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金瓶梅》作者——丁耀亢

丁耀亢（1599——1669），字西生，号野鹤、紫阳道人、木鸡道人，明清山东诸城（今日照市五莲县）人。是旨在借《金瓶梅》故事影射朝廷君臣忠佞贞淫的名著《续金瓶梅》的作者。他颇有才华，颖悟过人，工诗善文，但久不得第。曾随从大书画家、《金瓶梅》藏有者董其昌游走江南，归来后，取历代吉凶诸事，作《天史》10卷。明朝末年，国事腐败，弊政累出，对丁耀亢刺激很深。他在传奇《蚺蛇胆》中，借黄门之口，大胆抨击明代弊政和官宦陋习。“过于贾生支流涕，有如长孺之直戆”，心中的长期积愤，倾泄而出。     

一个不一样的西门庆

西门庆,无论是在《水浒传》中,还是在《金瓶梅》中,都是个人见人恶的角色．“好色”与“作恶多端”成了他的代名词。但人都是有两面性的,本文通过西门庆在《金瓶梅》中承担的商人、丈夫、父亲这三个身份,对一些细节进行分析,试图展现一个与世俗眼中不一样的西门庆。     

西门庆原型明武宗考

《金瓶梅词话》中西门庆的原型就是明武宗：作者依据易学理论及历史事实等，设计了西门庆的年龄，意在暗射明武宗；西门达、西门京良的命名，喑喻了“大庆法王”，即明武宗；西门庆之“藏春坞”，实为明武宗“豹房”的对译；《金瓶梅》中“会中十友”的情节并非虚构，它来源于宦官张忠自称与明武宗等为“十弟兄”的史实。     

史景迁和蒲松龄的"缘识"——以《王氏之死》为中心

史景迁是当今国际汉学界杰出的史学大师,在其史作《王氏之死》中,蒲松龄这个名字进入了读者的视野,《聊斋志异》的篇章也被数次采用。史景迁和蒲松龄的"缘识"决非偶然,而是有诸多因素做支撑。在《王氏之死》中,史景迁借助《聊斋志异》解读蒲松龄,并通过蒲松龄观察郯城社会现实。另外,史景迁整合《聊斋志异》的故事材料,使这一史著极具文学色彩,史景迁和蒲松龄的"缘识"也可以从后现代主义的视角作一解读。     

浅谈《红楼梦》与《金瓶梅》情节设置的相关性

同为“世情小说”，《金瓶梅》是肇始，《红楼梦》是以《金瓶梅》为起点发展起来的高峰。《金瓶梅》以描写西门庆家庭的兴衰历程为主线，把错综复杂的事件和人物有机地组织在一起，构成一个完整的艺术整体，并在故事情节的发展中穿插一些重大事件的描述，从而使故事情节显现出波澜迭宕的艺术效果。《红楼梦》明显地师承《金瓶梅》的这一特点，沿着《金瓶梅》所开拓的路子继续前进并且取得创造性的成就。     

纵有千般经商才难逃万劫不复运——从西门庆的暴亡看封建社会新型资产者的人生轨迹

西门庆是《金瓶梅》中的主要人物,他虽是纵欲的无赖、拙劣的官吏,但更是精明的商人。西门庆之死昭示了中国封建社会商人们的终极命运,即尽管他们有杰出的经商才干,也绝无成就事业的可能,其结局只能是纵欲而死。     

孽由自作:西门庆疾病生死释义

西门庆是《金瓶梅》中的主要人物，他由流氓无赖而成为巨商官绅，生活上花天酒地，荒淫无度，中年即死于“阳脱”之疾。文章对西门庆疾病生死从社会学及医学角度作了深入探究，并阐明西门庆之死是孽由自作，他的生和死折射出封建社会后期的腐朽与没落。     

众里寻他千百度——《聊斋志异》中的知己之情

知己之情,是历来中国文人士子普遍渴求的情结。蒲松龄在《聊斋志异》的一些作品中,也流露出对知音之赏、知己之感的渴望。作者将内心的孤愤寄托于《聊斋志异》的创作中。     

蒲松龄与酒

酒在蒲松龄的生活中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也对《聊斋志异》的创作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对蒲松龄与酒的研究,有利于丰富蒲松龄行迹研究和蒲松龄精神世界研究,同时,也对我们更深入地理解《聊斋志异》大有裨益。本文拟从蒲松龄的生活与酒、蒲松龄对饮酒的态度、酒对《聊斋志异》创作的影响这三个方面对此进行论述。     

休道欢娱处 流光逐晚霞－－论封建浪子的典型陈经济

陈经济是《金瓶梅》中一位封建浪子的典型，论者以为他是西门庆的影子，是继西门庆之后的另一刁徒恶少，作者借助这一形象深刻地揭示了末世封建地主阶级的腐朽本质及其衰亡的必然趋势，陈经济与西门庆的形象代表晚明变革时代两种不同性质社会因素，体现了作者进步的历史观，再现了特定时期新旧因素矛盾消长的历史真实。     

蒲松龄《聊斋志异》主导创作心态研究

《聊斋志异》是蒲松龄（1640-1715）用尽毕生心血创作完成的短篇小说集,是中国古代文言小说创作的集大成者,蒲松龄在《聊斋志异》创作的每个阶段,以至于创作每一篇作品时,具体的心态感受不可能完全相同,而人的内心又是最为深邃复杂的。所以为了更准确更全面地把握作品的创作心态,本文从蒲松龄的生平经历人手进行研究,将导致他心态变化的人生经历大致分为前后两期,并根据生平经历推断出《聊斋志异》创作时期的主导心态,以期为进一步研究蒲松龄的具体创作心态奠定基础。     

《金瓶梅》中潘金莲与李瓶儿之比较

《金瓶梅》中潘金莲与李瓶儿都是西门庆的小妾,但二者性格迥异,试从出身、性格、对待停娶的态度、财富、结局等方面比较二者的不同。     

孙锡嘏与聊斋文化的保护与传播

在蒲松龄著作的流传过程中,其同乡孙锡嘏功不可没。他亲自整理的《聊斋志异》手抄本,出自蒲松龄后裔,弥足珍贵;他抄录的蒲松龄文集,后被耿士伟编选为《聊斋先生遗集》,是《聊斋文集》的第一个印本;他抄录的蒲松龄诗集成为路大荒整理《蒲松龄集》诗歌部分的主要依据。在其所撰《聊斋志异》跋语中,孙锡嘏还对《聊斋志异》作了全面的分析和评价。在《聊斋志异》及聊斋诗文的保护与传播过程中,孙锡嘏可谓居功至伟。     

从《考城隍》看蒲松龄的仁孝思想

蒲松龄受儒家传统思想熏陶,虽困于场屋,屡试不第,但始终坚持仁孝治天下的理想,从《聊斋志异》开篇之作《考城隍》中我们可以看到蒲松龄的“仁孝”思想.     

从《金和尚》看《聊斋志异》的语言特色

蒲松龄用文言的体式创作出了《聊斋志异》这部辉煌的文学巨著 ,文言在这部小说中成了不可替代的文学语言。文章从《金和尚》为切入点 ,可以看出蒲松龄把文言体式与生活的神髓统一在一起 ,并对传统文言进行了有机的改造 ,使之焕发出新的魅力 ,为《聊斋志异》特定的内容和意境服务 ,从而达到内容与形式的完美统一。     

文言与《聊斋志异》——蒲松龄为何选择文言创作小说

明末清初乃至整个清代,白话小说以其通俗易懂、贴近生活的优点而虎踞文坛,蔚为大观。从《三国演义》、《水浒传》到《金瓶梅》、《儒林外史》,直至《红楼梦》的出现,古典文学由文而白的趋势毋庸置疑,但文言小说自宋以后便逐渐没落,至明清尤甚。而蒲松龄的《聊斋志异》却在白话小说盛行的时代,选择文言创作,并且重新赋予文言小说蓬勃旺盛的新生命,给枯竭艰涩的文言文注入了新鲜的血液。语言不仅是表达的工具,而且反映着生活方式、价值观念、文化传统的差别。一位作家选择什么样的语言形式进行艺术创作是一个不可忽略的问题。本文试图从蒲松龄的对士子身份的执著,文言文的文体特征,以及当时的社会创作环境等方面展开论述,揭示蒲松龄以文言文创作《聊斋志异》的背后意蕴。     

《金瓶梅》书名寓意新诠

《金瓶梅》是明代四大奇书之一，人们对其书名寓意的理解则歧义纷纭，归纳言之，约有五端。其一，书名是由西门庆所宠之潘金莲、李瓶儿、庞春梅各取一字组合而成。明代袁中道《游居柿录》云：“所云‘金’者，即金莲也；‘瓶’者，李瓶儿也；‘梅’者，春梅婢也。”东吴弄珠客《金瓶梅序》阐论尤深：“然作者亦自有意，盖为世戒，非世劝也。如诸妇多矣，而独以潘金莲、李瓶儿、春梅命名者，亦楚《祷杌》之意也。盖金莲以奸死，瓶儿以孽死，春梅以淫死，较诸妇为更惨耳。借西门庆以描画世之大净，应伯爵以描画世之小丑，诸淫妇以描画世之丑婆、净婆，令人读之汗下。盖为世戒，非为世劝也。”鲁迅先生《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亦直截了当地指出：“因为这书中的潘金莲、李瓶儿、春梅，都是重要人物，所以书名就叫《金瓶梅》。”其二，盂昭连先生《漫话金瓶梅》则认为，从象征的意义去理解，     

明代书函交际与《金瓶梅》叙事结构

书函交际是《金瓶梅》故事建构的重要载体，主导了以西门庆家庭为叙事中心的结构脉络，推动了世情小说全新建构体系的建立与成熟。《金瓶梅》书函语言及使用情境与明代日用类书所收录的供市民使用的书函具有极高的相似性，这为研究《金瓶梅》作者身份提供了新视角。在《金瓶梅》叙事建构中，书函交际具有私密性、粘连性与隐匿性三大特征。其中，私密性成为《金瓶梅》的结构基础，粘连性和隐匿性分别推动了《金瓶梅》显性结构与隐性结构的形成。书函的局限性则为反思《金瓶梅》所暴露的明代女性处境提供了新视野。     

浅论《聊斋志异》重构“本事”的救世思想

《聊斋志异》之所以被称为一部“动天地、泣鬼神”之作，就在于蒲松龄能够利用“本事”的身体躯壳而铸就自己的思想精魂。而这种思想精魂的表现之一，就是蒲松龄流露在《聊斋志异》中的深沉的救世婆心。     

蒲松龄的心路历程与《聊斋志异》的创作

蒲松龄在坎坷的人生境遇下发愤著述,写下了中国文言小说史上的集大成之作--《聊斋志异》。可以说他的情感生活、不同年龄阶段的创作心态都寄托在了《聊斋志异》当中。