创收型和编排型商业模式,且对数字化转型具有倒推作用;（3）协同驱动路径有集群创导驱动、价值创新驱动、资源连接驱动和精益管控驱动路径;（4）在协同推动转型过程中,价值赋能、级联赋能、创收型商业模式和编排型商业模式均是推动制造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核心条件,管控赋能是边缘条件。本研究拓展揭示了数字赋能和商业模式创新对数字化转型协同推进的轨迹,对制造企业数字化转型实践具有启示意义。     

效果逻辑、机缘巧合与数字创新绩效

如何提升数字创新绩效成为企业面临的现实难题,而现有研究对此的关注却十分稀少。本文基于效果逻辑理论,以209家制造企业为研究样本,探究效果逻辑对数字创新绩效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1)效果逻辑对数字创新绩效具有显著正向作用;(2)效果逻辑能促进机缘巧合的发生,机缘巧合在效果逻辑与数字创新绩效间发挥部分中介作用,也即企业数字化中秉持效果逻辑更易产生意外机会,而通过对意外机会的把握能更好促进企业数字化;(3)人工智能意识在效果逻辑与数字创新绩效间发挥负向调节作用。研究结果拓展了数字创新绩效前因变量相关研究、弥补了企业数字化研究对组织成员心理问题关注的不足、推动了机缘巧合理论在国内的发展,并为企业数字化实践提供重要启示与借鉴。     

数字化转型研究：演化和未来展望

与数字化转型相关的研究议题已经逐渐融入创新、创业等诸多领域,并成为当前重要的研究方向之一。针对目前该领域缺乏系统性回顾的研究现状,本文通过对数字化转型领域经济和管理类文献的系统梳理,聚焦数字化转型研究发展和应用场景演变的整个过程,围绕数字技术对社会发展的影响,探究数字化转型研究的演进过程。研究基于重要文献的具体研究内容及数字技术与社会发展的融合程度,采用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方式,从三个阶段解析数字化转型研究的演化过程,系统性归纳了数字化转型研究发展的过程及主要应用场景,探索性地提出了推动数字化转型研究不断演进的三个因素。研究结果表明：(1) 数字技术应用给传统产业发展带来新的挑战,促使产业层面创新理论和实践的转型,推动学术界持续聚焦数字技术创新及其应用情景方向上研究的不断深化;(2)在数字经济时代,数字技术通过创造新产品、新服务和新业态重构产业的商业模式及战略,推动与数字化转型活动相关的价值获取及创造方式等研究议题的持续展开;(3)数字创新成为产业数字化的重要基础,数字创业成为数字产业化的重要支撑及数字创新价值创造的重要实践,推动学术界对以“数字”为基础研究的不断涌现。在此基础之上,本文还对数字化转型的未来研究方向进行了解析。研究内容对该领域的理论研究发展和产业实践创新提供了知识增量。     

效果逻辑对数字创新绩效的影响

数字化时代,我国企业纷纷实施数字化战略,但获得较好数字创新绩效的数字化企业却甚少,而现有研究对这一问题的关注却远远不够。数字化是一个探索与试错的过程,而高管决策逻辑是企业数字化的起点。为此,依据效果逻辑理论,以221家企业为研究样本,构建效果逻辑对数字创新绩效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1)效果逻辑对数字创新绩效具有积极影响,因果逻辑对数字创新绩效具有负向作用,效果逻辑与因果逻辑乘积项对数字创新绩效并无显著性作用;(2)失败学习在效果逻辑与数字创新绩效间发挥部分中介作用;(3)机缘巧合在效果逻辑与数字创新绩效间起到部分中介作用;(4)失败学习对机缘巧合具有积极作用。研究结果拓展了数字化情境下效果逻辑与因果逻辑关系的研究并推动了机缘巧合理论在国内的发展,对企业如何提升数字创新绩效具有重要启示。     

企业数字化转型、绿色创新与碳绩效——碳排放权交易政策与公众环境关注度的调节作用

随着数字经济的迅猛发展,利用数字化优势助力企业绿色转型已成为“双碳”背景下的必然趋势。从利益相关者理论和信号理论出发,以2014—2020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工业企业为样本,实证检验了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否提升碳绩效,并探讨了绿色创新在其中的中介作用以及碳排放权交易政策和公众环境关注度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显著提升了碳绩效,并通过绿色创新正向影响企业碳绩效水平。同时,碳排放权交易政策与公众环境关注度均能发挥显著的正向调节效应。异质性分析显示,企业数字化转型对碳绩效的促进作用在非高新技术企业和高市场竞争程度的情境下更为明显,但产权性质的影响并不显著。研究结论厘清了企业通过数字化转型促进绿色创新进而提升碳绩效的驱动机制,为推进企业数字化转型以实现绿色发展具有重要参考意义。     

高等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动因、实践与启示——以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为例

在当前我国开启高等教育数字化转型道路之际，为进一步探索高校推进数字化转型的策略和具体措施，重点从微观层面将高等教育数字化转型定义为高等教育组织以数字技术为基础支撑，在教育理念、教育模式、教学内容、学习环境、管理体制等方面创新与变革的过程，以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的相关发展实践为例，分析其数字化转型的动因与经验，为加速推动我国高等教育的创新与变革提供参考。分析显示，国家战略引领、数字技术驱动和内生发展是南洋理工大学数字化转型的动因，分别在战略、活动和支撑层面制定数字化转型战略、加强跨学科教育培养创新型人才、创新教学模式、建设智慧校园、夯实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等是其具体探索实践路径。南洋理工大学构建数字教育新形态的实践举措，为我国高校推进数字化转型提供如下启示：制定数字化转型路线图、培养跨学科人才、加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健全数字化转型保障机制等。     

数字金融能够促进工业经济绿色转型发展吗？ ——基于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据经验分析

试图回答数字金融如何促进工业经济绿色转型的问题.运用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和2011—2018年我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对数字金融影响工业经济绿色转型的作用效果、作用机制等进行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结果表明数字金融显著促进工业经济绿色转型,同时无论是数字金融的综合指数层面还是覆盖率指数、使用深度指数以及数字化程度指数层面,对工业经济绿色转型都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机制分析表明数字金融促进工业经济绿色转型主要通过提高工业绿色技术研发能力和水平、提高工业企业经营绩效等途径机制予以实现;进一步研究表明,数字金融一方面通过提高工业企业融资效率进而提高其绿色技术研发能力和水平,从而促进工业经济绿色转型,另一方面通过提高工业企业创新创业水平进而提高其经营绩效水平,从而促进工业经济绿色转型.根据研究结论,提出努力提高数字金融发展水平,特别是提高数字金融的覆盖面积、使用深度以及数字化程度,支持工业行业创新创业发展,以及加强数字金融与新金融业态协同配合、促进数字技术与金融业务深度融合等对策建议.     

企业数字化转型与全要素生产率 —基于创新绩效的中介效应

在数字经济时代,数字化转型是企业发展的重要支撑和必然选择。借助数字技术进行数字化转型是企业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内生动力,也是 “十四五”规划的重要战略。本文以2008—2020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从资源基础理论的视角,运用逐步回归分析法,实证检验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及其内在机理。研究结果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创新绩效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创新绩效在数字化转型促进全要素生产率的机制中发挥中介作用。进一步异质性分析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效果在非国有企业中更明显。本文的研究为我国企业进行数字化转型、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相关启示。     

“数据驱动”与“能力诅咒”：绿色创新战略升级导向下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战略悖论

企业摆脱对反应型绿色创新的低端锁定，向前摄型绿色创新战略升级，是中国绿色发展的战略导向从“被动性环境治理”向“主动性价值创造”转变的重要途径。而大行其道的数字化转型战略可能对绿色创新战略升级产生“双刃剑”作用。本文以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重点探讨企业数字化转型对绿色创新战略升级的影响机理与作用边界。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对绿色创新战略升级具有“数据驱动”和“能力诅咒”两种效应，两种潜在机制的结合使得二者间的互动关系呈现出一种战略悖论，并体现为显著的倒U形关系；组织的业绩反馈情境构成了数字化转型对绿色创新战略升级的内部作用边界，业绩顺差引致的利益相关者治理能够强化“数据驱动”和“能力诅咒”两种效应；作为外部边界条件，社会网络带来的信息优势能够加速“数据驱动”效应，但其诱发的组织间同群效应却能够强化“能力诅咒”作用机制。本文不仅能够为绿色创新战略选择动因的相关研究提供增量的理论贡献，并能在绿色创新导向下为企业数字化转型实践提供科学依据。     

数字化能否实现企业绿色创新的“提质增量”?——基于资源视角

随着数字经济和绿色发展战略的不断推进,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否促进其绿色创新质量和数量提升是亟待探索的待解课题。研究基于资源视角,以2015-2020年748家上市企业数据为样本,实证分析了数字化对企业绿色创新质量和数量的影响及异质性特征,并对创新资源投入的中介作用进行了检验。研究发现：(1)数字化显著提升了企业绿色创新质量和数量,相对而言,更能提升绿色创新质量。(2)创新人力资源投入和财力资源投入在数字化与企业绿色创新质量和数量间发挥部分中介效应。(3)相较于非国有、无政治关联、东部地区的企业,国有、有政治关联、非东部地区的企业推进数字化更能实现绿色创新的“提质增量”。(4)经济后果分析表明,数字化对企业价值的直接正向影响尚不显著,但绿色创新质量在其中起到了显著的中间传导作用。     

数字化转型背景下商业模式创新抗拒路径研究

商业模式创新是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关键一环,但实践中却存在诸多商业模式创新抗拒的现象。然而,当前关于创新抗拒的研究多以消费者为主体,企业在转型过程中存在的商业模式创新抗拒问题却鲜有学者涉及,其作用路径与内在机理仍缺乏充分的理论关注。基于此,论文运用程序化扎根理论,对8家典型的商业模式创新抗拒企业进行了深入剖析,构建了数字化转型背景下企业商业模式创新抗拒的理论模型。研究发现,商业模式创新抗拒不同于产品创新抗拒,其涵盖了企业对改变整体商业模式要素综合逻辑的抗拒。根据情境与主导因素的差异,数字化转型背景下企业的商业模式创新抗拒主要可以分为“抱头缩项型”“画地自限型”“力不从心型”与“安于现状型”四类,并可分别采用风险决策理论、路径依赖理论、资源基础理论与绩效反馈理论予以解释。本研究拓展了商业模式创新的研究视角,并为减少企业在数字化转型背景下的创新抗拒提供了实践启示。     

数字创新、战略柔性与企业智能化转型——考虑环境复杂性的调节效应

利用数字创新推动企业智能化转型,已成为推进实体经济与数字经济深度融合发展、加快建设数字中国的新动能。本文采用机器学习方法刻画企业数字创新水平,并提出数字创新如何通过影响战略柔性进而作用于企业智能化转型的内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创新显著促进了企业智能化转型,并通过资源柔性和协调柔性正向影响企业智能化转型程度。同时,考察环境复杂性对数字创新与企业智能化转型关系所发挥的调节效应,发现企业所处环境复杂性越高,数字创新对智能化转型的促进作用越强。研究结论有助于揭示“环境-创新-战略”三轮驱动下的企业智能化转型升级“黑箱”,也为推动数字技术应用与发展提供了新的证据与政策启示。     

数字化转型何以影响枢纽企业创新绩效？——基于模块化视角的实证研究

如何揭开数字化转型提升枢纽企业创新绩效的面纱,既是创新战略研究的前沿课题,也是管理实践的难题。基于模块化理论,提出数字化转型影响创新生态系统枢纽企业创新绩效的杠杆机制（模块化产品架构）和协同机制（模块化组织架构）,以“战略—结构—绩效”的研究范式,构建数字化转型作用于企业创新绩效的链式中介模型,通过跨层次的模块化架构演进动态分析,提出模块化架构与治理机制协同的双重演化路径。研究表明：（1）数字化转型对枢纽企业创新绩效有显著促进作用;（2）模块化产品架构与模块化组织架构分别在数字化转型与企业创新绩效的正向影响中起部分中介作用,且在上述影响中起链式中介作用。（3）模块化产品架构及其镜像的模块化组织架构的演进,是现阶段枢纽企业应对数字化转型的重要结构支撑。微观上揭示数字化转型的黑箱机制是对以往研究的丰富与补充,并启示企业的数字化管理实践。     

环境不确定性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

企业绿色创新和数字化转型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焦点,但较少有研究将环境不确定性与之纳入同一框架,为此作出探索,从宏、微观视角总结企业面临的不确定性,包括经济政策、行业环境和投资者、供应商不可预测行为以及资本市场中的业绩异常波动等一系列因素,以沪深A股2016—2020年上市企业为样本,采用托宾（Tobit）回归方法检验环境不确定性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及作用路径,并探索数字化转型在其中的调节效应。结果发现：环境不确定性的持续攀升会通过降低管理层信心与提高融资约束等削弱企业进行绿色创新的积极性,由此显著降低了企业绿色创新能力,但此消极作用在重污染行业中并不显著;数字化转型能抵御环境不确定性给企业绿色创新带来的消极影响,有助于企业提高绿色创新能力,尤其在民营企业和数字金融水平较高的地区这种调节作用更为显著。因此,企业应将绿色创新作为长期的发展战略,而政府也应提高数字金融覆盖广度以及服务深度、完善数字金融监督体系,激励企业加快数字化转型。     

政策不确定性与创新数字化——双元创新的视角

本文以企业数字化转型为背景,以世界银行中国制造企业微观调查数据为研究样本,探究转型中国家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创新数字化的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政策不确定性促进企业创新链数字化。机制检验结果表明双元创新行为（探索式与利用式）在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创新数字化之间产生部分中介作用,且边界机制检验结果表明市场非正规竞争与企业寻租会抑制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创新数字化的正向关系。经济后果检验结果表明政策不确定性通过强化创新数字化最终促进了企业创新绩效。本研究为转型中国家审视创新数字化的驱动机理提供了新的微观证据,为企业以及政府推动创新数字化提供管理与政策启示。     

面向高质量发展的创新节奏与创新绩效——数字化转型与环境动态性的作用

在数字化引领制造业企业高质量发展过程中如何适应并调整自身创新节奏,成为企业所面临的关键问题。本文基于组织适应理论,构建了“数字化转型—创新节奏—创新绩效”的关系模型,并以环境动态性为调节变量,基于2008—2019年中国沪深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面板数据开展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数字化转型与企业不连贯、不规律的创新节奏之间呈正相关关系;创新节奏对创新绩效具有倒U形的影响;创新节奏在数字化转型与创新绩效之间发挥了部分中介作用;环境动态性削弱了数字化转型对创新节奏的正向影响以及创新节奏与创新绩效之间的倒U形关系。研究结论将企业数字化转型实践、动态创新轨迹与创新绩效联系起来,拓展了数字化转型与创新节奏领域的研究,为企业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的高质量创新实践提供理论指导。     

数字化导向与企业数字化创新的关系研究

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的发展促进了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升级和创新。基于动态能力理论和组织变革准备理论,引入了数字化组织准备作为中介传导机制和数字化能力作为调节作用机制,构建了数字化导向对数字化创新影响机制的理论模型。通过回收的336份有效问卷对文中的假设进行检验,研究结果表明：数字化导向对数字化创新有显著的促进作用;数字化组织准备在数字化导向和数字化创新之间的部分中介作用显著;数字化能力在数字化组织准备与数字化创新之间发挥正向调节作用,并进一步调节数字化组织准备在数字化导向与数字化创新之间的中介作用,即：数字化能力越强,则数字化组织准备的中介效应越显著。研究结果丰富了数字技术赋能企业创新的相关研究,也为企业的信息化、数智化建设提供理论支持和实践借鉴。     

数字化转型对旅游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机制研究——智力资本的中介效应

新经济时代,数字化转型已经成为旅游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必经之路。明晰数字化转型对旅游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机制,是指导旅游企业数字化转型实践以及促进其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理论依据。采用2013—2020年沪深A股旅游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基于智力资本的中介效应探讨了数字化转型对旅游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能够显著促进旅游企业高质量发展;智力资本下的创新资本、人力资本、结构资本以及关系资本在数字化转型对旅游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中均具有中介效应;数字化转型对旅游企业高质量发展因所属行业、所有制性质产生异质性影响,其中数字化转型对综合类旅游企业和非国有旅游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更为明显。研究结论从微观层面阐明了数字化转型与旅游企业高质量发展之间的理论关系,明晰了智力资本的中介效应,为旅游企业数字化转型促进高质量发展提供理论参考与经验启示。     

数字化转型对员工创新行为的跨层影响机理研究——基于员工顾客双主体参与的中介作用和企业声誉的调节作用

数字化转型作为企业顺应数字时代的关键变革对企业创新实践产生重要影响，但其如何影响微观员工创新却不甚明了。鉴于此，分别基于企业内部与外部利益相关者视角，将数字化转型（企业变革）、员工/顾客参与（利益相关者参与）、企业声誉（企业身份信号）和员工创新行为（员工产出）纳入同一研究框架开展了两项子研究，旨在明晰数字化转型对员工创新行为的跨层影响机理。子研究一聚焦内部员工视角，对来自30家企业的322份领导—员工两阶段配对问卷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结果显示：数字化转型、员工参与均促进员工创新行为；员工参与在数字化转型与员工创新行为关系间起部分中介作用；企业声誉正向调节数字化转型与员工参与间的关系，且进一步调节员工参与的中介作用。子研究二聚焦外部顾客视角，对来自4家虚拟社区（含22个分社区）的208份会员两阶段问卷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结果显示：数字化转型、顾客参与均促进员工创新行为；顾客参与在数字化转型与员工创新行为间起部分中介作用；企业声誉正向调节数字化转型与顾客参与间的关系，且进一步调节顾客参与的中介作用。研究结论拓展了数字化转型对微观员工创新行为的影响机理研究，并为企业通过数字化转型推动员工创新提供...     

基于元分析的数字化转型与企业创新关系研究

企业数字化转型与企业创新的关系研究日益成为学术界热议的话题，但现有文献尚存在两者作用机理不清晰、研究机制单一等问题。本文基于近5年的相关文献进行元分析，证实了数字化转型与企业创新存在中等强度正相关性。进一步分析发现，企业的情境要素、变量测量方式以及创新分类变量显著调节数字化转型与企业创新作用关系。具体而言，中小企业相较于大型企业调节作用更为显著；非制造业企业相较于制造业企业的数字化转型更能促进企业创新；变量测量方式中主观测量方式下的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创新影响更大。按照创新价值链环节对企业创新进行分类，企业创新类型及创新程度与数字化转型发展周期规律呈S形匹配。其中，在数字化转型萌芽期主要表现为流程创新与组织创新；在数字化转型成长期主要表现为产品服务创新与商业模式创新；在数字化转型成熟期主要表现为绿色创新与全员创新。研究结果对于未来纵向研究和情境化研究具有启发意义，同时能够对企业数字化创新战略提供理论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