碳交易机制与企业绿色创新：基于三重差分模型

    低碳经济与绿色发展密切相关,目前关于碳交易机制对企业绿色创新影响的分析缺乏微观企业层面的经验证据。本文基于2009—2016年间中国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的专利数据,以2013年末在7个省市开展的碳排放权交易试点作为准自然实验,采用三重差分的估计方法,通过对比碳交易试点政策实施前后、试点省市相对于非试点省市、高污染行业相对于低污染行业的企业绿色专利申请占比的变化情况,探究碳交易机制政策对企业绿色创新活动的影响,并进行了一系列异质性讨论和稳健性检验。实证结果表明：（1）相对于非试点省市和试点省市的低污染行业,碳交易试点政策能够提高试点省市高污染行业的企业的绿色专利申请比例。（2）相比于发明类绿色专利,该政策对绿色专利中的非发明类专利的促进作用更强。（3）相对于国有企业,该政策对试点省市上市公司中非国有企业的绿色创新的激励作用更加显著。此外,本文发现：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能够增加高污染行业企业的科研人才引进和提高科技研发支出、提高企业资产净利润率,进而直接或间接地促进了企业绿色创新发展。本文的研究结论能够为中国实施全国碳排放权交易政策提供一定经验支持;为如何实现提质增效、更好促进企业节能降耗和绿色发展提供政策建议。     

中国碳市场试点与企业绿色转型：作用效果与机理分析

碳排放权交易是我国利用市场化手段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的重要机制，但现有研究没有探讨碳市场对企业绿色转型的影响。本文利用我国从2013年开始的碳市场试点这项准自然实验，通过多期双重差分法研究我国碳市场试点促进企业绿色转型的作用效果和机理。结果显示：碳市场试点显著促进了企业绿色转型；碳排放权交易的市场机制在两者之间没有发挥作用，但企业凭借成本转嫁能力化解绿色转型成本以塑造竞争优势；碳市场为企业关系管理提供了契机，但与管理政企关系相比，企业更倾向于借助碳排放权交易促进绿色转型进行社企关系管理；碳市场试点对企业绿色转型的促进作用没有显著的行业和地区溢出效应，也不受企业所有制、区域发展水平以及是否为碳市场重点关注的高耗能行业的影响。本文不仅深化了对我国碳市场作用效果和微观作用机理的认识，还为如何完善全国碳市场建设提供了参考建议。     

碳排放权交易政策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基于工具变量和三重差分的检验

碳排放权交易政策能否激发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对实现环境绩效和经济绩效的双赢至关重要。运用准自然实验研究法,考察了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激励机制。研究发现：（1）在基准回归基础上,运用工具变量克服内生性问题、三重差分方法剔除其他政策影响以及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碳排放权交易政策仍能显著激发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包括高质量绿色技术创新和低质量绿色技术创新。（2）进一步研究表明,宏观市场需求、中观行业竞争和微观企业内部控制等因素均能强化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的创新激励作用。（3）从企业所有制类型来看,相较于非国有企业,国有企业对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更加敏感;从资源禀赋来看,在资源禀赋短缺地区,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激励更显著。     

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的碳减排效应——基于绿色技术创新和能源结构转型的中介效应

分析中国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地区的碳减排状况，为现行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改进提供经验依据。基于2005－2019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运用多期双重差分模型检验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是否存在碳减排效应，并采用平行趋势检验、安慰剂、PSM-DID等方法检验回归结果的稳健性，通过中介效应分析检验绿色技术创新和能源结构转型的传导路径，最后分析试点政策的地区异质性。结果表明：（1）试点政策显著降低试点地区的碳排放量和碳排放强度，存在显著的碳减排效应；（2）绿色技术创新和能源结构转型都是试点政策实现碳减排效应的作用路径，绿色技术创新在降低试点地区碳排放量和碳排放强度中分别发挥了12.38%和5.51%的作用，能源结构转型则分别发挥了3.74%和0.47%的中介效应作用；（3）北京的碳减排效应在6个试点地区中最强，其次是上海和天津，湖北和重庆的整体碳减排效应较弱。研究结论为更好实现“双碳”目标、同时推动能源结构转型和绿色技术创新提供的主要启示包括，要加强全国碳市场建设、因地制宜地制定差异化减碳政策等。     

企业数字化转型、绿色创新与碳绩效——碳排放权交易政策与公众环境关注度的调节作用

随着数字经济的迅猛发展,利用数字化优势助力企业绿色转型已成为“双碳”背景下的必然趋势。从利益相关者理论和信号理论出发,以2014—2020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工业企业为样本,实证检验了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否提升碳绩效,并探讨了绿色创新在其中的中介作用以及碳排放权交易政策和公众环境关注度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显著提升了碳绩效,并通过绿色创新正向影响企业碳绩效水平。同时,碳排放权交易政策与公众环境关注度均能发挥显著的正向调节效应。异质性分析显示,企业数字化转型对碳绩效的促进作用在非高新技术企业和高市场竞争程度的情境下更为明显,但产权性质的影响并不显著。研究结论厘清了企业通过数字化转型促进绿色创新进而提升碳绩效的驱动机制,为推进企业数字化转型以实现绿色发展具有重要参考意义。     

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的碳减排效应——基于绿色技术创新和能源结构转型的中介效应

分析中国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地区的碳减排状况,为现行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改进提供经验依据。基于2005—2019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运用多期双重差分模型检验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是否存在碳减排效应,并采用平行趋势检验、安慰剂、PSM-DID等方法检验回归结果的稳健性,通过中介效应分析检验绿色技术创新和能源结构转型的传导路径,最后分析试点政策的地区异质性。结果表明：（1）试点政策显著降低试点地区的碳排放量和碳排放强度,存在显著的碳减排效应;（2）绿色技术创新和能源结构转型都是试点政策实现碳减排效应的作用路径,绿色技术创新在降低试点地区碳排放量和碳排放强度中分别发挥了12.38%和5.51%的作用,能源结构转型则分别发挥了3.74%和0.47%的中介效应作用;（3）北京的碳减排效应在6个试点地区中最强,其次是上海和天津,湖北和重庆的整体碳减排效应较弱。研究结论为更好实现“双碳”目标、同时推动能源结构转型和绿色技术创新提供的主要启示包括,要加强全国碳市场建设、因地制宜地制定差异化减碳政策等。     

环境权益交易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研究——基于二氧化硫排污交易政策视角

以二氧化硫排污交易政策试点作为准自然实验,结合1998—2021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研究发现该政策能够推动企业进行绿色创新,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仍然成立。同时也发现,该政策推动绿色创新的核心机制是促进不同类型企业之间的专利分工。值得注意的是,该机制对清洁型企业的促进作用大于混合型企业,并且还进一步促使清洁型企业向混合型企业转让和许可绿色专利。这种促进专利分工的机制可以产生知识溢出效应,从而有效推动企业绿色创新。研究结果表明,环境权益交易市场可以通过促进专利分工,激励企业进行绿色创新。     

环境规制、政府补贴与创新质量 ——基于中国碳排放交易试点的准自然实验

目前有关环境规制与企业创新的研究大量涌现,但基于中国碳排放交易试点政策,尤其是从微观企业层面来考察碳排放交易制度与政府补贴对企业创新质量影响的研究仍有待丰富和深化。有鉴于此,在厘清环境规制、政府补贴与创新质量三者关系的基础上,提出研究假说,进而采用2006—2016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面板数据和PSM-DID模型对研究假说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碳排放交易制度试点对"实验组"企业的创新数量和创新质量均有促进作用,且对专利总量、发明专利和实用新型专利的促进力度依次递减,表明企业在追求创新数量的同时,也越发重视创新质量;政府补贴政策对创新数量和创新质量均有正向影响,且政府事前补贴的效果优于政府事后补偿;但在碳排放约束下,无论是向"实验组"企业提供何种政府补贴,均无法显著激励企业进行高质量创新,甚至如果向"实验组"企业提供额外的政府事前补贴,还会造成碳排放交易制度本身丧失对企业创新的诱导作用。     

绿色金融发展水平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研究——基于五省试验区的准自然实验

在“双碳目标”的号召下,绿色金融是引导节能减碳的重要市场金融工具,绿色创新是企业减少碳排放实现清洁化生产的重要手段。本文对江西、新疆、贵州、广东、浙江五省区绿色金融改革创新实验区进行准自然实验,以沪深A股的上市企业为样本构建双重差分模型,对绿色金融与绿色创新之间的关系进行探究,并针对企业和省份层面的其他变量进行异质性分析。研究发现,绿色金融政策能够提升企业绿色创新能力;非国有企业、大规模企业、非重污染行业企业的绿色创新水平普遍强于其他企业;同时地区开放水平也会影响企业的绿色创新能力。因此,政府需要完善绿色金融改革体系;针对重污染行业制定对口指导方案;引入碳排放权交易机制,加强国际合作。     

碳排放权交易对企业碳绩效的影响研究

碳排放权交易是国家激励企业降碳减排、实现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环境规制工具。碳绩效反映了经营发展与二氧化碳排放之间的关系,是衡量绿色低碳经济发展的重要指标。本文基于2010—2019年中国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运用非期望产出SE-SBM、多期PSM-DID和中介效应模型等计量方法,实证分析了碳排放权交易对企业碳绩效的影响及作用机制。主要结论有：碳排放权交易显著提高了企业碳绩效;碳排放权交易通过促进企业低碳技术创新正向影响企业碳绩效;碳排放权交易的作用效果存在异质性,对源头管控型低碳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更为显著,且长期效果更佳。本研究厘清了碳排放权交易对企业碳绩效的作用机理和影响路径,丰富和拓展了碳排放权交易微观层面的研究视角,为全国碳排放权交易的建设提供经验证据,为企业借助碳排放权交易提升自身碳绩效提供理论依据,为实现“双碳”目标提供有益参考。     

董事绿色联结对重污染企业绿色并购后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

为进一步探究董事绿色联结关系在重污染企业绿色并购后绿色技术创新中的纽带作用，回答企业内部因素如何影响企业绿色并购后绿色技术创新的问题，考察不同类型的环境规制在董事绿色联结与绿色并购后绿色技术创新之间的异质性调节作用，以2012—2020年我国沪深A股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绿色并购为对象，采用多元回归分析法进行实证检验。结果发现：具有绿色联结关系的董事能够显著促进重污染企业绿色并购后的绿色技术创新，且这一促进作用在非国有企业、高研发投入企业以及高竞争度行业更为显著；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在董事绿色联结对企业绿色并购后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中起负向调节作用，而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U”型调节两者之间的关系。因此重污染企业在进行绿色并购后绿色技术创新重大决策时，应重视董事绿色联结这一非正式制度，并准确判断市场动向和政策导向，充分发挥董事绿色联结的作用，推动企业实现更高效的绿色发展。     

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的价值效应——基于碳排放权交易机制的研究

以2013年实施的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对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与企业价值的关系进行分析.结果表明,碳排放权交易机制的实施对企业短期价值有显著的积极影响,但抑制了长期价值;宏观层面上,随着碳市场流动性的提升,该机制的实施对企业短期价值的促进作用增强,对长期价值的消极影响也得到缓解;微观层面上,碳排放权交易机制对企业短期、长期价值在风险承受能力高的企业中均体现出更加显著的积极影响.研究为碳排放权交易机制的进一步完善提供参考,给企业绿色价值提升提供思路.     

双试点政策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基于低碳城市和创新型城市双试点政策的准自然实验

为准确评估试点城市建设的绿色发展效应及不同试点政策之间的协同作用,将低碳城市和创新型城市双试点作为研究对象,基于2007—2020年中国282个城市的面板数据,使用多期DID模型实证检验双试点城市建设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效果及其作用机制。实证结果表明,相较于非双试点城市,双试点政策能显著促进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并且,相较于单试点政策,低碳城市和创新型双试点城市建设对地区经济绿色发展的推动作用更为明显。进一步研究发现,双试点城市可以通过提升城市绿色技术创新水平与优化产业结构两条途径促进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异质性分析表明,双试点城市建设对东部城市和非资源型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更为明显。     

近朱者赤:被纳入碳排放权交易试点的客户能否影响企业ESG表现？

绿色是实现高质量发展最亮的底色。以“双碳”目标为背景,基于企业与客户的二元供应链关系,实证检验被纳入碳排放权交易试点的客户对企业ESG表现的影响。研究表明：被纳入碳排放权交易试点的客户能够显著提升企业ESG表现。对企业ESG表现的分维度研究表明,被纳入碳排放权交易试点的客户对企业E和S维度的表现具有显著的提升作用,而对企业G维度表现的提升作用不显著。被纳入碳排放权交易试点的客户通过倒逼效应提升企业ESG表现。短期内,被纳入碳排放权交易试点的客户倒逼企业“末端治理”;长期内,被纳入碳排放权交易试点的客户倒逼企业“前端预防”。当企业位于低碳试点城市、处于高碳排放行业时,被纳入碳排放权交易试点的客户对企业ESG表现的提升作用更显著。企业ESG表现提升并不能直接增加企业价值,但被纳入碳排放权交易试点的客户能够倒逼企业提高环保投资水平和绿色技术创新水平,进而推动企业ESG表现显著增加企业价值,而且长期更有效。基于被纳入碳排放权交易试点的客户这一新研究视角,揭示了低碳减排与ESG实践的激励相容机制,不仅为深入理解我国碳试点的微观作用效果提供了新思路,而且对推进美丽中国建设、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     

环境保护税、高管股权激励与重污染企业绿色创新

为检验环境保护税对重污染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以及高管股权激励在二者关系中的调节作用,研究以中国A股工业上市公司2014—2021年的面板数据为样本,运用双重差分模型和调节效应模型进行分析。研究发现,与非重污染企业相比,环境保护税显著提升了重污染企业绿色创新;高管股权激励在环境保护税影响重污染企业绿色创新中起负向调节作用,即高管股权激励削弱了环境保护税对重污染企业绿色创新的促进关系;异质性分析发现,在国有企业、大规模企业和环保税税额标准提高地区企业中,环境保护税对重污染企业绿色创新的促进作用更加显著。结果表明政府应当继续加强环境保护税法等环境规制建设,企业应当制定合适的高管股权激励制度,进而推动重污染企业绿色创新。     

外商直接投资对地区绿色技术创新的溢出效应研究

日益严峻的环境问题已然成为制约中国经济发展的一大因素，绿色技术创新有助于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和生态环境改善的“双赢”局面，提高绿色技术创新能力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优化产业结构的战略支撑。本文基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以及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数据库，采用绿色专利数作为地区绿色技术创新的代理变量，利用海岸线距离构造工具变量，考察外商直接投资（FDI）对地区绿色技术创新的溢出效应。实证分析表明，FDI通过知识外溢、示范效应以及竞争效应对地区绿色技术创新产生明显的外溢效应，显著地促进了绿色专利数量的增加。进一步从地区异质性来看，金融生态环境的改善，环境规制水平的提高，外向型经济的发展，均有助于地区绿色技术创新水平的提升。本文的研究为我国政府科学制定外资政策，发挥外资绿色技术创新最大化溢出效应提供可借鉴的思路。     

绿色信贷政策、扶持之手与企业创新转型

文章以2012年《绿色信贷指引》实施构造准自然实验,基于2010—2017年沪、深两市非金融上市公司经验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方法检验绿色信贷政策对企业创新转型的影响效应以及政府补助在其中扮演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整体上,绿色信贷政策促进了企业创新转型,与非重污染企业相比,绿色信贷政策对重污染企业创新强度的促进作用相对较弱;政府补助对绿色信贷政策的创新激励效应具有显著正向调节作用,这一调节作用在重污染企业与非重污染企业之间存在差异;此外,绿色信贷政策对企业创新转型的影响及政府补助的调节作用因企业产权性质、债务杠杆以及地区市场化水平差别存在异质性。本文从微观企业创新转型视角拓展绿色信贷政策效应研究,为绿色信贷政策与企业创新转型提供决策支持。     

环境规制与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基于命令—控制型与市场激励型规制工具的实证分析

本文利用1997—2013年中国30个省区市的资源消耗、环境污染和经济发展数据,结合Super-DEA方法对中国省际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进行测算,并以此为基础探究中国不同环境规制工具的节能减排效应差异.结果表明： 市场激励型比命令—控制型规制工具更具减排灵活性和激励长效性,命令—控制型规制手段对区域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呈U形关系,基于经济激励方式下“利用市场”的环境政策工具——排污收费制度效应为正,而“建立市场”的环境政策工具——排污权交易试点政策并未表现出显著稳定的效应;东部地区的规制运行整体优于中西部地区,西部次之,中部最差;环境法制的完善对政府“利用市场”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但“建立市场”的法制体系尚未健全.最后,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抑制或促进：企业社会责任与绿色创新绩效

中国已经明确提出2030年碳达峰的目标,但政府绿色发展政策能否转化为企业创新的动力,往往还取决于企业自身非市场战略与市场战略之间的互动关系。本文利用2012—2019年国家知识产权局绿色专利授权和润灵环球评级数据,来探究企业社会责任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产出的影响。研究发现企业社会责任良好表现可通过提供更多冗余资源的途径,显著促进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产出;在考虑冗余资源的调节作用后发现,未吸收冗余资源强化了社会责任表现对绿色技术创新产出的促进作用,而非沉淀冗余资源在社会责任表现与绿色技术创新的关系中不具有显著的正向调节作用,说明企业长期投融资能力才可能真正促进企业进行绿色技术创新。本研究印证了企业非市场战略对市场战略的助推作用,从企业战略视角为开创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时代提供了的有益启示。     

绿色债券发行对绿色技术创新影响的路径和机制研究

深入探究绿色债券发行的经济效应对于构建以市场为导向的绿色技术创新体系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本文以2010—2019年中国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在勾勒发行绿色债券促进绿色技术创新提质增量的理论基础上,利用PSM-DID模型对发行绿色债券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二者存在何种关系、有何作用机理以及异质性影响展开系统性分析,解构绿色债券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内在逻辑,并采用多重稳健性检验验证研究结果的可靠性。研究发现：第一,发行绿色债券支持债券创新效应假说,有助于推动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提质增量,从实质效果来看,中国绿色债券市场“漂绿”问题尚不严重;第二,基于绿色债券发行特征的剖析显示绿色债券的发行额度越高、发行期限越长,其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能力的促进效果越强;第三,机制分析结果表明企业发行绿色债券能够通过提高企业研发投入、降低企业融资成本以及增强投资者关注等三条路径作用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第四,企业异质性检验结果表明,发行绿色债券对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提升效应在非国有企业和西部地区的样本中更显著。文章研究结果在理论上丰富了企业绿色债务融资经济后果和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影响因素的相关研究,在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