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的中国论说——从梁启超的救时启蒙到钱穆的立国新诠

梁启超早期法治研究立足救时主义和国家主义,关注时代变革与西学接引。经历了一系列政治动荡和学术转型之后,梁启超对于法治的解读发生了实质变化:一方面批判国家主义;另一方面关注中国传统礼治与西方法治之间的差别,对于中国政治传统与国民共业有了反思性转向。钱穆接续推进了梁启超的法治研究,早年的思考多以论辩形式发表:一方面应对当时政论;另一方面侧重对中国传统政治本来面目的揭示。及至晚年,钱穆更多从中国人的道德心性和文化大传统去理解礼法关系。     

德治秩序与法治秩序--中西政治秩序观比较研究

中西政治文化是两大不同的政治文化体系 ,它们对政治秩序的理解有极大的差异。以儒家政治文化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形成了以德治为基础的政治秩序思想 ,西方政治文化在其发展历程中形成了以法治为基础的政治秩序思想。本文从地理环境、思想渊源、对政治生活的理解、构建秩序的观念和方式等五个方面对中西政治秩序思想进行了比较 ,试图揭示德治秩序与法治秩序的深刻差异     

德治秩序与法治秩序－－中西政治秩序观比较研究

中西政治文化是两大不同的政治文化体系，它们对政治秩序的理解有极大的差异。以家政治文化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形成了以德治为基础的政治秩序思想，西方政治文化在其发展历程中形成了以法治为基础的政治秩序思想。本文从地理环境、思想渊源、对政治生活的理解、构建秩序的观念和方式等五个方面对中西政治秩序思想进行了比较，试图揭示德治秩序与法治秩序的深刻差异。     

德治、礼治、法治的历史演进——对中国社会治国理念的思考

德治、礼治是传统中国的基本治国之道。近代以来,随着西方文明的侵入,法治理念渐入人心,法治成为中国社会追求进步的愿望和渴求。在建设和谐社会成为时代呼声的今天,如何将德治、礼治和法治有效地结合起来,建构起一个适合中国国情的现代治国理念,是国人应该思考的问题。     

浅谈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与依法治国

“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我国的治国方略.为实现依法治国,迫切需要对法律文化的借鉴与研究.我们不仅要借鉴与研究西方的一些法律文化,还要借鉴与研究我们祖先的遗产——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探讨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利与弊,“取其精华,弃其糟粕”,继承传统法律文化的优秀成果（道德法律化、法律道德化）,摈弃传统法律理念,促进中国的法治进程.     

韩非“以法治国”思想及其与亚里士多德的法治观比较

受中国传统社会的制约和历史局限性的影响,《韩非子》中尚未出现完整的法治思想,但已出现＂以法治国＂思想。韩非的＂以法治国＂思想与亚里士多德的法治观既有近似又有差异。     

儒法两家治国思想的变迁

儒家维护"礼治",提倡"德治";法家强调用法来规范和衡量人们的行为,即"法治"。儒家和法家所代表的政治思想代表了中国治国方略的两个方向,并形成了以德治国和以法治国的两个传统。德治与法治虽然不同,但两者绝非对立,在经过历代儒家和法家学者的补充和发展后,礼法结合成为西汉的治国之道,并被后世王朝所沿用。离开了儒法两者的互补,就无法深刻理解和把握中国传统社会治国模式的结构和特点。     

在“两个结合”中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中国化时代化论略

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是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研究法律现象而形成的基本理论观点,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的中国化从提出到完善、从丰富到立体历经百年,百年过程即是一个不断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不断与中华传统文化相结合的过程。新时代新征程的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已然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有力法治保障,为治国理政提供理论支撑。“两个结合”命题的提出,揭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深邃逻辑,顺应了百年未有大变局深刻演进的国际背景,开辟了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在传统优秀文化中汲取智慧的力量,厚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时代精神精华”之底蕴,“两个结合”是未来继续成功的重要法宝。     

"寓言概念"定义与本质的重新审视——兼论"寓言"与"fable"对译的不对称性

“寓言”在文献中的出现较早,但用来命名文体却在近代,“寓言”概念更是由西方引进。文化的差异与理解的偏差势必导致中国研究者对中国古代寓言类文体文章文本的最终认定产生分歧。通过对“寓言”已有的名称、对译和概念定义的分析,对“寓言”概念的定义与界定可以有新的观点、定义与看法。     

儒家的德治与法治思想及其现代意义

中国儒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而儒家文化在政治领域始终倡导“德治”，“法治”只是其辅政的手段。这一文化资源与西方“法治”传统构成对立的文化价值系统。总结对比中西“德治”与“法治”的根源及其现代意义，是本文之主旨。     

论法治与德治相结合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迫切需要

新形势下，江泽民同名提出“我们委把法制建设与道德建设紧密结合起来，把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黔密结合起来。”本文希重从经济、政治、文化三个大方面讨论了法治与德治相结合的治国方略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重要性。     

政治统治合法性建构说之比较--《政府论》和《大学》的对比分析

合法性是所有政治体系都必须面对的一个问题。《政府论》提出“基于被统治者同意”的政治合法性概念;《大学》则从道德人格的塑造出发,构建政治统治的合法性。由中西文化传统中关于合法性建构的不同路向主张,引发出“人治”和“法治”两种不同的治国方略。     

宪法知识在近代中国的民族化解读

人们已经意识到发展法治、建设宪政国家对于中国现代化进程的重要性。然而,随着研究的深入,人们发现中国宪法知识与西方宪法知识存在着不同,突出表现为宪法内涵和基本精神的不同。运用知识传递中的“语境”和“前见”理论,考察西方文化中的宪法知识在中国近代语境中是如何被传统文化解读并重构,这从一个侧面可以了解中国文化的民族特点。     

《大学》“三纲”“八目”思想的现实思考

《大学》的基本思想：“三纲”“八目”；修身与践行相互为用、相得益彰；“以德治国”和“以法治国”结合，德治与法治并重。     

浅谈"法治"

在中国建立法治国家“以法冶国”，必须坚持法治的三个基本原则即要有良好的法，普遍地依从法，有确保国家守法的权力机制，这样才能达到法治的目的。     

试论"法德并举"社会主义治国方略的理论渊源

“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并举的社会主义治国方略 ,具有极其丰富、深厚的思想理论渊源。文章即从中国古代和现代西方两个历史阶段对“法德并举”社会主义治国方略的理论渊源进行追溯和回眸 ,深入地阐述了中国古代的“德治”、“法治”思想和“德法兼用、德主刑辅”的治国模式以及现代西方国家的“法治”思想与发达市场经济条件下“德治”和“法治”相结合的社会治理模式。这些治理模式和治国经验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无疑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和参考价值。     

宋朝士大夫"以法治国"观论析

宋朝士大夫主张厉行法治,倡导“以法治国”,用法律手段来维护统治、稳定秩序,并且在法治实践的诸多领域中自觉践履、身体力行,为宋朝社会的稳定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孙中山与民初法制建设

建立中华民国后,孙中山特别强调要将中华民国建成民主共和的法治国家,要以法治国,依法行事.他领导南京临时政府立法建制,改正和纠正不能严格依法行政的行为,但也有未能严格依法行政的情况发生.极力倡导以法治国原则的孙中山及南京临时政府违反法律程序的无奈,深刻反映了中国由传统社会向现代法治社会转型进程的复杂与艰难.     

孙中山与民初法制建设

建立中华民国后,孙中山特别强调要将中华民国建成民主共和的法治国家,要以法治国,依法行事.他领导南京临时政府立法建制,改正和纠正不能严格依法行政的行为,但也有未能严格依法行政的情况发生.极力倡导以法治国原则的孙中山及南京临时政府违反法律程序的无奈,深刻反映了中国由传统社会向现代法治社会转型进程的复杂与艰难.     

从法应然与实然的二元对立透视“无讼”

“无讼”是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核心价值取向之一．自然条件、社会结构和思维方式不同,使东西方法律文化呈现出截然不同的发展模式。然而从西方法治理论中法之应然与实然的二元对立视角透视“无讼”．可以发现：不同的法律文化有着极为相似的法制机理和社会理想。当代中国应以理性的态度寻求法治的现代化与民族化的结合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